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教授访谈录

来源：《名作欣赏》2021年第4期作者：时间：2021-05-12

彭玉平，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中文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词学史、诗文评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著有《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诗文评的体性》《唐宋词举要》《人间词话疏证》《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等（《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均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词学通史”首席专家。相关学术成果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龙榆生韵文学奖特等奖、夏承焘词学奖特等奖等多次。兼任中国词学会副会长、广东中国文学学会会长等。

杨阿敏：请您谈谈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及中小学学习经历？

彭玉平：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一般的家庭，我的祖父做点小生意，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母亲基本上没有工作过。父亲在供销社当副主任，在计划经济时代，这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小时候虽然说不富裕，但是也不挨饿，日子比左邻右舍还是好一些。我的母亲当时不工作，但是她会在一些时候，比如说中秋节了，要做月饼了，她就去糕饼坊帮忙，拿一点零时的工资。我母亲多才多艺，她不认识什么字，但是她听听就懂，锡剧、越剧这些她都会唱。她也曾经当过地方的妇女主任，当时分管的是计划生育，给人解释国家为什么计划生育，因为好多乡下的百姓不大能理解，她一讲就讲几个小时。所以我的母亲是一个虽然没读过书，但是感悟能力特别强又精明能干的人。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是会计，已经退休了。

现在我的网名叫岳家巷人。我的老家在溧阳的县城里，现在叫溧阳市。县城里就有一个叫岳家巷的地方，那是典型的江南巷子。我们读戴望舒的诗，这是一条悠长悠长的雨巷。20世纪80年代前，大概跟戴望舒说的有点相似，当然没有那么美。但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两边也有些木头的二层楼的房子。因为城市扩展的原因，以前这个地方在郊区一点，现在完全在城区。由于我父亲工作变动，我并不是出生在岳家巷，而是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当时全家去了茶亭公社，我的父亲担任茶亭公社供销社副主任。全家一开始就住在茶亭街上，但是那个时候我父亲一个人工作，又有三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然后想到就在离街道不远的、大概三四里路之外一个叫刘家村的地方临时建了两间房子，靠在别人搭建的屋子旁，叫披屋，其实就省了一边墙，我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有什么特点呢？村的东南方向，有一条从天目湖过来的河流蜿蜒流过，我小时候夏天经常在里面游泳。村的南边就是一座山，这座山叫面前山。江南的土地都很肥，山上种了很多的桃树，包括一些农产品，非常丰富。我在那个地方一直待到差不多10 岁，所以从小是在小山村里长大，也感受到了童年乡居的这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虽然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富裕，但是那种简单的快乐我在童年有过深刻的感受。后来随着我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全家又回了岳家巷。童年加上少年的这一段乡居生活，在我的生命体验中成为一段不可重复的日子，因为它的不可重复，恰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比如说我在小山村里面学会了一门方言，我的老家是说吴语的，但是那个地方是说河南话，我现在不会讲，小时候的邻居们见了我说，你当年的那一口河南话说得非常标准。也见识了很多淳朴的农民，也有许多小时的玩伴。后来因为我回到城里，上了大学，东奔西走，跟他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我先是在公社里面读书，后来到县城里读书，我读书的地方一直叫溧阳县，大概在20 世纪80年代的后期才改为溧阳市。小时候文科成绩是天然好，什么叫天然好？语文、历史、政治，其实这几门课都不大听，但是这几门课怎么考，我都考得很好。数学或者叫算术，我虽然很认真地听，却考不好，所以我想我可能注定是属于文科的。文科不学自通，理科怎么学也难通，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初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上语文课，因为讲的内容我都懂，所以就不大爱听，上课就玩。我的同桌他在玩一个什么橡皮筋，上面套着一支铅笔，能自如翻转上下，玩得不亦乐乎。我说你这怎么玩的，教教我，他就教了我，结果被语文老师发现了。我们语文老师就对着另外一个学生说，某某同学，你上课怎么在玩呢？然后这同学很委屈，他就说彭玉平也在玩，语文老师说，你能跟彭玉平比吗？他不听也懂的。这个话我没有记忆，是前两年与初中同学见面以后，他亲口告诉我的，我觉得很愧对他。

