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为了庆祝大连理工大学文学伦理学研究所的成立，我想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人性概念结合起来讲。“人性”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概念。目前学界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在讲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时把“人性”概念提出来，谈谈自己的观点，同大家一起讨论，供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他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应用其专有术语解读文本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分析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复杂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解剖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分析伦理选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不同的伦理选择中寻找道德启示。文学伦理学批评涉及许多理论的问题和概念术语，今天重点讲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选择理论与人性概念。

　　现在讲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及主要观点。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它是在自然选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中，自然选择既是理论前提也是哲学基础。自然选择指的是生物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自然现象。自然选择是达尔文提出的关于生物进化机理的学说。在《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中，达尔文指出，现存的各种生物都是经过进化而来的，是生存竞争中优胜劣汰的结果，即自然选择的结果。从古猿到人的形式上的变化，既是人进化的过程，也是人自然选择的过程。自然选择是从古猿到人的生物进化过程，也是人获得人的形式的进化过程。通过进化的方法，古猿在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完成了形式上的改变，随着自然选择阶段的结束，人这个新物种出现了。

　　人的出现，标志着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束和伦理选择过程的开始。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进化。通过进化，古猿获得了今天的人所特有的形式，这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的外观如五官的分布、四肢的分工，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是人的形式的选择。经过自然选择，古猿获得了人的形式。这只是形式上同其他动物的区别，并没有从本质上把人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实际上，经过自然选择出现的“人”，最初作为一个新的物种同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个新的物种是怎样获得人的本质的，即怎样变成一个道德的人、文明的人?这是通过伦理选择实现的。“人”经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后，还要经过另一个选择阶段即伦理选择阶段，才能获得人的本质，变成一个现代文明人。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解释我们人从何而来的问题，伦理选择则解释人怎样变成人的问题。

　　伦理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也是第二次选择，即人的本质的选择。通过伦理选择，人获得了人的本质。自然选择同伦理选择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是前后承接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是人作为新的物种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是人作为道德的人的选择。我把人类的文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然选择是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第二个阶段是伦理选择，我们正在进行之中;第三个阶段是科学选择，它正在接近我们。三个阶段的三次选择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解释。

　　我现在重点讲伦理选择。伦理选择是自然选择完成之后人类必须经历的文明新阶段，也是人通过伦理选择获取人的本质的阶段。伦理选择在英文中是两个术语：Ethical selection 和Ethical choice。这两个概念之间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文里，由于我们很难找到与这两个概念相对应的中文表述，于是中文术语“伦理选择”被用来分别指Ethical selection 和Ethical choice。在中文语境里，伦理选择一语两义，在使用中我们需要注意把它们区别开来。

　　伦理选择是人在完成自然选择之后需要经历的一个如何做人的文明新阶段。人从出生到死去所经历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伦理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人而言是人的一生，而对整个人类来说既是一个文明阶段，也是人类进入科学选择阶段之前，必须经历的文明阶段。

　　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是同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相对应的人类需要经历的文明选择过程，而Ethical choice(伦理选择)指的是具体的选择，是伦理选择行动。Ethical selection是由一个个具体的Ethical choice 构成的。Ethical selection 是可以分解的，可以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Ethical choices。整个人生是一个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过程，因此人的一生也是由无数个Ethical choices 构成的。不仅Ethical choice 构成人生，而且人就生活在伦理选择中(Ethical choice)。我们具体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思想、心理和精神在内，都是由一个一个的Ethical choice 构成的。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有Ethical choice 的发生而存在。在一定的语境(context)中，伦理选择的不同含义是容易区分的。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是过程也是目的，它存在于Ethical choices 之中。对于人而言，伦理选择的目的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learning to be human，或者是learning to be moral human。2018 年北京大学主办的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中的主题，就是“Learning to Be Human”，中文翻译叫“学以成人”。这次大会的“哲学与文学”分会，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列入了会议的议题之中，列入的与中国有关的议题有两个：一个议题是 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另一个议题是Confucius：the Book of Poetry。我后来思考，大会为什么要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列入会议议题讨论?我的理解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追求的目标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一致的，即Learning to be human。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强调“Learning to be human”中的“learning”，而且还强调teaching和moral，即强调“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be moral human”。做人不仅要学习，而且不能缺少教诲。教和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伦理选择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通过教与学的方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获得人的本质?答案是伦理选择。伦理选择的方法不同于自然选择，它是通过教诲方法进行的，自然选择是通过进化的方法进行的。所谓进化就是时间的积累。古猿不需要做出主观努力，只要耐心等待，猴子就能变成人。古猿的外部形式在漫长的时间中缓慢地发生变化，终于变成了一个叫作“人”的新物种。进化完全让时间改变自己，这种方法是专门为自然选择服务的。当自然选择结束之后，进化的作用也就结束了。进化是用于自然选择的方法而不是用于伦理选择的方法。伦理选择需要我们主观努力，这种努力就是教诲。教诲是伦理选择的方法，就是teaching and learning。正是通过教诲的方法，人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通过teaching and learning 的方法，人才能成为道德的人，才能获得人的本质。

