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探析

文/吴怀东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以下简称《秋日夔府咏怀》）是现存杜甫最长的诗，一百韵，一千字，篇幅宏大，而且是近体诗，排律，创作难度极大。清代学者卢世?就说：“此是（杜甫）集中第一首长诗。”（《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杜甫现存第二长诗是《北征》，七百字；第三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五百字，诗体都是五古。无论从篇幅、容量还是创作的难度来看，《秋日夔府咏怀》超过《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它是杜甫呕心沥血之作，毫不拔高。但是，在各种规模大小不等的杜诗选本中，《秋日夔府咏怀》都没有入选，《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却大都入选，成为公认的名篇，而在各种文学史教材中，《秋日夔府咏怀》几乎没有被提及；再从当今专题研究论文数量来看，讨论《秋日夔府咏怀》的论文甚少。其实，唐代其他诗人的创作中，篇幅与《秋日夔府咏怀》一样都超过五百字的长诗也不是没有，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八百四十字，《琵琶行》七百五十余字，韦庄的《秦妇吟》更高达一千六百多字，这三首诗字数或远远多于《秋日夔府咏怀》，或与《秋日夔府咏怀》差不多，知名度却都大大超过《秋日夔府咏怀》。杜甫这篇煞费苦心之作，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有何特色？为什么不如其他诗知名？这就是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

宋代学者黄鹤认为此诗作于大历元年，而赵次公、蔡梦弼以及清代注杜名家浦起龙、杨伦俱认为作于大历二年（767）立秋日，此时是杜甫羁旅夔州第二年，其说可从。诗题“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既是咏怀，也是奉赠，是借奉赠而咏怀。杜甫为什么赠诗郑审、李之芳？为什么在这首赠诗中，杜甫不说一般性的应酬套语，而是真诚坦露心迹？这与受赠者和他的关系密切有关。郑监，即郑审，当时为秘书少监，此时正谪居江陵（今荆州市江陵县）。郑审是杜甫挚友郑虔侄子，天宝十一载，杜甫在长安有诗《敬赠郑谏议十韵》。大历元年，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三）回忆早年与郑审的交往。杜甫还写了《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与郑审遥距唱和；在《八哀诗》怀念郑虔那一首中诗句“萧条阮咸在，出处同世网。他日访江楼，含凄述漂荡”，原注云：“著作与今秘书监审郑君审，篇翰齐价，谪江陵，故有‘阮咸’、‘江楼’之句”，提及与郑家两代人的友谊及与此时贬官江陵的郑审惺惺相惜之感。李之芳是《文选》著名注家李善之子李邕的族孙，李之芳尝任范阳司马，“禄山反，自拔归京师”，“广德初，诏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岁乃得归”（《旧唐书》卷八十《蒋王恽传》附），广德二年五月，被吐蕃放还，拜礼部尚书。永泰二年，转太子宾客；夏，往江陵迎双亲。李之芳是杜甫早年齐鲁之游就结识的老友，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诗中李员外即李之芳。诗寄给郑监、李宾客，显然还与杜甫下一步的行踪计划有关，杜甫确实于次年即大历三年正月携家出峡，三月至江陵。事实上，大历三年春，杜甫出峡到达江陵后，与郑审、李之芳颇有酬唱：杜甫有《宴胡侍御书堂》诗，诗下原注云：“李尚书之芳、郑秘监审同集，归字韵。”杜甫还有《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得过字韵》《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重泛郑监前湖》《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及《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等，可见彼此互动之热烈欢快。应该说，郑审、李之芳在当时虽非重要政治人物和杰出人才，却是杜甫最亲密的朋友，二人在志趣、人生感受上应该与杜甫也很接近，尤其是二人此时处境亦与杜甫相近，所以，杜甫与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彼此共鸣，才向他们尽情倾诉。

