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和郁达夫的青楼小说

文/许子东

早期创作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都是留日学生，但都不是学文学的。郭沫若学医，郁达夫学经济，成仿吾学兵器专业，张资平学地质学。创造社里边的诗人、戏剧家是郭沫若，小说家主要就是郁达夫。在新文学史上，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是第一篇小说，郁达夫的《沉沦》是第一部小说集。《狂人日记》和《沉沦》作为现代文学的最初实践，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五四”与晚清的不同联系：鲁迅发展和深化了谴责小说的社会批判，郁达夫既突破又延续了晚清的青楼小说传统。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 年出生，也是早年丧父，小康家庭堕入困境，然后有旧式婚姻，后来又自由恋爱——这是很多“五四”男作家的共同背景。郁达夫和鲁迅都是浙东人，也留学日本，也改行从文。他们的气质、风格完全不同，鲁迅凝重坚忍，郁达夫感伤颓唐，但二人居然有很好的私人关系。鲁迅说他不喜欢创造社作家，唯有对郁达夫另眼相看。说明那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非常宽容，可以有狂人，也可以沉沦。

如果沿用“看与被看”的线索来读《沉沦》，小说通篇也都在自述男主人公“被看”的感受。不过不是害怕被人看被人“吃掉”，也不是拒绝他人关心，而是抱怨“怎么没人看我”——特别是没有女人来看我。不受重视，不受关注，没有得到渴望的爱，这才造成了男主角的另一种孤独、凄清，甚至是屈辱感。如果说作品里也有独异跟众人的对立关系，那么这个众人就是日本人，就是异国他乡的环境。小说的第一段：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Oh，you serene gossamer！You beautiful gossamer！”（你平静的轻纱，你这优美的轻纱）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整整第一章都是这样的内容。第二章的第一句还是，“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文笔虽美但冗长，有抒情感少戏剧性。在今天读者看来，这个留学生功课不忙，也不缺钱，在日本田野里读着英国的诗，平白无故就掉眼泪。为什么这部小说居然可以和《狂人日记》同时一举成名，受到“五四”一代青年的追捧？这个无端流泪整天颓废的读书人，既没有大胆的思想挑战，能够去踹成年流水簿子；又不像“超人”那样借用尼采哲学看透世人面目。他和狂人、超人如果有共同点，就是都自觉孤独，自觉与众不同。孤独背后，其实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屈辱感主题。但是《沉沦》中的屈辱感不是基于阶级压迫，而是基于异国环境（民族感情）；不是强调灵魂抗争，而是强调性欲刺激（灵肉矛盾）。

《沉沦》中的屈辱感：“穷国的人”

换言之，同样写屈辱感，郁达夫写的不是穷人，而是一个穷国的人；写的不是狂人、超人，而是一个普通男人。这就是《沉沦》的时代意义（到现在也不过时）。

狂人要反抗的礼教，其实也包含对爱情、对情欲的压抑，鲁迅自己数十年的无性婚姻，某种意义上正是只有“超人”才能忍受的生活。《沉沦》男主角的孤冷忧郁，外表看也像冰心笔下的何彬，但是作家关注的角度完全不同。如果描写何彬半夜失眠，不是在想星星、小花、母爱，而是边自慰边忏悔（也不是没可能），冰心不知道会做什么感想。100 年后的今天，彻底与世抗争的狂人其实不多，感动超人的心灵鸡汤，虽有市场，但是真的冰心也十分罕见。反而郁达夫式的苦闷（或称郁闷），倒是中国网络上最常见的情绪。郁闷有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性。当今网络文化，凡事一牵涉民族，或牵扯到性，必成热点，加在一起就双倍、三倍的热。我计划中的重读郁达夫的书，还没完成，书名却已想好：“民族·性·郁闷”。回到清末民初，中国的基本困境，是在与其他民族的碰撞之中的“被国家”——我们本来是天下，现在被强迫要想象自己是一个国家。在晚清社会批判如《官场现形记》当中，外国人形象从正到负、轻描淡写、点到即止。许地山《商人妇》写福建女人被卖去印度，不同宗教且异国他乡，但描写民族文化冲突也不多。《沉沦》触及民族矛盾的方式，其实有点做作，主人公临死前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而且这种爱国主题，也是因为后来抗战形势而被夸大。郁达夫1921 年写《沉沦》时，说我就是写青年的忧郁症，灵与肉的冲突。到20 世纪30 年代初，“九一八”以后，他才强调小说写的是弱国子民在他乡，眼看故国沉沦。所以爱国主题是后来慢慢发展的。但“写的不是穷人，却是一个穷国的人”，确实是郁达夫的一个贡献。几年后，闻一多在芝加哥写《洗衣歌》，同情的是美国的穷人；徐志摩在印度洋写《再别康桥》，浑然不觉自己是“穷国的人”。士大夫如何同情“穷人”，这方面的精神资源在传统中国文学里相当丰富。但士大夫如何作为“穷国的人”（也是一种“穷人”）渴求或拒绝同情，郁达夫比较早地触及了这个屈辱性主题。虽然谈不上非常深刻，但对后来比如张贤亮、刘以鬯、白先勇等作家一再描述陷入“穷境”的中国士大夫，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而且，“穷国的人”的心态也不会随着国家渐富而马上消失（有时自卑反而随自傲同步增长），所以“民族·性·郁闷”在国民心理层次也延续至今，值得研究。