　　作为伦理选择的方法，教诲需要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文学。自古以来，文学一直是教诲的工具。文学就是文学作品，作品就是文学文本。人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人，都写在文学文本中。文学文本就是如何做人的指南，就是如何做人的教科书。因此，做人的观念来自于文学。从源头上说，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来自于文本，没有文本就没有做人的观念。中国最早的文本是诗歌和儒家经典。诗歌和儒家经典都是教导我们如何做人的工具。中国古代文明史表明，古人都是按照诗歌和儒家经典的教诲做人，都是按照文学的指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没有文学就没有进行教诲的工具，就没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文学自古以来就是教诲的工具。

　　既然文学是一种工具，就存在如何使用工具的问题，存在撰写工具使用说明书的问题。例如我们通过网购购买了一架机器，这个机器就是工具，怎样使用这个工具，就需要阅读这架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只有通过阅读使用说明书，我们才能够使用这个工具。文学作为工具同样存在怎么样使用的问题，存在阅读使用说明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阅读诗歌，阅读小说，阅读翻译的作品，为了读懂它们，我们需要阅读作品的前言、评论、研究论文等。前言、评论、研究论文就是文学作品的使用说明书。新的文学在不断产生，读者和环境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工具的作用，需要不断写作和重写使用说明书，需要不断对使用说明书更新。实际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解释重写文学使用说明书，让文学能够充分发挥教诲的作用。

　　由于理解和认识不同，文学发挥的教诲作用是不一样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从正面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撰写新的文学使用说明书。例如学术界和读书界对古典文学中《诗经·关雎》的理解，往往把这首诗解释为一种纯美的、描写爱情美好的诗。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选择的维度解读和理解这首诗，认为这既是一首写爱情的美好的诗，更是一首写如何选择爱情的诗。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说明爱情的美好。但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的时候，有一个伦理选择的问题。《关雎》的解答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是有道德的好姑娘，君子是有道德的好男孩。君子与淑女结合才是好的选择、正确的选择、美好的姻缘。实际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通过诗歌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提供的爱情指南。怎样才能正确理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需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解读，需要伦理选择的理解维度。

　　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核心观点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在伦理选择过程中通过教诲做人。人从出生开始甚至从生命的孕育开始就进入了伦理选择的过程，进入了自我选择或者被选择之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伦理选择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伦理选择，既是自我选择，也是他者选择。前者是主动选择，后者是被动选择，但本质上都是伦理选择。我们的生活是由伦理选择构成的，我们的生命存在于伦理选择中。我们的欲望、追求、理想、情感、思想、精神，都是在伦理选择过程中形成的。美丑、好坏、善恶，无论行为还是观念，既产生于人的伦理选择，又反过来引导人的伦理选择。抒写符号从出现开始，就用来记述人们的伦理选择并对伦理选择进行评价。最早的抒写文本就是最初的文学，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活指南和道德指南。一直到现在，文学并未改变这一基本特点。

