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鲁迅晚年杂文欣赏（上）

来源：2020年第11期作者：张梦阳时间：2021-01-03

鲁迅一共活了五十五年零二十三天五小时二十五分。实在是太短了！以现在的标准看，是正当年富力强的中年，是英年早逝，谈不上什么晚年。但鲁迅确实比一般人老熟得多，文章和面相的老辣、成熟远远超过他的实际年龄。所以，林语堂早在1929 年《鲁迅》一文中就力赞鲁迅“充分的成熟性”，毛泽东则在1938 年的《鲁迅论》中称鲁迅为“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即使这样，像既往那样，把鲁迅1927 年10 月3 日四十七岁到上海至逝世作为后期尚可，称为晚年就过早了。如果一定要称晚年的话，1934 年至1936 年10 月19 日逝世，从文章和面相的老熟程度看，称作晚年还相宜。

鲁迅晚年的杂文，一直受到忽视和贬损。早在1937 年2 月，毕树棠就在《宇宙风》第34 期上发表《鲁迅的散文》，对鲁迅做出这样的评价：“在艺术上，他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了晚年，似乎已没有灵感了。”当代学者也有人认为：鲁迅后期文章“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则与他们的意见相左，认为鲁迅后期在艺术上是一步一步升上去了，笔调不仅婉曲有致，顿挫有力，而且愈加幽深、老成。晚年杂文则达到了老熟的极致。

我们可以从文章火候与深刻程度这两方面品鉴文章的老熟境界。

文章火候

古代科举考试前，看一个人能不能考中，内行人常讲“文章火候”到了没到这类话。这里的“火候”，就是品鉴文章的重要标准。

所谓“火候”，指文章是稚嫩还是成熟，以及成熟的程度，是否升华到老熟的境界。

不仅一般作家的文章存在是否由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鲁迅这样一开始就非常成熟的作家的文章也存在一步步更加老熟的升华阶段。

譬如拿1919 年发表的《自言自语》与1924 至1926 年写的《野草》做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进展。

且看《自言自语》第七篇《我的兄弟》，文章不长，全引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这篇《我的兄弟》，显然是《野草》中《风筝》的雏形，但与《风筝》相比，实在是太平直了。仅是平实的记事，没有委婉曲折的笔调和优美的描写。

《风筝》则婉曲、优美得多。开头就是：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语气沉郁顿挫，婉曲、深沉，“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像河水的漩涡一般，愈转愈深。显然比《我的兄弟》艺术得多了！

然后文气一转，由北京转到故乡绍兴，写故乡风筝的美丽。再一折，说现在自己“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开始了一段绝妙的文学描写：听觉上有“沙沙的风轮声”，视觉上则有“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出芽”的“杨柳”“吐蕾”的“山桃”，配以“春日的温和”。由听、视、感构成了一个现场环境，给人以极强的实感性。而其中“淡墨色”与“嫩蓝色”的色调搭配极为协调、亮眼，可谓是一位高明画家。

第三段，由风筝的美丽转到自己不爱放风筝，而弟弟爱放，又放不成。再转到想起久日已不见他，到堆积杂物的小屋去，踩毁了弟弟将要制成的风筝，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但最后胜利者转为内疚者，而且已无法弥补……

真是一波三折，一曲百转，回肠荡气，沉郁顿挫。从整篇的文气，到句子的婉转、画面的美旎，都跌宕起伏，行止有致。与1919 年的《自言自语》相比，大不一样了。

不仅是《风筝》，整本《野草》都运转着婉曲的笔调。写于1924 年9 月15 日开篇《秋夜》的开头：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一句开头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有人说这是鲁迅啰嗦，写墙外有两株枣树就行了，何必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呢？其实持这种论调的人，是对鲁迅文章的笔调缺乏理解。鲁迅故意绕了下圈子，是为了开篇就形成笔调的婉转，营造特殊的艺术效果。事实证明是很成功的。

鲁迅的前期作品，不仅《自言自语》，就是《热风》中《随感录》各篇也有笔调平直的现象。而1924 至1926 年写作《彷徨》《野草》时期，这种现象几乎没有了，在语言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特点是婉曲。不仅是《野草》，《彷徨》中的小说也是如此。例如《祝福》的开头：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

从少年时代就手把手教诲我的大散文家韩少华老师，对这个开头极为欣赏，多次让我反复品味，并说尤其那个“毕竟”二字最是有味，既加重了笔调的婉转，又使人预感到了小说的悲剧气氛与“我”的无奈。

对《朝花夕拾》中《藤野先生》的开头，韩师也极为叹赏：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开头一个长句，徐迂转曲，视觉感很强，富有诗意，为全篇定了调。韩师叮嘱须特别咀嚼那个“无非”。