《沉沦》表现性爱的郁闷，不仅比民族屈辱感要更具体更自然，而且，士大夫身为“穷国人”的屈辱感，更需要通过女人这种“他者”的目光而表现。小说有四个关键情节：一是主人公因自慰而羞愧；二是偷窥房东女儿洗澡；三是在野地里听到路人做爱；四是在妓院写爱国旧体诗。课堂上询问，香港学生说一、三、四都不算堕落，自慰、野地里听人做爱，甚至最后跑到风月场中，都不算不道德，唯有偷看女人洗澡，不能接受。而且那段偷窥文字也有些笨拙：“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后来台湾学者水晶把这段文字作为反面教材，用来证明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的性欲文字如何精彩。其实郁达夫后来写《过去》，还有其他青楼小说，写性的文字也可以很细微。但是有趣的是，那个少女发现冲凉被人家偷看以后，跑去告诉父亲，她父亲并没拿把切鱼的刀追出来，却在那里哈哈大笑。可能大正年间，日本很多地方还有男女共浴的民俗，郁达夫写的偷窥，虽不高尚，却也无伤大雅。

如果说“三言”“二拍”某些篇章是以欣赏态度写堕落行为，《沉沦》则是以痛苦态度写正常人性。“五四”时期郁达夫写“性”，细节、文字、技术层面，其实没有超越古典小说，但是观念和态度有些变化。

1922 年3 月，郁达夫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国主持早期创造社，后来又到安庆、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教书。在20 年代前期，郁达夫的小说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关心社会，描写底层，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二是继续书写性苦闷，如《茫茫夜》《秋柳》。文学史通常只讲第一条线索，强调郁达夫回国以后，从“性的苦闷”转向“生的苦闷”，然后再写“社会苦闷”。（1980 年代文学后来从“社会苦闷”转向“生的苦闷”，再转向“性的苦闷”，逆向发展）。

最早描写无产阶级的小说

《春风沉醉的晚上》，篇名很浪漫，令人遐想。男主人公寒酸得有点夸张，租了上海闸北的半间阁楼，没有窗，里间住了一个女工，每天经过他的房间，好像是落难才子遇到风尘女子的传统布景。烟厂女工观察了几天，发现这个男人整天看书，于是放心和他说话。男人是作“看书状”，其实看不进去（《伤逝》里的涓生，也是女友不来，书看不进去）。二人开始交谈，男知识分子才知道女工身世凄凉，工作非常辛苦劳累，还要应付工头的性骚扰。女工叫男人不要吸烟，特别不要抽她工厂的烟。小说写男主角常常半夜上街散步，文人毛病。因为翻译，收到一笔稿费。女工误会他晚上在外做坏事。男人解释完了以后，女工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这什么东西这么值钱，要值五块钱，那你赶快多做几个。小说结尾时，男主人公本来想拥抱女工，结果把自己的欲望压下去，然后一个人走在街上，看着令人压抑的夜景，这就是《春风沉醉的晚上》。