　　因此，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就要从对人物、主题、性格、情感、思想等要素的分析，转至对伦理选择的分析。无论是对人物、主题、性格、思想的分析，还是对情感、心理、精神的分析，都是通过对伦理选择的分析实现的。如果分析文学文本中的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我们应该怎样分析?心理在哪里?情感在哪里?思想在哪里?道德在哪里?无论是人物的心理、情感、精神、道德，还是人物的欲望、感受、性格、思想，都不是先前存在的，而是在伦理选择中生成的。因此，只有通过对人物具体的一个个伦理选择的分析，我们才能认识人物的心理、情感和道德。例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有一句著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们的传统分析，把这句台词理解成哈姆雷特性格软弱的内心独白，理解成哈姆雷特有关活着还是死去、生存还是毁灭的人生哲学的思考。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这句台词不是哈姆雷特的人生哲学思考，而是他在复仇过程中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思考。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告诉他真相，他的父亲是被他母亲现在的丈夫，也就是他的继父谋害而死的。因此，哈姆雷特发誓要杀死克劳狄斯为父复仇。但是在复仇的过程中，哈姆雷特犹豫了，不仅放弃了一个又一个复仇的机会，而且还万般痛苦地说了 “To be or not to be”这样一句台词。结合上下文进行分析，就会发现“To be or not to be”这句台词并非讲生死的问题，而是讲伦理选择的问题，即他的弑父(继父)复仇是否违犯伦理禁忌。为父复仇是哈姆雷特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显然并不违反伦理。但是，现在哈姆雷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不仅是老哈姆雷特的儿子，而且也是杀父仇人克劳狄斯的继子(儿子)，选择复仇显然是违犯了弑父的伦理禁忌。克劳狄斯的身份是哈姆雷特的继父。继父和生父在伦理上是一样的，都是父亲。哈姆雷特杀死克劳狄斯，尽管杀死的是继父，但在伦理上等同于杀死自己的父亲，这就是伦理犯罪。“弑父”(Patricide) 是三大伦理禁忌之一，也是伦理中最大的犯罪之一。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不能违犯伦理禁忌，更不能犯下弑父的伦理大罪。哈姆雷特需要在复仇和放弃复仇中做出选择。对他来说，为父亲复仇是他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应该选择为父复仇。但是，如果为父复仇杀死克劳狄斯就是弑父的伦理犯罪，这不是哈姆雷特愿意做的。因此从伦理选择上说，哈姆雷特无论复仇还是不复仇，都不违反伦理。从伦理上说，他选择复仇是符合伦理的，但是如果复了仇，杀死了自己的继父，就是伦理犯罪。实际上，哈姆雷特面临的是一个伦理两难的问题。伦理两难与伦理难题、伦理困境是有区别的。伦理两难是两项选择都是正确或错误的选择，都是符合伦理或违犯伦理的选择，实际上伦理两难是无法做出选择的选择。因此，哈姆雷特应该去复仇还是不应该去复仇?复仇是对的还是错的?复仇是符合伦理的，还是违背伦理的?复仇是符合道德的，还是违背道德的?实际上是没法做出选择的两难问题。因此，这是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一直努力追求答案的问题，也是他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他无法做出选择。但是他在伦理两难中无法得到他所要的答案，只能在万般无奈之中发出诘问：“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从伦理选择进行分析，“To be or not to be”并非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而是思考“To be right or not right”的问题，即怎样选择才是符合伦理的、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哈姆雷特面临的问题，就是“To be or not to be”问题的实质。因此，“To be or not to be”不能理解成活着还是死去或者生存还是毁灭，而应该理解成应该复仇还是放弃复仇，理解成复仇是对的还是错的，理解成复仇是符合伦理的还是伦理犯罪。由于哈姆雷特没有答案，也找不到答案，这才导致哈姆雷特的忧郁和延宕，而忧郁和延宕又被我们误读成软弱。实际上哈姆雷特并不软弱，而是他陷入了一个没有结论的伦理两难的思考之中。从伦理选择的维度分析“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哈姆雷特的心理、精神、情感、性格等，就可以得到新的解读和理解。这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文学文本的不同之处。

　　讲到这里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分析文学、研究文学的时候，强调文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批评方法在内，几乎都是西方的。尽管西方文学理论促进了中国的文学研究，但是也在中国形成了霸权，形成了西方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情况并非只限于文学理论，也出现在其他领域。以文学理论为例，大家耳熟能详的生态批评、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韦恩·布斯的伦理批评等，都是在中国受到追捧的理论。这些在中国作为理论研究、讨论和应用的批评与主义，它们是不是理论?如果仔细地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理论。女性主义是理论吗?生态批评是理论吗?如果是理论，它的理论又是什么?核心观点和方法论是什么?它们的话语体系是什么?我们回答不了。比如讨论生态批评，最后往往要归结到“天人合一”的观点上。“天人合一”并非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因为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再说文化批评。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几百种，这说明至今我们还没有一个被确认的文化定义。定义不清楚，理论又何以成立?但在大学课堂里，在教科书里，在学术讨论中，它们确实又是我们研究、讲述、理解和应用的理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明明不是理论，但我们却把它们当成了理论。这个原因我后来终于弄清楚了，这是误读导致的。女性主义批评也好，生态批评也好，文化批评也好，它们不是作为理论存在的，而是作为思潮存在的。它们不是理论，但它们是思潮。所谓思潮，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大家共同认同的观念、思想。思潮就是大家共同认可、关注、思考、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思潮只是提出了问题，注意到了某种社会现象，但并非是理论。由于我们把思潮误读成了理论，这就影响到我们对文学的分析与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和韦恩·布斯的伦理批评也是不同的。尽管它们都是伦理批评，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有自己的伦理选择理论和术语体系，而布韦恩·布斯的伦理批评只是思潮和观念。由于缺少理论，布斯的伦理批评才被人质疑和反对，如芝加哥大学的波斯纳教授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反对伦理批评》(Against Ethical Criticism)。