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对诗词的感觉慢慢地就强了。表现在哪里呢？第一是写作文经常喜欢引用几句诗歌，老师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引用诗歌，有些语文课上教过，有些没教过。我喜欢翻一翻这些，有一个唐诗宋词选本，因为我父亲喜欢买书，诗词都在里面，当时记忆力比较好，我看了以后就能记住，写作文的时候偶尔就来一句，老师就经常表扬我。然后在我读中学的不远处有座石头山，记得叫小金山，我想有两件事情能够证明我跟诗歌的这么一个因缘，或者说有点像诗人。石头山，它炸了以后中间有个很空的洞，平时没怎么去，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读一本书，里面就讲到了联句，联句就是一个人一句，也可以一个人两句或者更多，联合起来成为一首完整的诗歌。当时我对联句的规则其实也不大了解。我就叫了三个同学，加上我四个人，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跑到山洞里面去，四个人就一人一句，写了四句诗，这四句诗我一直到上大学都还记得，但是现在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因为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但是这个行为我记得。

另外一个就是在高考前，因为很烦学校总是利用休息日补课，就约了另外两个同学说，今天国家规定是放假，补课考试是不对的。小时候我还是有点锋芒，考虑问题的时候，个人的东西考虑多一点，规则的东西考虑少一点。然后三个人就买了十瓶啤酒、二十根油条，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是我买的，当时我的经济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就到附近的大溪水库，大概中午到，我们就在那儿学古人。我们知道，古代酒与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李白有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陶渊明为了酒去当官，为了尊严又不去当官，但无论怎样，喝酒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要务。那时候就觉得我算是一个初步的文青，虽然还没有能够写出很优秀的作品，但是有一种内在的情怀，就是要过那种诗人一般自在自由自得的生活。在大溪水库，三个人把十瓶啤酒喝掉以后就全部醉了，二十根油条也吃完了。印象中我以前没有喝过酒，结果，三个人就在水库的大坝上，从下午一直睡到了大概六七点钟，也就是夕阳西下，还有一点点光的时候，三个人陆续醒过来，然后摇摇晃晃地向母校走过去。这个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虽然没有写诗，但是诗人的这种狂放，这种借酒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应该还是有一种模仿的想法。这是我的中学时光，朦朦胧胧地向往诗人的生活，很幼稚地来模仿联句的方式，这两件事情在我的高中时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老师经常表扬，以至于表扬到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因为每次作文被表扬的基本上都有我，我的文章作为范文来解析的时候也非常多。小学的时候作文其实也受到过表扬，我记得大概二三年级，我的语文老师姓葛，叫葛蕴春，是常州下放的知青，她教学很有一套。我们去春游，回来要写一篇作文，我用了一个词“你追我赶”。葛老师在课堂分析的时候就说，你看你们有许多的成语都还不会用，彭玉平已经会了，不仅会了，而且在作文当中已经用了，而且用得非常形象。小时候一点一滴的表扬，现在看来对我在中文方向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杨阿敏：在南京师范大学的四年，您是如何度过的？在大学期间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与事？

彭玉平：我1983年上大学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还叫南京师范学院。其实当初我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1983年中文录取我所知道的最低分是498。南京大学为什么没录取我？原因是我的班主任建议我说，班上有好多人填了南京大学，你就不要挤了，我们是很好的一个班。你填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挺好的，他说那些大学毕业以后都是做大学老师。我那时候不懂，就觉得那就去上海吧，就填了华东师范大学。反正当时我抓到中文系就填，最后一个志愿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结果当年江苏省有个规定，你只要填了本省的师范类院校，在录取志愿里又填了服从，那么你的档案就出不去。我们班上也有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的，分数也比我低了很多。南京大学只要498 分，我比他高十多分，去南京大学的中文系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别人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很高兴，只有我是一脸的沮丧。当年南师大中文系招了120个人，我的分数应该不是第二就是第三，只有一两个比我高的。