在郁达夫那里，这是一个结构相当完美、精致的短篇，不像《沉沦》那么散漫、拖沓。放在“五四”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大背景下看，这个男主角比较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救不了人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同情而已。不像其他有些文人，不自量力，还要拯救和改造对方，最后引出很多悲剧——这个话题以后再说。

文学史强调《春风沉醉的晚上》是最早描写无产阶级的小说，现代文学以工人为主角的的确不多。学术界一般共识，现代文学最主要最出色的人物形象系列是农民和知识分子。郁达夫还有一篇《薄奠》，写一个文人同情却又救不了人力车夫。人力车夫是“五四”文学的一个典型意象，信奉人道主义的读书人眼看车夫满身都是汗，这是活生生的“被侮辱被损害者”。如果关心弱势民众，坐不坐他的车呢？胡适写过一个《人力车夫》，说不坐他的车，车夫更惨。后来老舍的《骆驼祥子》是这类故事的经典。《薄奠》中的车夫最后淹死，主人公只好烧辆纸糊的人力车，象征性地满足劳动者生前的愿望。20 世纪中国小说中最主要的无产阶级形象就是人力车夫。

《茫茫夜》中的同性恋描写

在20 年代上半期，郁达夫一方面公开鼓吹无产阶级文学，自己也创作了关注劳工关注穷人的小说。但几乎同一时期，他又发表了一些好像完全不同倾向的青楼狭邪小说，比如《茫茫夜》，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两年之后又发表续篇《秋柳》。很多后来的《郁达夫作品选》，有意不选《秋柳》，大概觉得是他的失败之作。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重要的作品。

《茫茫夜》几乎没什么故事，就是三个男人送男主角于质夫上船，从上海去安庆，两个是二十七八岁的留日同学，其中一个是十九岁的纤弱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男主人公于质夫对这个病弱的“小鲜肉”吴迟生，有点特别的感情。送别过程当中，于质夫时时捏着迟生的手，又让另外两个朋友先回，留下迟生在船上道别。“他拉了吴迟生的手进到舱里，把房门关上之后，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同电流似的，在他的脑里经过了。在电灯下他的肩下坐定的迟生，也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发生，尽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里。”于质夫想迟生跟他一起去安庆，被婉言拒绝。吴说我们分开两地，也不会疏冷感情，你难道还不能了解我的心吗？“听了这话，看看他那一双水盈盈的瞳仁，质夫忽然觉得感情激动起来，便把头低下去，搁在他的肩上。”一个男人把头搁在另一个男人的肩上，什么意思？

船开走后，小说倒叙过去几个月男主人公和迟生的关系。初见就迷上他，知他有肺病，便幻想带他到日本疗养，当然就是幻想；时不时就把迟生的手捏住了。有天晚上走在马路上，天气太冷，质夫就问迟生：“你冷吗？你若是怕冷，便钻到我的外套里来。”他不是把外套脱下来给他穿，而是叫他钻到自己的外套里。“迟生听了，在苍白的街灯光里，对质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纤弱的身体倒在质夫怀里。质夫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从迟生的肉体传到他的身上去。”

于质夫说回国之后，他的性欲变了一个方向，但同时又说：“以为天地间的情爱，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恋爱外，以友情最美。”这是他对自己和吴迟生关系的理性定位。到底小说是不是在写同性恋？的确有几次捏着男人的手，头靠在肩上，甚至身体钻到他的外套里边。文字感觉微妙，但细节也就到此为止了。

于质夫定义的男人之间的“友情”，还是在男女真正恋爱之下。所以他到安庆以后，想念了一阵吴迟生，但又跑去青楼宣泄他的苦闷。郁达夫写男人之间的微妙的肢体接触，笔调是比较赞美、欣赏的。相比之下，后期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大革命中左、中、右三种立场的女性，其中女性之间的性爱，基本上只是反面人物的特征。同性关系男的可以，女的不行，这种有意无意的“男女有别”，似乎暗合某种中国小说的“潜规则”。《红楼梦》里宝玉爱书童，或者再早文学传统的文人断袖，都不算丑恶行为（当然也不会取代或超越男女之恋）。女性之间的肢体接触，即使明明存在，比方春梅、潘金莲和西门庆在同一张床上，但还是满足男性的需求角度，并没有明显的女同性恋倾向。早期现代文学写同性关系是否也“重男轻女”？案例太少，不足以下结论。但郁达夫确是较早触及这个题材的作家，虽然只是点到为止。

