刘强 | 人性之书：传世名著《世说新语》读法浅说之二

来源：作者：刘强时间：2018-02-12

　　编者按：2018年第1期，我们为“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设立了专辑，刊登了几位《世说新语》学者的文章，其中就有百家讲坛主讲人物——刘强先生的《灵性之书、人性之书、诗性之书 ——传世名著〈世说新语〉读法浅说》，此文由刘强先生在其新著《世说三昧》“自序”基础上修订而成。

　　鉴于此文的长度和读者的耐心，我们将其分为三部分，分三次在微信上发布，与读者共享。这周推出第二部分：《人性之书：传世名著〈世说新语〉读法浅说之二》。

　　《世说》作为一部“人性之书”，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它的分类是高度人性的。《世说》的三十六门分类，不仅具有“分类学”的价值，以至于成为后世类书仿效的典范，而且还具有“人才学”甚至“人类学”的价值，它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物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也浓缩了那个时代对于“人”的全新的审美认知和价值判断。我们知道，孔子论人，承认智力(或根性)上存在差异，曾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还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这里的“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者，所指其实就是“中人”。可见孔子是以“中人”为分水岭把“人”分成了三类。这也就是所谓“三品论人”的模式。

　　降及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特别开列了一张《古今人表》，对孔子的“三品论人”进一步细化，将古今人物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开启了“九品论人”的新模式，并直接催生了曹丕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三国时的思想家刘劭，又写成《人物志》一书，对人的内在才性进行细致入微的学理分析，成为中国古代人才学理论的扛鼎之作。

　　成书于刘宋初年的《世说》，正是受到汉末以来人物品藻和玄学清谈风气影响的产物，它不仅记载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同时也展现了那一时代对“人”的全新观照和理解方式。班固的“九品论人”模式，还只是诉诸伦理道德的功利判断，标准是单一的，眼光是静止的，结果是固定的，所谓“盖棺定论”，不可更改。而《世说》则“发明”了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对“人”的认知评价模式，将“人之为人”的众多品性分成自“德行”至“仇隙”的三十六门，加以全景式的、客观的展现和兼容式的、动态的欣赏。这三十六个门类的标题，都是当时与人物评价和审美有关的文化关键词，分散来看，各有其特色，合起来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个体的“人”的众多品性及侧面。从这个角度上说，《世说》既是一部展现众多人物言行轶事的“品人”之书，也是一部把“人”所可能具有的众多品性进行全面解析的“人品”之书——毋宁说，它是用一千一百三十条小故事塑造了一个复杂而有趣的大写的“人”!《世说》的这一体例创变，在我国人物美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可说是“划时代”的，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理解的宽泛和深入。

　　其二，作者的视角是客观的、多元的、宽容的，因而也是人性化的。尽管很多学者以为《世说》乃“成于众手”，刘义庆只是挂名主编，但结合刘义庆的出

　　身、履历、性格及生平思想，我以为，“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宋书·刘义庆传》)，且与名士、文人、僧侣多有交游的刘义庆，在《世说》的编撰过程中，其作用是决定性的，主编身份实在不足以概括其贡献，至少也应该是“第一作者”。我们虽然不能说刘义庆就是一个玄学家，但作为一个由晋入宋的文人政治家，在政治观念、文化趣味、哲学思想等方面，他都表现出鲜明的玄学气质来，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玄学气质，毋宁说是一种追求精神超越、生命自由的气质，所以在《世说》中，我们看到了儒、释、道、玄等诸多思想的交汇、碰撞、合流。顺便说一句，有玄学精神的人可能未必是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材，但一般也绝不是冷血嗜杀的残忍之辈。只要看看《政事》门的数十条故事，便可明了刘义庆认可的乃是宽厚仁慈的无为之治，而不是严刑峻法的苛酷之政。

　　唯其如此，刘义庆才能用超越自我和时代局限的“第三只眼”来看待世界、历史和芸芸众生。这只眼睛几乎可以等同于所谓“上帝之眼”，它明亮在历史之前，也烛照在历史之后，由于它有着某种常人稀缺的“神性”，因而才更接近于“人性”的本真。尽管三十六门分类暗寓褒贬，但作者的立场却是客观的、多元的、宽容的，是淡化道德判断而深化审美判断的。你甚至可以说，作者是无立场、无是非的，只要是人的品性和特点，优劣、雅俗、美丑、善恶等，作者一律“等距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不加主观评判，而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关键是——作者相信读者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早已揭橥语言作为“言道”“达意”工具的有限性。孔子也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以“信而好古”的他选择了“述而不作”(《论语·述而》)。顺此思路，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这样一种纯客观的“不言”“不议”“不说”的立场和视角，其实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谓的“道”。而这个“道”，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也就是所谓“言不尽意”。故庄子又说：“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在《世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充分的例子来证明，刘义庆是个看重“不言之教”的艺术家：