所谓转折，其实就是吞吐抑扬之法。心中的郁结要以文字的形式吐出，又不能直吐，就必须琢磨抑扬顿挫的规律，从中摸索吞吐妙法。

我反复涵咏品味鲁迅文章数十年，感到鲁迅的文章有这样五个发展阶段：一、早期论文表现了一位年轻的“精神界之战士”激昂慷慨、意气风发的爱国情怀与超人锐气。二、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呐喊》《热风》时期尖锐、明白、大声疾呼，但略显直白。三、《彷徨》《野草》时期，徐婉转曲，色彩旖旎。“士穷而后文工。”兄弟失和，搬入差得多的砖塔胡同平房，跌入病苦交加的境地，尤其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只能静思的时候，鲁迅对文字的感觉倒更灵敏了。杜甫那般沉郁顿挫、内含情韵、曲折婉致的文字，正是从1924 年大年初三，即二月七日，着笔写作酝酿已久的《祝福》开始的。四、1930 年成为左联盟主斗志昂扬时期，《二心集》里面的文章机智而谨严。五、1934 年左联内部出现矛盾又沉入寂寞，也就是写作《且介亭杂文》及其二编、续编时期，色调似乎不像《野草》那么绚烂了。而其实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显出一种淡然的妙色：恬淡、超然，化为青烟，从急板和行板转入缓板，如进禅境，达到了老熟的极致。而非“没有灵感了”，“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鲁迅杂文后期在艺术上的确是一步一步升上去了，笔调不仅婉曲，而且愈加幽深；文气没有衰竭，而是越益隐蓄，老辣精深，升至文章的极致。

真正升华到峰巅的，我认为是鲁迅生命最后的子里写的六篇半散文，堪称绝唱。

据许广平所记，鲁迅生前曾把夏季大病之后写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另外放在一处，预备做《夜记》的材料，不幸遽然长逝没有编成。这四篇和4月1日大病前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一篇半，共六篇半，确实别有味道，应属鲁迅文章中最为老熟的佳作，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向文章更高境界的攀升。

《半夏小集》是一束议论性的杂感，九段短论，各呈一番风采和理趣，一、五、六是对话体，二、三是箴言体，四、七、八、九是随感体。文体腾挪多姿，富于变化；风格冷峻洒脱，蕴藉深厚；立论警策机智，尖刻诙谐。试将一节剥A 大衫的对话与《华盖集》中的《牺牲谟》进行一下比较，就会发现鲁迅晚年的杂文艺术的确更为清峻、简劲了，这里的几句话比那时的一大篇还要痛快淋漓！再拿四、七节的随感与《而已集》中的《小杂感》做一番对比，又会感到鲁迅晚年的杂文不仅更为峻拔，而且愈加丰厚、委婉、跌宕，不只限于哲理的凝聚，还展现“伟美的壮观”，增添了画面感和语言的顿挫、曲折之美。而文中所充溢的是更为炽烈的爱国热情，不甘做任何人奴隶的凛然正气，“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这也是生活”……》是病中生活的散记，写得散淡、恬静、随意，似乎连文章也进入了“无欲望状态”。然而又于平淡中突发令人警醒之语，关于名人也不能总耍颠的格言、盲人摸象的比喻、“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的警句，以及对把吃西瓜和抗敌硬联在一起者的反驳，都闪烁出只有鲁迅才有的智慧和理性。是的，即使在大病之中，鲁迅也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戚戚相关。

《死》是鲁迅大病之后写的关于死的杂感，类似遗嘱，又不算遗嘱。通篇沉郁、阴冷，令人有读但丁《神曲》、游历地狱的感觉，堪称是世界文学史上谈论死亡主题的经典之作。文后写给亲属的七条遗嘱，已成为最后的传世遗教，而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定，又令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其实不必非要寻找各种思路去理解不可，鲁迅就是鲁迅，是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和方式遗世独立的！如果符合人们的理解思路和思维框架，也就不是鲁迅了！

《我的第一个师父》开头一段：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拼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

起笔从容舒卷、沉郁悠婉。说“不记得……”正是随意的表现，不像论文那样引经据典，句句有出处，而是从容潇洒，随口一说。后面的“自然是名人”，是定语的倒置。鲁迅常用这种倒置的手法，表达舒缓的语气。据说鲁迅写完文章后，常在深夜里独自朗诵，听来好像与人谈话，我们不妨也可试试朗读一下这篇文章，就会感到鲁迅是极其讲究语气的缓急和音节的顿挫的，而此文似乎比以前文章的语气更为松缓、深沉，顿挫更为厚重、沉稳，这是因为更趋老熟了罢！再试与《且介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和《忆刘半农君》对比，又会发现这两篇与《朝花夕拾》中的记人散文相比，是更上一层楼了，但似乎不及《我的第一个师父》那般苍老、浑厚。尤其是三师兄面对他有老婆的嘲笑，来了个“金刚怒目”式的“狮吼”：“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更是惊人一笔。这真是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鲁迅的文章是越老越成熟，越老越奇崛了，怎么能说他晚年“文气接不上”了呢？