仇兆鳌云：“诗题咏怀寄友，是宾主两意。”（《杜诗详注》卷十九）所说并不准确。既然杜甫把向二位好友的赠答定义为“咏怀”，显然，杜甫向知己好友的真诚倾诉，所诉内容并非普通人交往所涉及的日常琐务，而是杜甫的复杂人生感慨，是知音之言，这正如李白的名作《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杜甫以“咏怀”作题，其实确认了此诗的基本内容和格局。咏怀诗，从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开其端绪，就奠定了基本体式，一是书写政治遭遇，抒发政治感慨；二是深邃、隐晦、含蓄。刘勰就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认为阮籍《咏怀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序》）；李善认为阮籍的《咏怀诗》“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注》）。南朝以来，咏怀诗成为诗人抒发政治感慨的基本诗歌体式，比如庾信的《拟咏怀》，李白的咏怀诗最多。杜甫之所以咏怀，则与他此时此地的处境与心情有关。杜甫激情洋溢，倾泻而出，形成如此鸿篇巨制，既可见杜甫与郑审、李之芳关系之亲密——无话不说，更可见杜甫创造力之旺盛和感受之丰富。其实，就杜甫生活的内容而言，夔州属于偏僻之地，远离政治，很难及时获取当下重要的政治消息，为什么杜甫反而创作力如此旺盛并创作出如此巨量涉及政治的诗歌？夔州江山险峻，信息闭塞，人地生疏，见闻有限，杜甫在此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卧病识山鬼，为农知地形”（《奉酬薛十二长判官见赠》），“针灸阻朋曹，糠籺对童孺”（《雨》），虽然“时任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柏茂琳待杜甫甚厚，杜甫在瀼西买果园四十亩，又主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还有一些奴仆……然而诗人的心情是压抑的，心境是悲凉的”。“天边常作客，老去一霑巾。”（《江月》）“兵戈与人事，回首一悲哀。”（《遣愁》）“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壮游》）四百年之后，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陆游旧地重游，对杜甫当时的心理有特别切实的体会：“少陵，天下士也。……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乎，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十七）陆游特别注意到杜甫此时此地与“阮嗣宗之哭”的共鸣。对一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极度关心政治和国家命运的人来说，脱离了政治，目睹着令人失望的时局，被封闭在“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的荒僻之地，其郁闷、烦躁、悲伤是可以想象的：“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听杨氏歌》）“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伴随着生活与心态的变化，杜甫在夔州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保留至今的杜甫作品统计，杜甫在夔州时期创作了四百三十多首诗，约占其现存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数量大增，“即事会赋诗”（《西阁曝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诗歌主题、风格、技巧也发生着重大变化，早年的理想主义、草堂时期的闲适精神消失殆尽，诗人创作中不断出现烦闷、悲怆、忆旧等主题。就从杜甫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而言，杜甫对自己的诗歌才能一直是十分自信甚至自负的，早年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在成都时期也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到了夔州，他仍自负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雕刻初谁料，纤毫欲自矜”“政术甘疏诞，词场愧服膺”（《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正因为环境的封闭，造成了杜甫强烈的压抑感，而当时杜甫的物质生活还过得去，且其身体不像后来流落荆湘时期那么衰弱，此时此地酝酿诗人蓬勃、喷涌的激情，与此同时，杜甫对诗歌艺术的掌握，到了夔州时期已是炉火纯青。两相结合，杜甫在夔州迎来了创作的大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夔州创作反映当时时事的内容确实很少，其最为突出的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表现夔州风土，反映自己在夔州的日常生活，另一类则是回忆早年经历，特别是涉及政治活动之经历和感受，这后一类从诗歌体式来说就属于“咏怀”诗，名作甚多，如《白帝城最高楼》《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壮游》《遣怀》《夔府书怀四十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立秋日创作《秋日夔府咏怀》后两个月，于重阳节创作了唐代七律之冠，也是千古咏秋诗之冠的经典《登高》。因此，理解《秋日夔府咏怀》这首诗内容与表达上的特点，必须联系杜甫当时的处境与心态，考虑《秋日夔府咏怀》与杜甫此时其他咏怀诗密切的内在联系。

