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日本的时间只有十个月，丰子恺的留日题材写作为数甚少，故事也很平淡，比起不肖生、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诸人洋洋洒洒的同类题材写作来，显得很不起眼。然而，如果不以作品的数量与轰动效应论高低，就可发现，丰子恺的作品有着同类作品无法替代的价值与品位。

　　近代以降，随着东瀛岛国奇迹般地崛起，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历史性逆转，中国人看日本的眼光变得复杂起来，“小日本”的暴发户嘴脸与忘恩负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对它的反感，感情与理智，从此再也难以平衡。这种情形，在留日题材写作中有充分的反映：《留东外史》里中国浪子随心所欲地将日本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华武林高手一而再再而三地摆平东洋大力士;《沉沦》的主人公对日本女子又爱又恨的“怨妇”情结，对“祖国快强大起来”的绝望的呼唤;《行路难》里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势利的日本房东侮辱时，对“忘恩负义的日本人”的抢天呼地的痛斥;《东京》对关东大地震的幸灾乐祸……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岛国根性”的直接受害者，留日学子通过写作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终究是失态的表现，尽管它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某种真相，但与整体上的真实却相距甚远。这就是留日文学作品尽管为数众多，艺术精品却稀少的原因。在这个背景下，丰子恺的日本人画像不能不显得相当“另类”。

　　丰子恺给人的最大惊异在于，他能在中日两国关系极不正常的时刻，以正常的眼光观察日本，在非常的时空背景中写出人性的常态。丰子恺笔下的日本人，都是正面形象，而且对中国颇为友善，其情形就像《吃瓜子》里写到的那样：在赴日本的轮船上，“我”与一位日本人同舱，为解旅途寂寥，“我”打开一罐瓜子与日本人共享，“这是他平生没有吃过的东西，他觉得非常的珍奇。在这时候，我便老实不客气地装出内行的模样，把吃法教导他并且示范地吃给他看。托祖国的福，这示范没有失败。但看那日本人的练习，真是可怜得很!他如法将瓜子塞进口中，‘格’地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时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在地上，无处寻找了。他空咽一口唾液，再选一粒来咬。这回他剥时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陈列在舱中的食桌上，俯伏了头，细细地剥，好像修理钟表的样子。约莫一二分钟之后，好容易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郑重地塞进口里去吃。我问他滋味如何，他点点头说umai,umai!(好吃，好吃!)我不禁笑了出来。我看他那个阔大的嘴里放进一些瓜仁的碎屑，犹如沧海中投以一粟，亏他辨出umai的滋味来”。丰子恺与那位日本人相处，彼此似乎没有一点疏离感。这样的眼光，在20世纪上半叶紧张恶劣的中日关系背景中，可谓特殊之极。

　　丰子恺对日本人的好感中，有“东亚情怀”的因素，正如他说的那样：“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早在一千九百年前，两国文化早已交流。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民比欧美人民更加可亲。”(《我译〈源氏物语〉》)然而，在两国交恶的背景下，“东亚情怀”还能有如此的亲和力，就不能不归因于他的特殊人格性情了。这一切在《东京某晚的事》里有形象的演绎。文章叙述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凉爽的夏夜，几个中国学子相约出来散步，途中遇着一位伛偻的日本老太婆，搬着很重的东西，老太婆向他们求援，学子们不愿扰了雅兴，纷纷躲避，避开后却失去了原先的那份从容和安闲。之后，作者一直为这件事萦扰，思索良久，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太婆的错误，在于将陌路当家庭，将陌生人当作家人，“但假如真能像这老太婆所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这老太婆就并不悖事，并不唐突了。这该是多么可憧憬的世界!”

　　这就是丰子恺，“博爱”到近乎迂阔的丰子恺。是的，一个内心慈善宽博的人，是不会将世界打量得过于黑暗的——即使这个世界真的很黑暗，对人性之恶也不屑做入木三分的揭露，这毫无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寇大举入侵中国，中国的“抗战文学”不遗余力地将日本鬼子妖魔化的时候，丰子恺仍在提倡那种“没有乡土，国界的界限”的“人类之爱”，提倡“以仁克暴”。其根底，是佛家的“护生”理念，正如丰子恺所说：“我们的爱，始于家庭，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全人类都是他的家庭》)这种“护生”理念，在丰子恺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难怪听说左翼作家曹聚仁扬言“护生漫画”可以烧毁的时候，性情温和的丰子恺立即起急，连呼“不可，不可!”，断言“此人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