接到通知书不高兴，但是读着读着还是高兴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南师大中文的实力其实比南京大学还要强，一批大师都在那里。比如说研究词学的唐圭璋先生，包括他的一些门生弟子所构成的一个团队都在那里。研究古代文论的吴调公先生，研究新诗的吴奔星先生，等等。所以我在南师越读觉得越安心，甚至读出了一种自豪。尤其是我对诗词感兴趣，那么良好的一个诗词教育氛围，很快就吸引了我。比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虽然也有古文、话本、小说，但是老师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讲诗和词。所以我在南师大应该说接受了相当专业的中文教育，尤其是诗词教育，这对我的职业选择，对我兴趣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南师大期间，课堂上的事情我就不说了，有这么几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第一，我们班上曾经组织去过采石矶，在安徽马鞍山，据说是李白捞月去世的地方，虽然这个说法没有历史的依据，但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所以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感觉到可以这么近地走近古人，尤其走近的还是李白。第二个事情，我们曾经去过南京郊区的栖霞山，我记得是秋天，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枫叶像燃烧一样，很震撼。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文学的，为什么？因为我对自然界的变化反应特别大，我特别容易沉浸在自己接触到的一些自然当中。若干年以后，我曾经去马来西亚旅游，在一个小岛上，半夜里坐在那里听海，你说我为什么要去听，我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很享受这样的时刻。一片片金色或者说是红色，让我内心里面特别地沉醉、特别地迷恋。

另外一个就是，我感受到了一种敬畏学术、敬畏学者的风范。上大学的时候，唐圭璋先生因为年龄大了不上课，他有一次回到中文系做讲座，当时应该有80 岁左右，非常消瘦清癯的模样。南师大的中文楼是一横一竖，像个T 字形的两栋建筑，两栋建筑之间有一个楼梯可以过去。我亲眼见到当唐圭璋先生过来的时候，他的学生，已经近70 岁了，站在楼梯的两边，双手贴到自己的腿部，恭恭敬敬地迎接老师。我想这就是古风。当时我也很震撼，唐先生的学生近70 岁了，满头白发，站在旁边，头还是略微低一点，双手放在胯关节这个地方，见老师。这种敬畏真的让我刻骨铭心。

第二个事情，我曾经去过吴调公先生家，吴先生是研究诗词、古代文论的名家，我记得他的客厅挂了四个字，叫“诗情画意”。隶书写的四个字方方正正的，横竖都是两个字。这个字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黄养辉教授写的，我还有印象。然后我就去他的书房，像图书馆，书多得不得了。在他的书房里面看到有一根悬下的绳子，一根绳子下面打了一个圈，说实话，形象有点令人生畏，不怎么好看。后来我就问吴先生，这个是干什么的？他说因为整天伏案工作，颈椎很疼，所以挂个绳子把下巴往上吊着继续工作，这让我觉得既震惊又震撼。

老辈学者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呢？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勤奋一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个人治学，要说天赋有多高也谈不上，但是勤奋两个字，我一直觉得问心无愧，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与在南师大我的亲见亲闻有一定关系。

唐圭璋先生家里我也去过。我记得是一个冬天，他已经不大能够行走，但是你要问他，我想找一本什么样的书，他马上就告诉你，这本书在哪个架子第几排，大概什么位置，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书是真读了的，所以他的记忆才会如此的深刻。所以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就是买书是要读的，除非你做藏书家。我现在买书，当然有的不一定会细读，但是至少我会把我有兴趣的地方认真读一下。

大学时候经历了一个系统的中文教育，尤其是诗词方面给了我很多的营养和滋润，对我以后的职业发展应该说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杨阿敏：在安徽师范大学读研期间，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导师是怎么指导您学习的？导师之外，您与刘学锴、余恕诚等其他先生应该也有所接触吧？

彭玉平：先回答后面的问题。读硕士的时候应该说与前辈交往比较拘谨，两位先生不是我的导师，我见过他们，也简单地打个招呼，但是接触的比较少，他们有的时候做讲座，我会去听一听，仅限于此。倒是与他们的老师辈宛敏灏先生有过交往，老先生写过《张孝祥词笺校》《词学概论》等，到他家里去过两次。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是跟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国忠教授一起去的。当时他已经80 多岁，自我介绍以后，他当然首先表示欢迎，第二方面就是说，你有兴趣研究词，可以对南宋词多下点功夫。因为他用了很多的心思去做张孝祥，所以希望对诗词有兴趣的人，多做一点南宋词的研究。他当时在给黄山书社写《张孝祥词笺校》，正在收尾。当时的安徽师大校区背后是赭山，前面是镜湖，就是张孝祥在芜湖工作的时候，组织人力把它开掘出来的。所以宛敏灏先生研究张孝祥，也有这么一个地域的因素。