《茫茫夜》后半段写男主人公到安庆后十分郁闷，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颓废情节。某天晚上他到街上一个小店里买了一根针并讨来女店员旧手帕，然后就回家用针刺自己的脸，用手帕去擦。“本来为了兴奋的原故，变得一块红一块白的面上，忽然滚出了一滴同玛瑙珠似的血来。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后，看见镜子里的面上又滚了一颗圆润的血珠出来。对着了镜子里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红的血迹，闻闻那旧手帕和针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茫茫夜》的续篇《秋柳》进一步延续郁达夫的这种颓废艺术，而且跟《海上花列传》的传统遥相呼应。《茫茫夜》结尾处，于质夫被同事吴风世带去当地的一个妓寨鹿和班。人家问他要什么样的姑娘，他说了三个条件：第一要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纪大的；第三要客少的。结果真的就给他找了一个又笨又难看的海棠。俩人坐在那里聊天，一个小时以后他就走了。

《秋柳》与青楼小说传统

《茫茫夜》1922 年引人注目地发表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续篇《秋柳》同年七月已写成，内容更具挑战性，但到1924 年10 月才在北京《晨报副镌》上修改发表。这时郁达夫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又到北京教书，创作上少了一点傲气自信，多了几分犹疑思考。小说开篇接着《茫茫夜》的情节，讲认识海棠的第二天，学校风潮，校长辞职。于质夫却在午饭时间又跑去鹿和班。（午饭时间？去食堂吗？）海棠有一个假母，是一个40 多岁很矮的女人，陪他说了一会儿话。海棠表情木讷冷淡，隔壁还有个很胖的乳母，抱来一个小孩，说是海棠姐姐的小孩。（男人大白天去青楼，又是假母，又是小孩，找什么乐趣？）于质夫走后，碰到同事吴风世——他是一个章秋谷式的高手，说不是海棠冷淡，她就是忠厚老实。这么说了以后，激起了于质夫的救世热情（“五四”知识分子喜欢救世救人）。“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可怜那鲁钝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样，貌又不美，又不能媚人，所以落得清苦得很……海棠海棠，我以后就替你出力罢，我觉得非常爱你了……”

老残赎翠环时还半推半就，郁达夫的嫖界宣言更加大言不惭、自欺欺人。不过当时文人扮侠客拯救风尘女子，主观上好像问心无愧——他们不是独自寻欢，都有同事朋友在场。《秋柳》一开始貌似模拟《花月痕》溢美派，企图在风尘女子身上寄托真情寻找真爱，但很快破灭。中间也有溢恶派的《九尾龟》章秋谷式的嫖客经验（他同事介绍怎么保密，怎么付钱，对方会不会有病等具体操作问题）。但总体而言，《秋柳》的男主角，既没有碰到纯情妓女，也没撞上骗人尤物。小说不仅在写实基调上学习《海上花列传》的“近真”笔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延续又解构《海上花列传》的青楼家庭伦理化主题。《海上花列传》里有几个较出名的故事，恩客陶云甫，说要娶李漱芳为正室。本来娶妓为妾，已是好出路，可是陶云甫说：“要么不救你，救你我就要娶你为正室。”愿望虽好，但没成功。之后再想赎她为妾，女人坚决拒绝，最后病死。第二个故事，长三堂子里的“先生”，女主角沈小红和恩客王莲生，互相不能容忍对方接近别的异性，妓女、嫖客的关系，变得像夫妻一样严肃。第三个故事，赵二宝得到兄长和母亲默许，下海为娼，格外悲惨。总之《海上花列传》里的欢场故事，有一个特别的文化背景，就是青楼的家庭化，妓院模拟家庭伦理。青楼小说里男女交往方式，主要不是肉体，而是打牌、吃饭、抽烟、谈笑，还有琴棋书画，恩客在一段时间内只跟一个妓女来往。这种行为关系一旦发展，就会变成对家庭伦理逻辑的一种戏仿（李伯元、吴趼人小说里也不乏叫局演变成妻妾的例子）。《秋柳》当中有很多场面，于质夫和同事及校长，还有两个男客倪龙庵、程叔和，他们和鹿和班妓女们在一起。荷珠是姓吴同事的固定女伴，15 岁“清倌人”碧桃和于质夫整天打闹、嬉笑、说话。校长旧情人翠云是个年老的妓女，此外再加上貌丑的海棠，《秋柳》反复描绘的细节场景都是这些人一起打牌、喝酒、嘻哈、玩闹，还到游乐场去吃饭，并构成了一对对模拟的、暂时稳定的男女关系。在众人半逼之下，于质夫终于在海棠处过夜。细节却一点都不性感，远不如他与吴迟生这个男人之间的肢体接触那么温柔。他原来都不想碰女人的身体，后来改了主意，“本来是变态的质夫，并且曾经经过沧海的他，觉得海棠的肉体，绝对不像个妓女。她的脸上仍旧是无神经似的在那里向上呆看。不过到后来她的眼忽然连接的开闭了几次，微微的吐了几口气。那时窗外已经白灰灰的亮起来了”。