《女吊》是记述绍兴乡俗的杂感味很浓的散文，写于9 月19-20 日，一个月之后，即10 月19 日，鲁迅就逝世了。所以这篇文章透发出一股鬼气，然而这鬼，是一位美丽的女鬼，不令人恐怖，反引人怜爱，如鲁迅所说，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临终前以浓重的笔墨描绘这位美神一样的女鬼，是含有深意的，尽可细细去琢磨、品味。体悟会是形形色色的，但有一点恐怕能够形成共识，这就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会稽报仇雪耻的复仇精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了最彻底的贯彻，像火山一样喷出血红的火焰。整篇文章看似阴冷，其实比过去的所有文字都炽热得多！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也是品位很高的记人散文。前一篇似乎“散漫杂乱”，其实是老到的随意，不达老熟之境作不出来的。后一篇系鲁迅的绝笔，逝世前二日所作，未能完稿。而最后一笔写黄克强，即著名民主革命家黄兴在东京无视日本学监诫令“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人物的个性立即跃然纸上，活脱脱呼之欲出，充分显示了鲁迅抓细节写人的功力。极其遗憾的是，鲁迅未能着笔写他酝酿已久的表现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但从写黄兴这段文字可以推想倘若鲁迅这部是长篇的话，其中的人物会是多么生动！

倘能含英咀华地细细品读以上六篇半文章，就能把握三本《且介亭杂文》即鲁迅晚年杂文的精髓了。

当然，这仅是相比较而言，从大体上讲的，并非说其他文章就不重要了。

《写于深夜里》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审判和秘密杀人，被称作“童话”的几个场面，在看似平淡的“暗暗的死”的叙述中透出深深的悲愤，渍血透纸，感人肺腑。《白莽作〈孩儿塔〉序》，虽在后面的《续记》中说明是被人骗稿，但也反映出鲁迅有一颗多么仁爱的心，对白莽等左联五烈士的怀念有多么深沉，在那下着淅沥细雨的春夜里，于独坐中写出的文字真比诗还要美。

善于对文章火候进行细腻的揣摩与体悟，对“火候”有着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能够揣摩那个“咸酸之外”的味道，做出准确、中肯的判断，标志着一个散文家和散文研究家人生阅历与文学经验的深浅、老嫩。

深刻程度

文章的好坏除表现在“火候”中外，还体现在思想内容的深刻程度上。

鲁迅晚年杂文的深刻性简直到了令人战栗的地步！首先表现在他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的两篇杂文上。

1934 年5 月，黎烈文辞去《自由谈》主编职务，鲁迅也就不再投稿了。正好故宫博物院将《清代文字狱档》印出，已出到第八辑，引起鲁迅浓厚的兴趣，买来靠在躺椅上散漫地读，不觉大有所悟：原来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许多文祸是出于对皇帝的“愚忠”。于是起身，挺直坐在桌前，写了两篇很有意思的杂文。

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唯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做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1934 年6 月2 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又对此案做了如下评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于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由此想到即使才高如《楚辞》的开山老祖屈原，也只能发发“不得帮忙的不平”的牢骚；若是目不识丁的贾府中的焦大，则会被“塞了一嘴马粪”，终归脱不了“为奴”的牢笼。“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一针见血地扎透了不知自己奴隶地位者的精神穴位。

另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做到了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

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1935年2月24日夜，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

尹氏之拼命著书，其实不过想做一个道学家——至多是一个贤人，而皇帝竟与他如此过不去，真也出乎意外。大约杀犬警猴，固是大原因之一，而尹之以道学家自命，因而开罪于许多同僚，并且连对主子也多说话，致招厌恶，总也不无关系的。

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骨奴而肤主”，表面上是学士、文人，骨子里却是奴才，“品”不出最高的奴隶主——皇帝的本性，也“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 Q 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

究其实质，鲁迅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幼稚病：不懂得统治者的心理，也不知自己的奴隶地位。

自此，《清代文字狱档》成了鲁迅的枕边书，时不时拿起读读，有时还发出笑声。

其次是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明代野史，积思许多年后写的《病后杂谈》及其之余。

1934 年12 月，鲁迅生了一场病，脊肉作痛，盗汗。靠在躺椅或躺在床上，不愿动。内山完造夫妇来看望他，特地送来十尾“苏州鱼”，也叫“斗鱼”，请鲁迅靠在藤躺椅鉴赏这一缸鱼，看看那鱼的活泼姿态，给予他不少的欢喜。

鲁迅悠闲地靠在躺椅上，一边看着“斗鱼”游动，一边想着自己的文章，忽然记起来少年时代读过的《立斋闲录》、张献忠、永乐皇帝和历史上的酷刑……杂七杂八，思无禁区，看来生病还真有点“雅趣”。想得差不多了，就笔直地坐到桌前藤椅上，铺开稿纸，拿起“金不换”毛笔，信自写起来。这时，只有这时，才是鲁迅最为愉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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