我当时报考的导师是祖保泉先生，第一次见他很敬畏。我进去以后导师就变成祖保泉、梅运生两位先生，祖保泉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名家。我当时在安徽师大读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学，我是文艺学专业，中国古代文论方向。诗词是他们主要的一个专业方向，我听的诗词课也比较多，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聊天，听课的方式多种多样。两位老师，尤其祖保泉先生，会填词，会书法。梅运生老师我没见过他填词，但是他研究清代的词学是很有成就的。我主要的学术领域在词学，如果说在南师大的这段时间，是在中文的体系化的教育中开始侧重诗词的话，那么硕士阶段，应该是把诗词的理论和文献的功底，打得更好了一些。

我的两位老师应该说都是老派的学者，非常讲究文献功夫，但是两位老师又同时是研究理论的，所以也非常讲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现在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说，包括有人问我对学术研究有什么看法，我始终认为文献跟理论是两个翅膀，都不能偏废。如果缺乏理论，那么文献你只能读到它最基本的意思，它的引申义，它的相关意义，或者说跟其他相关涉及的组合，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没有文献的功夫，理论可能会跑偏了。文献就好像是砖头、泥沙、木头，理论就好像来架构这个房子，你得有观念，你得要有一种前瞻感，你搭出来的房子要比别人好看，那么这就需要理论。两位老师都告诫了我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几十年来，虽然我的学术领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并重文献和理论，这是我坚守的。比如研究王国维，我就先做了一本《人间词话疏证》，研究况周颐，我也先做了一部《蕙风词话疏证》，这个书没有做完，现在还没出。我每到一个领域，会对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下一番功夫。因为我很清楚，对基础的文献没有深度的全面的体系性的认知，相关的理论研究，是找不到落脚点的。

这也是我的老师反复强调的，我也不能做得都让老师满意。我记得当时的硕士论文做的是陈廷焯词学研究，我交稿晚了，梅运生老师催我，我总交不了，他已经有点生气了。稿子交上去以后，他看完表扬我了，说你虽然晚交了两个星期，写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导师祖保泉先生看完以后对内容还是肯定的，你的文章有你发现的材料，也有你自己的看法，这是很好的。但是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文风，文言不文言，白话不白话。你以后如果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哪个编辑会看上这样的文章呢？你不可以把文言的写法融入论文的写作里面去，你应该写得文通句顺，自然畅达，这就是论文语言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我觉得当时对我还是有棒喝作用的，为什么要加个“当时”？因为实际上我的文风到现在也没改掉。

我写的《中山大学学报》编后记，里面白话文文言文也是交错在一起的。我其实受俞平伯的影响较多，当时我就很佩服他的这种文风，所以不知不觉就往这方面来写了。老师当时的教导长期在我心中，但是弟子不敏，所以一直也没有把老师这个话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好好地贯彻下去。这种文风，有的编辑习惯，说写得很好，也有编辑提出过意见。好像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特色似的，我倒无意去坚持自己的语言风格，而是说语言习惯形成了，要改比较难了。

我大概属于勤奋，但也不属于特别勤奋的人。人不笨，也没有聪明过人。我觉得这么多年能够坚持到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学术没有走弯路。我觉得我的方法，现在自信是对的，兼重理论与文献。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能够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觉得与这个方向方法，不偷懒，也不笨，是有一定关系的。

杨阿敏：博士阶段，您在复旦大学师从王运熙先生，王运熙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请谈谈您对王运熙先生的认识？

彭玉平：王先生真的是一位非常纯粹的学者。我说的纯粹至少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他一生都做的是一个学者的本分。从早年的乐府民歌研究，到唐代文学研究，再到批评史的研究，他一辈子的学术领域虽然有转变，但是也彼此有关系。除了从事学术研究之外，他没有去做别的与学术无关的事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第二，王先生的兴趣除了学问，对其他都没有兴趣，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第三，王运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希望大家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这两年我虽然担任了行政职务，人家喜欢喊我彭主任，我说你千万不要喊我彭主任，你叫我彭老师就可以了。主任是一个阶段，老师才是一辈子的。我也要向我的老师学习，做一个纯粹的本色的学者，这也是老师非常让我敬重的一个地方。