　　这样的人格性情，决定了丰子恺对人生的观察总是着眼于正面，充满同情的理解，决定了他不会偏锋走笔，过分地夸张或丑化。在《缘缘堂随笔集》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坏人”——那种由政治道德激情模压出来的反面人物，当然也看不到一个“英雄”——那种叱咤风云、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一切都按生活的常态显示。这种眼光也许不能穿透人性之恶与人生的变态，却更符合生活的一般真实。

　　凭着这副纯正之眼，丰子恺看到了其他留日学子不容易看到的东瀛生活的真实。那个总是令中国学子想入非非、神魂颠倒的人情世界，到了丰子恺笔下，变得平平常常。凭画家训练有素的眼光，丰子恺一眼发现了东瀛女子身体上的破绽，足以消解郁达夫的东瀛女子身体神话：“日本女子最缺乏当模特儿的资格，因为那岛国的人身材异常的矮小……而矮的地方全在两条腿上。平时穿着长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去还不讨嫌。等到脱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画室的台上，望去样子真是难看，只见肥大的一段身子，四肢短小如同乌龟的脚。”(《绘画的技法》)这个发现虽然很煞风景，却不乏“拨乱反正”之功，有助于人们认清东瀛女子的真正魅力所在。

　　丰子恺面对东瀛两性风俗时的坦然眼光，让人相信“柳下惠坐怀不乱”这种事情并非不可能，并且这样的风俗具有纯正的审美价值，请看以下的描写——

　　日本女子的服装结束，就不及中国这般严密。她们的胸部露出，通行赤足，而且不穿裤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何等的放浪!但在日本人视为当然。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乘车，车厢里拥挤得很，和许多人站在车尾的月台上。车在某站停了一停，正要开动的时候，一位妇人急忙地跑来搭车了。她的一脚跨上扶梯，车子已经开动。她的呼声不能被驾驶员听见，她的跳车技术又不高明，她终于从车梯上翻到路上，两脚朝天，大风吹开她的裙子，把她的下体向月台上的群众展览了。这在异国人的我觉得又惊又奇;但看站在月台上的日本人的态度，似乎惊而不惊。他们大家喊“危险”，而没有一个人取笑她。我想这未必是他们道德高尚的表示，大概是司空见惯的缘故吧。除了服装以外，日本人的盛行洗浴也是使女子身体解放的一原因。他们的浴池，不分男女;或虽分男女而互相望见。他们把洗浴看作同洗面一样的常事，自然避不得许多……我有一次去访问住“贷间”的朋友，在门口连打了几声招呼。里面发出稔熟的女主人的答应声。我推门进去，原来女主人正在门边的小间里洗浴，这时候赤条条地开出浴门来，用一手按住了小腹而向我行鞠躬礼，口中说着“失礼”，请我自由上楼去看我的朋友。我的惊奇使我失笑了。(《日本的裸体画问题》)

　　丰子恺笔下的日本人，几乎都同“艺术”发生点关系，他们或者是音乐研究会里的先生、学员，或者是洋画研究会里的模特儿、画家，而且都有良好的品质和教养，没有“小日本”通常令人反感的毛病。这个事实内含这样一个单纯的“子恺式”的逻辑：热爱艺术者天性必定善良，“艺术”与“宗教”，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记东京某音乐研究会中所见》讲述一个近乎“乐盲”的上了年纪的医科学生，经过半年的苦学，终于入了音乐之门。这位乡下出生的医科老学生，利用课余的时间到一家音乐研究会学小提琴，仅仅是为着平生缺乏艺术修养，甚至决心到音乐最发达的德国去深造。“我”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他能成功，因为他“全然没有音程观念，没有手指技巧，没有拍子观念，又没有乐谱知识”，觉得这是一个“可怜的无自觉的妄人”;然而事实教育了“我”，经过半年刻苦的训练，他居然上了轨道，作者不由发出感叹：“这个可怜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经断定他是永远不能入音乐之门的，不料他的毅力的奋斗果然帮他入了音乐之门。”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的“自我超越”的故事，作者的写作用意非常清楚。文章一开始就引一篇署名“向愚”的描写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勤学苦干的精神”的文章，最后又援引了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中的一段话：“日本国民在过去六十年中的伟大成绩，是日本民族的光荣，无疑也是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任何人读日本国维新以来六十年的光荣历史，无不感觉惊叹兴奋的。”然后发挥道：“我想，这个‘灵迹’大约是我在东京某音乐研究会中所见的医科老学生及向愚先生所述的帝大学生之类的人所合力造成的。”

　　这篇作品表明，即使是丰子恺这样极具超越精神的博爱主义者，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命运，其爱国之心，并不逊色于那些摇旗呐喊的革命家。对于中国读者，这位医科老学生，无疑是一位很好的“启蒙”教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反思自己。然而丰子恺的可贵在于，即使是将日本人作为启蒙的“工具”，也决不随意篡改他的面目。借用一个过时的文学术语，那位“医科老学生”不愧为一个“典型”。他并不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抽象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造型。丰子恺以写生高手的眼光和手腕，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刻画得孔穴分明：“其人身躯短小，脸上表出着多数日本人所共有的特色：浓眉、黑瞳、青颊、糙皮肤，外加鼻尖下一朵胡子。他的脸上少有笑颜，态度严谨，举止稳重。”那刻画生动的纯朴、憨直、坚毅的性格，不正是日本“乡巴佬”的典型表现吗?