　　谢太傅(谢安)绝重褚公(褚裒，字季野)，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德行》34)

　　王中郎(王坦之)令伏玄度(伏滔)、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言语》72)

　　桓茂伦(桓彝)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赏誉》66)

　　刘尹(刘惔)道江道群(江灌)：“不能言而能不言。”(《赏誉》135)……

　　刘义庆大概深知“言不尽意”之道，或者，他自知是个“不能言”的人，所以才选择了“皮里阳秋”式的“能不言”。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价值中立”之视角，毋宁说是一种“大观”视角。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似乎不负任何道义的责任，喜怒哀乐、妍媸美丑，全交给他们去“扮演”，自己则保持“无可无不可”的心态，纯作“壁上观”。《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作者主观之“言”乃是“形下之器”，那么，将这种“形下之器”降低到最小值甚至彻底“删除”，无疑是明智之举，因为只有这样，一部充满“人与事”的书，才能最大限度地接

　　近“性与天道”。所以，我们看到，对待一个人格上有严重污点的人，只要他在某一特定瞬间的言行发出了人性的光芒，作者总能够报以同情的甚至是欣赏的目光。

　　刘义庆似乎要告诉我们：人是有缺陷的，人性是复杂的，但人又是可爱的，值得欣赏和同情的，人性的闪光之处是可以照亮现实世界的黑暗的。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作者不仅给那些历史人物掸去了时间的灰尘，也给道德减了压，给人性松了绑，这是一种“伟大的宽容”，也是一种大境界和大智慧!

　　其三，对女性才智的欣赏和发现。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历来对圣人的这句话，文过饰非、曲意解

　　说者多有，但大家都忘了，圣人首先也是个“人”，每次读到这句话，我总会产生一个想法——也许宅心仁厚的夫子吃过女人的亏，所以才这么出语轻诋也说不

　　定呢!西汉学者刘向撰有《列女传》，对历代符合儒家道德的女性予以表彰，引起后世史家纷纷效仿，这固然可算是一个创举，但以“三从四德”表彰女性，

　　还不如直接表彰男性来得干脆。《世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得不同流俗。《贤媛》一门看似推重女性之“贤德”，实际上是标举女性之“才智”，三十二条故事个

　　个精彩，可说是一篇微缩版的《女世说》，如此集中地赞美女性的才能智慧，意义真是非同小可。此外，像《言语》篇里的“谢女咏絮”，《文学》篇中的“郑玄婢引诗”，谢安称赞的“家嫂”，《任诞》篇中的“阮籍别嫂”“阮咸追婢”，《惑溺》篇中的“荀奉倩与妇至笃”以及王戎妻“卿卿我我”等故事，无不表现出一种崭

　　新的、不是“俯视”而是“平视”的女性观。这固然是魏晋之际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这又何尝不是刘义庆个人的女性观的投影?而对女性的尊重和欣赏，正是《世说》作为一部“人性之书”的最有力的证明。

　　遗憾的是，这种对女性才智的欣赏和发现，在后来的古典小说中被忽略甚至抛弃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中的女性依旧处于被贬斥、被丑化、被仇视、被清算的地位，直到古典小说的伟大名著《红楼梦》横空出世，旧道德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才遭遇到最有力的挑战甚至彻底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女清男浊”，甚至是“女尊男卑”。君不见大观园里的那些美丽女子，无不多才多艺，敢爱敢恨，个个是男人世界中难得一见的“性情中人”!可以说，《红

　　楼梦》所塑造的性情女子恰与《世说》所发现的才智女性一脉相承，遥相呼应。那个对女性的美有着深刻体察和感悟的贾宝玉，其实继承了热爱女性到“情痴”境界的荀粲、阮籍等魏晋名士的“文化基因”。杜甫诗云：“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义庆和曹雪芹，岂不是一对心心相印的

　　“隔代知音”?(未完待续)

　　刘强“世说”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