我报考复旦大学，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因为我当年想上的是北京大学，但是高考没考上，硕士又因为种种原因去了安徽，博士我就想这次怎么也得考北大，但是北大的博士好考不好考我不知道，那就先考复旦试一试。结果当年有五个考生，听说我是第一名，导师又是王运熙先生，所以我当即就决定，不去考北大了。跟着王运熙先生在复旦大学攻读学位，那是我的荣幸。所以我很快就转变了这个想法，然后就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鉴赏的对应研究。大家可能很奇怪，工作那么多年，好像没看到你的博士论文出版，我的博士论文确实没有出版。原因有多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我的学术兴趣转移到了词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或者鉴赏的对应研究，其实主要是文论的范畴。一个人的精力，没有办法来分解。而且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因为博士论文写的不到十万字，在我看来问题还很大。所以总想等我把手头的项目做完，行政卸任以后，或者退休以后，再来打理我的这篇博士论文。

我甚至想，“后记”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我肯定会这样说：如果说这是一本我的博士论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它与博士论文的差距，意味着这本书如果要出的话，几乎是我重新写一本。第一是当时写得不完整，第二因为南下以后转到宋代方向，然后又转到词学研究方向，不断地在变换学术领域，好听点说是不断地在拓展，不好听点就是说兴趣经常转移，所以博士论文放下以后，就一直没有用心去捡回来。但是我想一定会捡回来的，只是什么时候能够捡得回来而已。

博士论文没写好，也谈不上经验，只能说我当时读书读的是那种资料汇编式的比较多，没有读原典，现在看来这是有问题的。看这些资料汇编的一个好处，它能够把一些相关的、近似的理论放在一起，比如说创作编，那就是关于创作的理论，创作当然也会说到鉴赏，批评也会说到创作。我在读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发现，比如说杜甫是一个诗人，但是他写过《戏为六绝句》，那是论诗的；李清照是个词人，但是她写了《词论》，那是论词的。苏轼诗词文各方面都很好，他的文集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诗词文的一些观点。所以在我印象中，创作与评论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还记得当时读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批评家都是作家客串的，也就是说他的本位是作家，批评是次位。这些对我要写创作与鉴赏的对应理论研究形成了直接的影响。

选题想好了以后，就找王运熙老师谈，老师当时就肯定了，他觉得这个题目是可以写的。他说比较契合中国古代文学跟文论的实情。因为在古代专职的理论家其实不多，刘勰写的《文心雕龙》了不起，但是你看《梁书·刘勰传》上怎么说的：“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是一个一等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在当时他创作的声望比批评的名气更大。《文心雕龙》一开始是不受重视的，因为当时沈约名高望重，刘勰希望得到沈约的重视，就扮成货郎的模样，等沈约出行的时候拦住沈约，然后把这个书献上去，这就说明刘勰的文学理论在当时的接受是比较坎坷的，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文字，都很感慨。而他创作的名声真是名闻遐迩，“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高等级的作家，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文字，才会找他来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你看司空图，诗歌写得不错，而《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都是从创作里感受到并提炼为理论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应该有创作的体验，而且大量的批评文献，也说明了一些作家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很多会涉及创作体验。没有创作体验，他的批评可能就没有根底，没有特色。这是我确定这个选题的重要原因。

我的建议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学古代文学的学子，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或者博士。首先，一定要并重文献和理论。文献读不懂，你的判断就会出问题；没有理论，文献在你的手上活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一段很好的文献，在一个学者那里能变成一篇精美的文章，在另外一个学者那里可能就变成了一堆没有生气的材料。有了理论，可以让材料活起来、飞起来。那么换句话来说，青年学者如果不重视文献的话，你飞在半空落不到地，那一阵风可能把你连同你的文章都吹走了，也就是你的文章可能立脚不稳，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有可能岌岌可危。这是我对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的希望，这也是我自己长期坚持的一条路。

