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一生中，除了与朱安的婚姻不幸外，就是兄弟失和这件事对他打击最大了，而在这件事的各种传言和说法中，同样也与女人有关。

　　祸从天降

　　林贤治在《人间鲁迅》中写过这样一番话：“鲁迅不会是个幸福的人。”“幸福意味着完满，他却残缺不全;幸福包含着欲求，他却充满绝望。对于他，与其说是为光辉的理想而奋斗，毋宁说是为沉重的负担而生活。”这段话，写得很入味，因为它在所谓的革命家、战士的雄伟形象之外，鲜活地呈现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烦恼人生。

　　关于兄弟失和，首先得从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字条入手。字条上信息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人间鲁迅》的作者林贤治使用了这个材料，可惜却没有就此展开分析和评述，也没有深入挖掘兄弟失和这件事的原原本本，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周作人写的这个字条，很值得玩味，尤其是其中的“我不是基督徒”“安心”“自重”等字眼，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事肯定与女人或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有关。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尚难确定，因为鲁迅本人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将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剪去了关键的10个字，所以只剩下坊间流传的几个版本了。

　　周作人与鲁迅

　　鲁迅非礼弟媳

　　流传最广、最符合字条内容的版本是“非礼说”，即鲁迅“窥浴”和“听窗”说。信息来源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学生章廷谦，又名川岛，他曾目睹周氏兄弟大打出手，他曾经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他随即补充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

　　与这一版本相印证的是，作家台静农曾对作家舒芜讲过：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

　　上述材料显示，鲁迅看兄弟媳妇洗澡的事，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

　　不过，如何看待这个事呢?这其中还是有点学问的。因为按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来说，鲁迅这个大伯哥，也太不对了，怎么能这样对待兄弟媳妇呢?太有伤风化、有失体统了，周作人翻脸绝情完全情有可原。

　　可是不要忘了，周氏兄弟都留学过日本，羽太信子又是日本人，当事三人应该都不陌生日本男女混浴的习俗，即便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已经公开禁令不得再男女同浴。换句话说，在日本，男人看女人洗澡，就跟男人看男人洗澡一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现在世俗的观点，日本人咋能这样开放不知羞耻呢?据说这样的疑问早在1856年美国总领事哈里斯也曾有过，他甚至这说：“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的国民，为何会做出如此有伤大雅的事情?”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吏回答说：“正因为有了这种暴露，才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因为神秘和难以发泄而累积的情欲。”

　　其实，也不止日本，男女同浴的风俗在德国、俄国都有，美国的迈阿密海滩还专门为男女同浴开辟场地。不仅外国，就是中国的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也都有过这样的习俗。世界之大，人类的习俗之多，经见得多了，也就不会那么狭隘了。

　　既然当事三人都了解这个习俗，那为何还要闹意见呢?有位作者分析到：羽太信子嫁给了中国人，她这个外国人要适应中国家庭，于是不得不以中国人的习俗来要求自己。那么，面对弟媳洗澡这样的场合，大伯哥当然要回避。她以为鲁迅是中国人，应该知道这个起码的规矩;而鲁迅呢，因为留学日本，面对日本人，当然按照日本的文化习俗看问题了。于是，两个国家的一家人都从对方的生活文化背景、民族习俗习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矛盾和误解就这样发生了错位。

　　论者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就像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写到男主人公偷窥房东女儿洗澡一事一样，被偷看的女孩，完全不在意，笑着跟父亲说刚才的一幕，而那个中国留学生则吓得没脸活似的逃跑了。至于“听窗说”，如果不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鲁迅，实际情形，很可能是晚上鲁迅有什么事去找周作人，结果走到后院发现屋里灯已灭，犹豫了一下折回头往回走，而此时周作人夫妇恰在行夫妻房事，听到了鲁迅的脚步声。这等事，在一个大宅门里，发生的概率，应该说不会太低。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当时双方也都没有计较，一个小尴尬而已嘛。但是后来矛盾渐深，尤其是发生口角冲突时，这事就被提起来了。吵架嘛，各自都会挑最有利、最能置对方于死地的事儿说呗。

　　当然了，必须要清楚，以上解说是建立在“非礼说”成立的基础上，而如果“非礼说”并不存在，以上那些评述就都是废话了。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清官难断家务事

　　关于兄弟失和，还有另一个流行版本，那就是“家庭矛盾的经济说”。

　　信息来源包括：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曾在文章中说，兄弟失和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鲁迅的母亲曾对人说过，大先生对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借贷。