应该说，《秋日夔府咏怀》是一首涉及政治主题的“大制作”，也是一首即景生情以表现自己现实生活处境的诗歌，是一个老人的感慨、自诉。相对于夔州时期其他咏怀诗的主题明确而集中、线索单一（大多追忆往事与人物，回忆当年耳闻目睹甚至参与的重大朝政活动），《秋日夔府咏怀》则更为丰富，气势宏大。这首诗篇幅长，涵盖的内容也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十个部分：第一部分，起首十二句“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乱离心不展，衰谢日萧然。筋力妻孥问，菁华岁月迁。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是全诗总序，“总挈夔府咏怀大意”（杨伦：《杜诗镜铨》卷十六），写封闭在夔州已三年，羁旅漂泊，触景生情，壮怀激烈。第二部分，十六句，从“峡束沧江起”到“野店引山泉”，歌咏夔州风物。第三部分，二十句，从“唤起搔头急”到“满座涕潺湲”，写自己既往夔州生活。第四部分，二十四句，从“满座涕潺湲”到“鸿雁美周宣”，评论安史之乱以来朝廷政治。第五部分，二十八句，从“侧听中兴主”到“佳句染华笺”，称颂郑、李二人。第六部分，二十句，从“每欲孤飞去”到“烹鲤问沈绵”，抒发寥落人生幸得二位好友关怀之感激之情。第七部分，二十四句，从“卜羡君平杖”到“倒石赖藤缠”，写其当下日常起居状况。第八部分，二十句，从“借问频朝谒”到“青简为谁编”，转写郑、李，希望他们抓住机会入朝为政，有所作为。第九部分，二十句，从“行路难何有”到“泽国绕回旋”，写自己打算出峡之缘由，意欲寻求佛法以终老。第十部分，十六句，重申出峡求禅目的。综合地看，此诗表现自己当下生活的艰难，表现了对朝廷政治之焦虑，对佛教解脱之企慕，同时，赞美了两位朋友的才华，从而含蓄地表达期望得到朋友之关怀，并对两位朋友政治上发展寄予厚望，而如此丰富的内容却能做到一气流贯，章法曲折，充分显示出杜甫感情之激烈、生活积累之丰厚、艺术创造才能之强大。故明人郑继之说：“长篇沉着顿挫，指事陈情，有根节，有骨格，此老杜独善之能，唐人皆出其下。”（《杜诗通》卷三十三引）酷爱杜诗的王嗣奭更不惜赞美说：“诗本咏怀，故详于自叙，而转换串插，妙合自然。唐人百韵诗自公倡，而句句峭拔，字字精彩，乃此公独擅之美。”（《杜臆》卷七）清初张溍也肯定说：“此杜集中第一首长诗，才大而学足以副之，故随意即事，转合自如。”“忽自叙，忽叙人，忽言景，忽言情，忽述见在，忽及已前，忽纪事，忽立论，过接无痕，照应有法。”（《读书堂杜诗注解》卷十四）

然而，有些论者也注意到，此诗内容相对驳杂，主题与线索并不十分清晰，既有对夔州壮美风景的生动呈现，也有对政治的关怀和忧虑；既有对自己艰难生活的描写，也有对朋友的鼓励和期待，每一种内容都可能是杜甫其他诗歌的专门主题，但此诗则将如此复杂内容融于一体，则实出于功利目的，就是希望郑、李二人伸出援手，世俗性限制了全诗的思想性。清人姚鼎评此诗说：“此诗后半，觉用意稍漫，颇有牵率处，前半则峥嵘萧瑟，分别观之。”“公老病途穷，身无所倚，托言将往求禅，实欲郑、李为之主人，然浅交难以直言，故意复郁塞。”（《今体诗钞》）清人鲁一同说得更直接、明确：“百韵大篇，故难处处精神，不无铺排敷衍处，然此体为少陵首创，又此诗承递有法，首尾不匮，选之以备一格。此篇终不及《北征》者，一则束于律体，二则彼时所感者大，此不过怆怀身世，系怀友朋，旷为大篇，终不到十分惊湛耳。近人或专誉此篇，吾不敢随人说好也。”（《鲁通甫读书记》）清人吴农祥也说：“公长律只此一首，初亦精紧，第结处衰靡，当分别观之。”（《杜诗集评》卷十三引）评论者都指出，囿于有求于人的实用目的，此诗内容“不过怆怀身世”，“不无铺排敷衍处”，近似一位老人的“絮叨”——“流寓之穷，故人之感，庙谟国事，夹见篇中”（李因笃语，《杜诗集评》卷十三引），不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推己及人，由自我的苦难见时代的苦难（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主题集中，且此诗评述时事，难免空泛，不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评述时事具有鲜明的指实性，因此，《秋日夔府咏怀》难以达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所具有的现实性、政治性和思想与艺术高度。清人李因笃就评论《北征》云：“大如金鹏戏海，细如土管候灰，上关庙谟，下具家乘，举隅而辞自括，繁引而气弥疏，可直追《三百》矣。”（《杜诗集评》卷一引）现代学者胡小石云：“《北征》为杜诗中大篇之一。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的领域，或写山水，或状田园，或咏边塞，较前此之幽闭宫闱低回思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亦当时诸家所不及，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两相比较，思想境界的高低就很清楚。再从表达来看，《秋日夔府咏怀》大量使用典故，造成思想隐晦；语意与词语使用难免重复，宋人洪迈就指出：“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捡者。如老杜《夔府咏怀》，前云‘满座涕潺湲’，后又云‘伏腊涕涟涟’。”（《容斋随笔》卷十四）张溍就指出：“‘不敢坠周旋’与‘泽国绕回旋’为重韵。”（《读书堂杜诗注解》卷十四）李因笃说：“人名太多，亦一病。此等虽不碍杜公之大，然今之学者贵得其谨严，必不可以斯借口。”（《杜诗集评》卷十三引）因篇幅过大，难免内容驳杂，不精练，不集中，如明人郑继之就指出：此诗固然丰富，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才华，“然诗亦不以此为贵，但可以为难而已。宋人往往学之，遂以诗当文，滥觞不已，诗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漫发凡于此云”（《杜诗通》卷三十三引）。其实，中唐人早就注意到杜甫类似长篇创作，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就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比较李白、杜甫的异同与高低，认为李、杜在许多方面都不相上下，只有一个方面李却大不如杜，即杜甫能够“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而最集中体现杜甫这个特点的当然非这篇“大或千言”的百韵长律莫属。白居易和元稹在诗学观念上基本一致，所以白居易才自觉学习杜甫而创作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诗歌。后来金人元好问却批评元稹的论点，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三十首》其十），认为杜诗的精华不在此处，用“碔砆”与“连城璧”尖锐对比，表达他关于长律不值得提倡的主张，显然也不太认可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综合而言，杜甫这篇呕心沥血之作，虽然创作难度极大，艺术水准很高，因为内容上、价值观上没有展示出他一贯的思想高度，没有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所以，受到古代学者的轻视甚至冷落。