看到郁达夫的主人公最堕落的这一个时刻，读者至少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于质夫作为从留日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小说里，作为一个一直穿着洋服的学校教员，怎么向学生或者说向他自己解释去青楼购买性服务这个事实？第二，《秋柳》模仿《海上花列传》式的青楼生活家庭化，但两者有什么分别呢？或者说“五四”的青楼小说对晚清传统，除了传承还有没有突破？

倪龙庵也是于质夫的同事，听说于质夫去了鹿和班，装出一副惊恐的样子：“你真好大的胆子，万一被学生撞见了，你怎么好？”于质夫回答说：“色胆天样的大。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哟！”说得好像理直气壮，“救世先救人……我先救海棠”就可以作为进入风月场的理由？但实际上真有学生要来找他，请教他怎么办文学杂志的时候，小说写：“质夫听了他们那些生气横溢的谈话，觉得自家惭愧得很。及看到他们的一种向仰的样子，质夫真想跪下去，对他们忏悔一番……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呀！你们何苦要上我这里来。你们以为我是你们的指导者么？你们错了。你们错了。我有什么学问？我有什么见识？啊啊，你们若知道了我的内容，若知道了我的下流的性癖，怕大家都要来打我杀我呢！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着衣冠的禽兽！”

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学生，对自己，哪一种是矫饰？哪一种是真诚？或者，两者都是矫饰也都是真诚的？

第二个问题，《秋柳》虽然有“救世先救人，先救被侮辱被损害者，我先救海棠”之类的口号，实际上是延续《海上花列传》那种模拟家庭伦理的青楼文化。小说写质夫去鹿和班，主要乐趣就是在跟荷珠、碧桃等打牌、抽烟、聊天，甚至诉说自己的身世。过夜十分勉强，仅限海棠。而且当男主角渐渐入戏，可能要变成海棠的固定常客，好像她的家庭成员一样时，一场大火烧掉了妓院的不少财物（《老残游记》里也有一场类似的及时的火灾），也让质夫看清了，这个胖乳母抱的正是海棠的婴儿，而婴儿的父亲，就是除于质夫以外，海棠的唯一一个四五十岁的固定客人。所以这个家庭的模拟化，晚上迷人，白天烧把火就非常丑恶。所以《海上花列传》是欣赏、玩味青楼里的家庭气氛，“五四”以后的《秋柳》却是拆穿、解构这种传统性工业的道德包装。不仅说明“五四”作家的精神世界复杂，新旧文人气质交替混杂，貌似救人其实是自救，也显示了晚清青楼狭邪小说传统，包括旧文学的感伤抒情方法，乃至欢场家庭伦理化现象，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中依然有着复杂的传承与变化。郁达夫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还有一些名篇，如《过去》《迷羊》等，艺术上更为精巧，其实是和《秋柳》属于同一颓废抒情倾向。

作者：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著有《郁达夫新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香港短篇小说初探》《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等作品。

来 源：《名作欣赏》2021年第3期；限于版式，注释略，学术参考，请查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