　　鲁迅自己曾对许广平说过，羽太信子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过日子不节约，对管家等仆人缺乏管教。甚至还气不过地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后来鲁迅还借文章署名“宴之敖”来表达对兄弟媳妇的愤怒。因为“宴”字，从门(家)，从日，从女;“敖”字，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据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回忆，鲁迅的妻子朱安曾经很气愤地向人说过，羽太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鲁迅和三弟周建人，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作为鲁迅和周作人的好朋友，川岛和郁达夫都认为兄弟失和，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周氏兄弟的挚友许寿裳说，兄弟失和坏在周作人的妻子身上，因她讨厌鲁迅，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周作人1964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曾表示大体认同。

　　归纳上述说法，也就是兄弟失和源于家庭矛盾，而矛盾的起源主要是用钱问题。这种说法之所以获得很多人认可，是因为每个中国家庭多多少少都有

　　过类似经历，也是人之常情。

　　其实可以这样设想：作为家中的老大，鲁迅自有一套生活理念，看到家庭开支过大，入不敷出了，自己就要去借贷，时间一长，当然会对掌家的信子说上几句。长兄如父嘛，传统中国有这个理儿。信子呢，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而且不辞辛苦地管理包括仆人、租房户在内的一大家人，身体还不时有病，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但不被理解，反而遭到埋怨。时间一久，自然心生怨恨，气不过时难免指桑骂槐，也难免产生分家、另立炉灶的念头。尤其是鲁迅所在的教育部经常欠薪的那段时期，兄弟俩的收入有了大差距，这种念头就更迫切一些。于是，对自己老公吹吹枕边风，愿望也就达成了。

　　一些鲁迅的朋友和鲁研界的专家们，动辄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羽太信子，说她如何歇斯底里，如何挑拨离间，这种说法实在有些爱屋及乌，也可以算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偏见。家庭矛盾的产生有很多时候连自家人都说不清，外人又怎能准确裁定孰是孰非!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朴素的道理不需要多解释。况且，羽太信子不能写文章，自然也就无法为自己辩诬，仅单方面之辞，作为理性的学者实在不好给人定罪。

　　关于鲁迅的兄弟失和，还有几种说法，包括鲁迅与周作人早就有矛盾，例证就是鲁迅在东京时因为周作人不上进挥拳打了他;鲁迅曾拆看了周作人的私信，导致周作人自尊心受到伤害;鲁迅与羽太信子在日本时已经谈了恋爱，与朱安结婚后只好让弟弟填补空缺，例证是千家驹在读鲁迅日记时发现一句“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这些分析或许有道理，或许还有待考证，暂且作为一种说法让它们存在吧。

　　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

　　罪魁祸首是鲁迅

　　假定“非礼说”和“家务事”中的任一说法成立，那么，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究竟根源在哪里?这里不妨直接给出结论，全部罪责都在鲁迅那里。这个结论，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不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吗?为什么还将问题归结到鲁迅身上呢?

　　不错，问题就出在鲁迅身上，这倒不是说因为鲁迅“窥浴”“听窗”和管教信子花钱无度，而是说，鲁迅从小就生活在大宅门，应该早就见识过家族妯娌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家道中落，陷入贫困后，亲身经历了家族人分家时的丑恶嘴脸，他自己不也在文章中说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后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么。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买下八道湾这个大宅院，让整个家族的人都凑在一个屋檐下，吃在一个锅里呢?他不知道兄弟怡怡在各自成家后就会发生变异吗?他不知道距离才能产生并维系美吗?他不是在思想上决绝地反传统吗?为什么生活上却又那么传统?他如果不买大宅院，就不会撞见兄弟媳妇洗澡或云雨了，也不会过度操心别人家请日本医生和大手大脚花钱了。

　　是的，作为周家的长子，鲁迅太在意这一身份，太想恢复故家的传统，尽管这一切他可能都是无意识的。所以在他和周作人离家去日本留学时，他们曾单纯地约定：“三兄弟是很要好的，将来永不分家，谁有钱，大家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这种兄弟情谊，在三人未成家前当然可能，但是当他们都各自组建家庭后，是不可能维系的。然而，鲁迅还是要努力坚持，努力构建一个他理想中的和谐的周家大宅院，结果却事与愿违。

　　所以说，鲁迅的兄弟失和，直接导火索可能是因为羽太信子，但是根源毋庸置疑地在鲁迅这里，是他思想里无法克服的传统毒素，遗憾地毁灭了他们兄弟间的情谊。

　　作者：商昌宝，文学博士，独立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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