其次，我希望年轻的学者准确把握好你准备介入开垦的学术领域。比较好的学术领域是很有价值的，但实际上关注不多。这是最好的，但这等于是天上掉馅儿饼，你不一定能够发现。如果你要介入学术史上非常丰富的一个领域，你得要小心。为什么小心？因为那么多名家学者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过，你现在要进入这个领域，假如说你不能超过前人，你何必进入这个领域？不是不能介入，而是对一个人的研究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第一，你要把学术史往前推进，要拓展。第二，你对学术史中的问题，要非常敏锐。第三，要树立自己的一个观念体系，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只能贡献少数几个观点，不能构成观点的体系的话，你在这个领域始终难以成为一个大家、一个名家。所以寻找什么样的学术领域，这一点要三思。

杨阿敏：教学在当下似乎不如科研受重视，您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在教学上，您既是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曾获全国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授课也十分受学生的欢迎，您是如何准备教学工作的，请谈谈您的教学经验，及对当下教育的观察与思考？

彭玉平：首先要纠正你一个问题，现在的教学可以说是受到了空前重视。比如说各种评估以及申请人才计划的表，有关教学的内容比以前要求多了很多。比如说你培养学生的情况，主讲过什么课程，申请过什么教学研究的项目，这都是一些重要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原来跟科研相比，不构成一个平等的地位，现在构成了一个平等的地位。所以现在对教学的重视，应该说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教育部提出了“以本为本”这个口号以后，高校更抓紧了本科教学。学校不仅对老师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还有学生评估、督导听课等，都是为了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另外晋升职称先有一个教学评估，如果教学评估过不了，你的研究论著再多，也没有办法晋升职称。应该说你的问题以前是存在，以前确实重科研不重教学，现在教学、科研应该是并重了。

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有良好的科研成果，不断地提升教学的内涵，不断地探索教学的方法。一个只会讲课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一个只会科研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能够在科研方面做出很大成就，又能把对科研方面的体会和研究深入浅出地在课堂上展现出来，这样的老师应该是最好的。我本人一直很向往这个境界，当然我也做得很一般。

现在大学里面要治水课，什么是水课？口才很好，大家听得都很好笑，但是没有专业内容。还有的人，很有学问，原典一段段引出来，但是学生听不懂，没有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这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我本人是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委员的身份更多的是与系主任的身份有关系的。也就是重点大学或者985 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或者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委员。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和授课有关系，确实偏重于教学这方面。在大学里，我应该属于老教师，在中山大学都教了26年。只要有教学，我一点都不敢松懈。我的课经常是安排在上午9点开始，我一般7 点多就到了工作室，要讲的内容，我会把它串讲一遍。另外有些字词的读音读不准的，我会查。我为什么讲了很多年的内容，还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课堂教学必须是连贯的，如果讲得断断续续，学生就走神了。如果把知识体系，讲得非常连贯，学生想走神都不行。所以为了把课堂教学讲得连贯，我一直都在上课前用足功夫，哪怕这个课我讲过很多遍，也不敢有任何的大意。

这两年因为行政的原因，给本科生上课很少了。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我还是坚持给中文系大三的学生开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个学期第一堂课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很有感慨地说：这才是我应该站的位置。这句话内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大量的时间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写报告，也就是这些公务的事情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以至于我不得不在一段时间远离了课堂，但是我的内心十分牵挂课堂。所以有了机会我还是要回到课堂，尤其是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我觉得那才是我最应该站的位置。

我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我想第一方面就是承蒙学生厚爱，这句话一定是要讲的。第二，就是我自己从来不敢松懈、轻视任何一堂课。第三，我一直想把一堂课的学术含量跟语言的深入浅出结合起来。第四，我一直想把每一堂课上成一个连贯的有体系的课。我也跟老师们说，如果你上课学生看手机走神，当然有学生的原因，但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你有没有把课讲得深入浅出，有没有学术的含量，有没有把这堂课说得非常连贯，如果做不到这三点，就不要抱怨学生走神，这是我对课堂教学的思考。

杨阿敏：2003年您就被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已经有十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作为博士生导师，您是如何指导学生读书治学的？