　　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因此对文学的所有分析，都要转移到伦理选择分析上面来。在伦理选择的理论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通过五十多个术语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能够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术语批评文学，而且也能为其他学科如伦理学、哲学、语言学等带来启示。尤其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伦理学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伦理学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得到高度的重视。当前文学同伦理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新型研究领域，有着巨大的开拓空间。大连理工大学成立文学伦理学研究所，必然会推动文学和伦理学的互鉴和研究的深入，也将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研究。

　　今天是大连理工大学文学伦理学研究所成立之日，为了表示庆祝，我要讲一讲人性概念的问题。无论文学研究还是伦理学研究，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区别仅仅在于文学研究虚拟社会中的人，伦理学研究现实社会中的人。

　　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但仅仅研究这个对象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的死亡会导致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也会导致由人构成的社会的改变。实际上，伦理学研究的人只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内，社会也同样如此。人死亡了，社会改变或消失了，但是它们仍然存在于历史和文学中，仍然需要伦理学的研究。文学虚拟的人和社会甚至比现实中的人与社会更真实、更丰富，是伦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源。文学创作能够把历史中或现实中的人及社会写进文本中，为伦理学提供研究人与社会的丰富文本。因此，存在于历史和文学中的人与社会，也就变成了伦理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对象。

　　从伦理的维度讨论文学文本中的人物，其核心问题是人的本质即人性的问题。无论在文学文本中还是在伦理学研究中，人性的概念并非是完全清楚的。因此，厘清人性的概念无论对于伦理学研究还是文学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与伦理学研究中，人性似乎是一个中性词语，既可以用来表示美好的人性，也可以用来表示丑恶的人性。例如，人性的美好、人性的纯洁、人性的高尚、人性的弱点、人性的软弱、人性的罪恶、人性的黑暗等表述，似乎司空见惯。在伦理学研究中，有关人性恶与人性善的大量讨论，一直延续至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显然，这说明人性概念在使用中是十分混乱的。

　　为什么有关人性、人性恶以及人性不善不恶的争论会长期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混淆了有关人、人的天性和人的人性这三个概念，没有从定义上把人、天性和人性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区别开来。实际上，在有关人性的讨论中，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是混乱的，忽略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要想厘清人性概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厘清这三个概念的定义，梳理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把它们区别开来。

　　性善和性恶的讨论在本质上是关于人性的讨论，即关于人性是善良的还是丑恶的讨论。实际上，性善和性恶是关于人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而人性不善不恶则是对性善和性恶两种不同定义的调和。无论性善还是性恶，都是对人性的定义，或者说有关人的性质的定义。性善和性恶都是抽象概念，它们拥有共同的前提，即人。人是一个具体概念，性善和性恶都是人的属性，都是对具体的人这个客观对象的性质的解释。那么性善和性恶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在于没有厘清人性所定义的对象是人还是人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上。例如，性善或性恶是对人这个具体概念的描述还是对人的本质属性人性这个抽象概念的描述，这是需要厘清的问题。在当前的理解中，性善和性恶指的是人性善和人性恶，因此它们不是对人这个具体对象的描述，而是对人所具有的人性这个性质的描述。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把人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性质，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质，就是人的道德属性。人性等同于道德，因此人性也等同于性善。正是因为性善，人才被称之为人。人性以善为特点。人性是一个一元概念，它只有善的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善和恶的性质的不同。对于人性而言，只能论其善，不能论其恶。因此，讨论人性的首要问题是要把人和人性区别开来，绝不能混为一谈。