尽管此诗的政治性、现实性、思想性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杜甫在此诗中所表达的感受与思想却是可以理解的。古代以及现代学者不太满意这首诗，从内容说，一个就是前面所论，他们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没有表现出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之情怀，杜甫更多只是倾诉个人生活的辛酸，而另一个就是杜甫在这首诗最后所表达的思想态度：放弃自己一贯的儒家信仰，转向佛教（禅宗）。对于第一点，我们完全不必苛求杜甫，他漂泊于夔州，生活艰辛，“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乱离心不展，衰谢日萧然。筋力妻孥问，菁华岁月迁”，所以，情不自禁，“陶冶赖诗篇”，值得同情。关于杜甫转向禅宗信仰，此诗最后明确表达要“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不过，如果联系杜甫此后的思想与创作看，杜甫并未真的放弃儒家信仰，他出峡后的创作显示出他依然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他至死都牵挂苍生社稷——“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由此可见，杜甫在《秋日夔府咏怀》中所述禅宗信仰只是一时念思而已。然而，就是这种思想倾向，确实与杜甫既往和此后的儒家信仰不同，从而导致学者们的不认可。不过，我们认为，杜甫这一刹那的念头，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谢思炜就认为：“尽管杜甫此诗表达了对禅宗真义探一究竟的意愿，但更重要的并不是他在南北宗（或者还要加一保唐宗）之间所做的选择（也许他始终并未做选择），而是随着时代变化和思想发展，他为禅宗思想所吸引这一事实。”“恰恰从杜甫开始，儒家思想的认真信奉者和实践者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做出回应。”其实，说白了，外在的社会环境事实就是禅宗传播之兴盛，而杜甫个人主体的因素则是苦难的遭遇所导致的心理和思想的变化。清人查慎行说：“此诗大意言衰谢飘零，功名未就，终乃归心于释氏也。世乱而不得中兴之佐，垂老而思为出世之人，是此诗前后关合处。”（《杜诗集说》卷十五引）遭遇了那么多生活的艰辛，杜甫原来真诚信仰的儒家思想（对于杜甫以及当时士人）一时失去了引领、维系心理之作用（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产生的根源），杜甫为求得心灵的安顿而情不自禁关注佛教，尽管不像他忧国忧民那样显得纯洁、崇高，但从基本的人道关怀角度看并非不可接受。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儒家思想虔诚的信仰者如韩愈大声疾呼，倡导儒家思想，排击佛老，其实，他们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中已悄悄地融入了佛教思想成分，这表明佛教思想迎合了社会精神活动之需要，而杜甫敏感的思想实践正体现了思想史的重要异动趋势。当然，从根本上说，古今学者对杜甫此诗的态度，实受中国独特政教诗学深刻之影响与制约。

作者：吴怀东，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唐诗流派通论》《唐诗与传奇的生成》等。

来源：《名作欣赏》2020年第4期，注释略，学术参考请查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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