彭玉平：我2003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到现在已经18年了，招过的学生应该也有17 届，已经毕业的有接近40 个博士。这些博士里面，有不少在高校工作，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有的担任了文学院院长。我曾经写过一部《倦月楼论话》，就是因为每年新生来了以后，都要跟他们讲怎么读书，怎么关注学术史，怎么寻找到题目，怎么来处理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分歧，怎么写初稿，怎么写提纲，摘要怎么写，关键词怎么写，写了初稿以后怎么来修改，最后怎么定稿。每年这样讲我总觉得有重复，干脆就把这些有关论文写作的要素，写一个类似于诗话的片段的言论。我的语言习惯是，如果一下笔是文言的话，下面就接着写文言；如果一下笔是白话，就接着写白话。我写就是为了让学生细致地读。

有一次凤凰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编辑向我约稿，我说我没有文章，我最近写了一篇这个东西，文言文，大概八九千字，你有没有兴趣？结果他拿过去一看有兴趣，这可能是近年《古典文学知识》发的唯一的一篇文言文。后来“中国文体”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我想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博士生导师都把这个文章转给自己的学生看。对于里面的一些观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有非议的，也许有非议没跟我说。我指导博士生的基本思路，都在这一部《倦月楼论话》里面。

杨阿敏：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您也认为自己“其实就一读书人”，生活中自然就离不开买书、读书、藏书，请谈谈您的这些经历？读书也是人文学科治学之基础，您曾说自己研究的所有论题都是在读书中读出来的，如何能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呢？

彭玉平：我原来概括自己的生活：读书、写书、教书。现在我觉得这三个概括还不完整，还有第一项，叫买书，买书当然也就跟藏书放在一起说。买书是我的爱好，无论是现在经济相对比较宽裕的时候，还是早年经济比较窘迫的时候，看到自己喜爱的书都会毫不犹豫地去买。20 世纪80年代的后期，我曾经去过一趟北京的琉璃厂，在那里看到了大量我想买的书，还都是老价格，很便宜。我记得当时是买了两大纸箱的书，我剩下的就是回来坐火车的车票钱，还有大概可以买几个面包，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买书上去了。

现在我家里有一个书房，小一点。单位有个工作室，有个更大的书房，这个书房藏书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但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买书少了，受赠的书多了。学术界的各位朋友，认识不认识的，他们出的书，有时候会寄给我，让我学习。跟以前买书不同的是，以前买的时候都是要看的，现在赠书多了以后，有的就来不及看。这也是我一直很愧疚的，尤其现在有行政事务，看书应该说是更少了，看这些新书更少。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人，为什么这句话说得心安理得。因为我如果几天不读书，就觉得很颓废，心里面挺慌。能够安静地不被打扰地读书，是我生命中的幸福时光。所以我觉得自己是适合读书的，我读书也不厌倦，很快乐。发现了材料，写成了文章，那种快乐无以形容。

我一直要求学生，你如果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走学术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的。有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昨天晚上想了两个题目，我一般不让他说下去。我说你昨天晚上想了两个题目，我不想听，你得告诉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从这个书里面发现了什么问题，然后你来跟我讨论，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我希望你的所有问题是在读书过程中发现的，这样的问题才可能是真正的问题。不是你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大概想一想这个题目可以做。你今天想到天花板，明天想到窗外，思绪没有一个落脚点，因为你没有读书。

我自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我自己写的一些论文，就是在读书过程中的不断发现。比如说我写过一篇王国维的境界说，我本来没想写，研究王国维花了10年时间，但是我写王国维境界说的文章是很晚的，就是因为我没有读到新材料，我没有读出新感觉，这个文章我是不写的。后来读王国维全集，我发现了问题。王国维早年翻译过《日本地理志》，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就叫“境界”，它解释日本的境界是指什么呢？东边到哪里，南边到哪里，西边到哪里，北边到哪里。所以王国维最早用的境界就是边境之界。稍微晚一点，他又翻译了一本书，算术方面的，里面说代数的境界，代数与什么的境界，也就是说这个领域是这一块，那个领域是那一块，这两个领域相交叉的这一部分，叫境界。这就从一个地理的概念进入到一个知识的境界。后来他写《孔子之美育主义》又说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王国维境界说的发展，我就理得很清楚，从地理学的境界到知识的范围，再到审美的状态。读了王国维的全集，自然这个文章就读出来了，就写成了，如果你不读书，永远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的读书跟治学的经历真的是密切相关。