　　相比之下，《林先生》显出更纯粹的艺术品位，整篇作品在怀旧的气氛中展开：整理旧书时，一册旧乐谱封面上的几行神秘的英文诗，勾起了作者温馨的回忆，我们跟着作者，一起来到东京春日町小胡同里的一家小小的音乐私塾，亲耳聆听那位毛发蓬松，性情孤独而古怪，手指上长着十张螺钿的林先生美妙无比的演奏，领教他那高超的音乐传授技术，还到那间除了乐谱、贝多芬的照片和写有那首神秘英诗的壁饰之外一无所有的卧室，听他谈论对人生与艺术的见解，感受他的孤独和充实，平凡与超拔，贫穷与富有，单调与丰富。

　　《林先生》只有短短数千字的篇幅，有关这位孤独艺人的身世，我们除了知道他毕业于日本的音乐学校，又到德国留学，回国后十年来一直在这条小胡同里以音乐为生以外，没有别的更多的消息。因此，《林先生》有足够的空白，可以让人发挥想象，给出多种解释。那首告诫世人“别让人知道你的内心”的英诗，给整篇文章笼罩上一片神秘的气氛，作者没有揭开林先生的最后隐秘，隐秘却在读者心里丰富地展开。通过这位孤独的仙人，人们可以窥见这个“以和为贵”、讲究“人情美”的岛国的另一面，了解日本人特有的“安分守己”的本性，领略日本艺术家特有的“职人”气质(指那种精益求精的匠人职业操守)，当然，还可以感受到东瀛岛国浓郁的艺术情调和日本人对艺术的热爱。显然，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和灵感，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时候我从他手指上的十张螺钿看到他那细长的手，筋肉强硬的擘，由于长年的提琴负担而左高右低了的肩，以及他那不事修饰的衣服，毛发蓬松的颜面，几乎不能相信教课时那种美丽的音乐，是这个身体所作出来的。我便想象，他的身体好比一架巧妙的音乐演奏的机器，表面虽因年代长久而污旧，里面的发条、齿轮、螺旋等机件都很齐全、坚强而灵便，是世间上无论何种真的机器所不及的。又想：人间制作音乐艺术，原先是为了心灵的陶冶，趣味的增加，生活的装饰。这位先生却摒弃了一切世俗的荣乐，而把全部生涯贡献于这种艺术。一年四季，一天到晚，伏在这条小弄里的小楼中为这种艺术做苦工，为别人的生活造福。若非有特殊的精神生活，安能乐此不倦?于是我觉得这个毛发蓬松的人可爱，这双粘着螺钿的手可爱。

　　这是留日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日本人画像，能与之媲美的，大概只有鲁迅笔下的藤野严九郎，不能不叫人惊叹纯正的眼光和中锋用笔的力量。谷崎润一郎非常欣赏这个人物，称“这东洋的奇人风貌，用著者的笔致传出，尤觉得非常的适宜”。比较一下同类题材的写作，就更清楚了。《留东外史》洋洋一百多万言，登场的日本人无数，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的，几乎没有。平江不肖生虽具高超的写实手腕，也有足够的日本生活经验，但由于缺乏纯正的艺术心态，加上大众的低级趣味的推波助澜，不免将日本人大大“妖魔化”，如椽之笔浪费大半。名噪一时的《沉沦》，除了让人看到一个性压抑的、过分自恋的“自我”，并没有提供别的更多的内容，其中的日本人，都是“印象派”式的涂抹，除了东瀛少女那双含情脉脉的大眼和性感的身体，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陶晶孙笔下的“东瀛女儿国”尽管写出了地道的氛围，却因过分地“东洋化”而失去审视的距离，反而给人以“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而只有短短十个月留日经历的丰子恺，却凭着博大的生命情怀与纯正的艺术心，真实地写出了日本人的可爱与可敬，给阴暗混沌的留日文学增添了温暖明亮、弥足珍贵的一笔。

　　作 者：李兆忠，著名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