　　讨论人性涉及三个概念的区分，即人、天性、人性的区别。在这三个概念中，人是天性和人性的前提，也是天性和人性的载体。人，英语中称之为human being，指的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是人的实体。同“人”这个实体相关的是天性和人性，它们是对人这个实体的性质的不同描述。天性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性质，具体指人的本能、本性。天性是人从猿进化为人后身上的动物性残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称为“兽性因子”。因为人从猿进化而来，其本身就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或伏羲女娲因子，所以兽性因子是从人一出生就有的。兽性因子表现为人的天性，天性也是人的本性、本能，例如婴儿因饥饿而啼哭，因困顿而吵闹，就是天性发生作用的结果。人性是人的道德属性，是人的道德性，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来通过教诲获得的。人性是对人这个实体的性质的描述，是对人作为人存在的定义。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性则不能为人而只能为兽。人性与兽性相对，是人的理性部分。人性同天性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人性是后天的，是通过教诲获得的，而天性是先天的，是通过遗传获得的。

　　无论天性还是人性，它们都是人身上并存的两种性质，缺一不可。在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卡尔维诺将子爵分成两个纯粹善良和纯粹邪恶的子爵，但是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子爵不能在纯善或纯恶中生活，最后还是要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身上既有善也有恶的人。子爵说明了人身上的善和恶是不同的，是不能分离的。尽管善恶并在，但是善能够主导恶，从而做到让人弃恶从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善恶分别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代表。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兽性因子是从属因子，由人性因子约束和主导。只要人性因子能够约束、主导兽性因子，人就能保持人的道德属性即人性。如果人性因子不能主导兽性因子而变成了被兽性因子主导的因子，人的道德属性就会发生变化，即转变为恶。如果这样，善的人就会变成恶的人。人本身只是一具体肉身，只是善恶的载体而无善恶之分。人的善恶由人的性质决定，即人性决定人的善。人如果没有人性，则为兽。为了弃恶从善，就需要对人进行教诲，进行善的引导。文学作品是教诲的工具，用于教人做人，引人向善。

　　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文学的误读而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诲作用。以对《西游记》中描写的著名人物孙悟空为例。《西游记》的主要价值是通过孙悟空体现的。孙悟空的特点是放纵天性，不惧权威，不要规则，百无禁忌。在批评家和读者看来，这正是孙悟空大胆追求自由的可贵之处，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精神。但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看不是这样。孙悟空大闹天宫，为所欲为，是他的兽性因子得不到抑制的结果。没有人性因子的引导，孙悟空任凭天性驱动，悟不了道，也做不了人，无法进入伦理选择的过程，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一压就是500 年。后来唐僧收他为徒，带他前往西天取经，追求真理，这才进入伦理选择的过程。取经过程中唐僧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实际上也是孙悟空经历的81 次大的选择，最后终于得道成佛。为了帮助孙悟空能够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而做人，唐僧采用了典型的教诲方法。为了让孙悟空能够接受教诲，他引诱孙悟空戴上金箍，每当孙悟空违犯了禁忌，胡乱杀人，唐僧就采用唸紧箍咒的方法对孙悟空进行道德说教。良药苦口利于病，唐僧的教诲不是让人感觉愉悦的话语，而是让人感觉头疼的咒语。唸咒语是唐僧一贯的做法。每当孙悟空犯错，唐僧就会唸咒语，要他改正。尽管有时孙悟空拒绝教诲，但后来变拒绝为接受，犯错越来越少，人性越来越多，最终在唐僧的教诲下成了佛。这就是教诲的力量。正是因为教诲，孙悟空尽管顽劣也能够改邪归正，人性复归，立地成佛。

　　现在再谈人性。把人性分成善恶两种，究其原因，是把人性同人混为一谈了。人性不等同于人而等同于善，因此人性无善恶好坏之分，但人有善恶好坏之分。因此，我们可以说人是否善良，是否邪恶，但不能说人性是否善良，是否邪恶。中国先贤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告子说性不善不恶，并非说人性的善恶或不善不恶，而是说人的天性是否善恶或不善不恶。今人把古人的性善、性恶理解为人性的善恶，完全是对先贤观点的误读，需要纠正。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以及人性概念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无法一次完全讲清讲透，今天只是做一次导引，供诸位批评指正。有关其他问题，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交流。再次谢谢大家，再次祝贺大连理工大学文学伦理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备注：本文系作者2020 年5 月22 日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的“文学与伦理高端论坛暨文学伦理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演讲，由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生韩贵东整理

　　作 者： 聂珍钊，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文学术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A&HCI收录)主编，英文学术期刊《世界文学研究论坛》(ESCI收录)执行主编。
        来 源：《名作欣赏》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