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尤其是你进入到一个领域以后，你要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摸得差不多，对学术史了解得差不多，才知道学术史曾经关注过哪些问题，解决过哪些问题，留下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你的读书过程当中，时时相遇，会产生新的问题。有了新的问题，你的文章自然就出来了。

杨阿敏：作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编，在工作中应该审阅了不少的论文，请从期刊编辑者的角度，谈谈您在审稿中常遇的一些问题，以及论文选题、写作和投稿等方面的建议？

彭玉平：当主编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还一直兼着系主任，中文系是个大系，也是个老系，系主任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忙碌。学报换主编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之前我也推荐了一些人，但是最后学校决定让我来当主编，我很意外。而学校的决定我必须接受，同时因为这是一个学术职务，我想想还是愿意接受的，虽然会更忙碌一些。自己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当一个主编，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为学术服务，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我对自己可以胜任这个主编也有一定的信心。对学生的学术或者论文，我可能是个苛刻的导师；当了学报的主编以后，我可能是个苛刻的主编。苛刻表现在哪里呢？有许多编辑同意和外审通过的文章，最后还是被我否掉了。我并不是随便否定的，而是有些文章不具备格局。比如说有些题目太小，要把它变成一篇比较有规模的文章，那里面就有很多非学术的，或者学术含量不多的文字，我就不大想用。

有些考证文章，我会格外苛刻一些。考证有没有价值？肯定有价值。但是我想《中山大学学报》在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学报里面，有一定的地位。只是简单考证出一个结论，可以在别的地方发表，不一定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曾经有编辑跟我说，我们《中山大学学报》要发表什么样的考证文章？我说要发表的考证文章，需通过一个事实的考证，带来一种义理的变化。也就是这个考证，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带来了历史怎样的变化，带来了对历史认知怎样的变化，即如果不能带来这种义理变化的考证，我觉得就是一种单一的考证，也就是说没有跟理论结合。你如果带不出理论来，我觉得考证的价值是有限的。所以考证的文章发得不多，大概是这些原因。

还有一些文章，材料挺好，但论述得过于平，就会让作者修改。或者有些文章提出的观点挺新，但是材料不足以支撑这个观点的时候，也要修改。所以在《中山大学学报》发一篇文章，有时候作者修改要半年甚至一年以上，要跟编辑来来回回好几次。我跟编辑说，你们不要没有耐心，因为一旦发表，白纸黑字，那是要留在学术史上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份职业。我们也许苛刻一点，但是苛刻不是为了情感，苛刻是为了学术的严谨。

我确实看了不少的论文，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主编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看到一篇写得很棒的文章，会很高兴，会很兴奋。以前这种感觉是只有我自己写了一篇满意的文章，才会很高兴很兴奋；现在是我看学报的文章，看到来稿里面有特别水平高的，我也很高兴。我想这大概是进入了主编的角色。

我当了主编以后，每期都写一篇编后记。据我所知，全国重点大学的学报，写编后记的，好像就我一个人。现在进入第三个年头了，我也觉得很为难，很不好写，虽然是这么个两三千字的文章，但要求其实很多。首先，得认真读文章；第二，要发现问题；第三，要懂学术史；第四，自己要有判断。每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是抓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老实说中间也想放弃，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估计还是会坚持的。到哪一天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但是我觉得那天应该还是很遥远的。我的编后记可能写得水平会有高低，但是我会尽全力把它坚持写下去。

编后记里面其实有不少地方，就是从编辑的角度来对优秀文章的一些特点进行点评。有些纯粹是表扬的角度，有些对于观点的创新性，会特别拈出来，有些是指出文章里面提供了哪些非常重要的材料，有些论文是在体系性方面有怎样的突破。我曾经在朋友圈发编后记的时候写过这两句话：“一篇编后记，捻断数根须。”从事某个职业，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现在让我当主编，我不想得过且过，我也不想做个名誉主编或者挂名主编，我是亲力亲为的，通读全稿，而且要在通读全稿中能够发现问题，能够发现学术方向。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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