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史和批评写作史是从接触19世纪的俄罗斯开始的。从2009年冬天到第二年寒冷的春天，我一直沉浸在赫尔岑的漫漫长卷《往事与随想》中，漫游在他所展现的纷繁往事和凝重的沉思世界。这一开端似乎充满偶然和意外：如若没有那场寒冷冬夜的咖啡馆谈天，我想我不会发现赫尔岑，也不会与这个黑暗但“群星灿烂的时代”结缘。然而，如果再往前追溯，他们的出现似乎又存在着某种必然。二十四岁，热爱赫尔岑和米沃什的杂志编辑，与研究《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新闻专业的大四学生，以及在图书馆为龙应台杂文激动的十八岁青年，是同一个人。镜头再往前推，是她和父亲——一个爱读经史的农民——边吃饭边畅聊历史人物和当代政治的少女。换句话说，早在那时，文学、语言以及父亲对历史的个人化叙述，已经为这个没有迈出过县城的中学生挣脱时间和空间局限插上翅膀了。至赫尔岑的出现，她得以重温心中消失已久的思想和思辨热情，以及滋生于少年阅读时代的飞翔喜悦和崇高美感。

　　这种生活经验和阅读经历使我至今相信语言和文学“无用之有用”，虽然这种信心经常遭遇挑战。有如此多的前辈：赫尔岑、恰达耶夫、别林斯基、米沃什、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哈维尔……陷于阴冷可怖的“黑暗的中心”，仅能依靠语言、文字、朋友的支持和爱来取暖。写作使他们逃离了双重(肉体的和名字上的)谋杀和死亡的集体性命运，也使艺术回到了这“又聋又瞎的大地上来”，同时照亮了后来者心中的河流、树木和星空。

　　也是这种阅读经历和生活经验决定了我的“批评观”。历史与个人叙述、记忆的伦理和义务、写作的合法性、语言的有效性，构成了我探究俄罗斯和中东欧诗人、思想家的主要切入点。这种热情甚至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延伸到我对1989年之后中国当代诗歌的辨析式探究中。我的信心和勇气，源于赫尔岑和米沃什面对的某些问题是我们至今仍在遭遇和应对的现实本身。由历史事件构成的“原始场景”，由政治语境给定的生存境况，仍旧作为先在困境横亘于眼前，我们的写作只能无可选择地在伦理观念、道义责任与个人的自由意愿和文学的自由表达之间反复角力。也是基于此种角度，我信奉本雅明“批评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训诫和观念。卡尔·克劳斯更决然：“每种语言的优势都根植于其道德之中。”在《批评家的十三条法则》中，本雅明提醒后来的批评工作者：“如果歌德错判了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贝多芬或让·保尔，那是他的道德观而不是他的美学眼光有毛病。”同理，我愿意相信，是米沃什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道德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为其诗歌加持了力量感和美(力量感本身即为一种美)。

　　在批评修辞作为语言游戏、诗意沦为智力制造的写作的同时，我也会铭记我的导师李森先生的教导和提醒：警惕道德和苦难叙事成为一种修辞和面具。批评的基础——怀疑的眼光和理性——更需时时返观并透析自身。

　　作 者： 纪梅，博士，青年批评家。有文章发表于《西部》《山花》《作家》《世界文学》《新诗评论》等。曾获第二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来 源：《名作欣赏》2016年第12期　　我的阅读史和批评写作史是从接触19世纪的俄罗斯开始的。从2009年冬天到第二年寒冷的春天，我一直沉浸在赫尔岑的漫漫长卷《往事与随想》中，漫游在他所展现的纷繁往事和凝重的沉思世界。这一开端似乎充满偶然和意外：如若没有那场寒冷冬夜的咖啡馆谈天，我想我不会发现赫尔岑，也不会与这个黑暗但“群星灿烂的时代”结缘。然而，如果再往前追溯，他们的出现似乎又存在着某种必然。二十四岁，热爱赫尔岑和米沃什的杂志编辑，与研究《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新闻专业的大四学生，以及在图书馆为龙应台杂文激动的十八岁青年，是同一个人。镜头再往前推，是她和父亲——一个爱读经史的农民——边吃饭边畅聊历史人物和当代政治的少女。换句话说，早在那时，文学、语言以及父亲对历史的个人化叙述，已经为这个没有迈出过县城的中学生挣脱时间和空间局限插上翅膀了。至赫尔岑的出现，她得以重温心中消失已久的思想和思辨热情，以及滋生于少年阅读时代的飞翔喜悦和崇高美感。

　　这种生活经验和阅读经历使我至今相信语言和文学“无用之有用”，虽然这种信心经常遭遇挑战。有如此多的前辈：赫尔岑、恰达耶夫、别林斯基、米沃什、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哈维尔……陷于阴冷可怖的“黑暗的中心”，仅能依靠语言、文字、朋友的支持和爱来取暖。写作使他们逃离了双重(肉体的和名字上的)谋杀和死亡的集体性命运，也使艺术回到了这“又聋又瞎的大地上来”，同时照亮了后来者心中的河流、树木和星空。

　　也是这种阅读经历和生活经验决定了我的“批评观”。历史与个人叙述、记忆的伦理和义务、写作的合法性、语言的有效性，构成了我探究俄罗斯和中东欧诗人、思想家的主要切入点。这种热情甚至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延伸到我对1989年之后中国当代诗歌的辨析式探究中。我的信心和勇气，源于赫尔岑和米沃什面对的某些问题是我们至今仍在遭遇和应对的现实本身。由历史事件构成的“原始场景”，由政治语境给定的生存境况，仍旧作为先在困境横亘于眼前，我们的写作只能无可选择地在伦理观念、道义责任与个人的自由意愿和文学的自由表达之间反复角力。也是基于此种角度，我信奉本雅明“批评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训诫和观念。卡尔·克劳斯更决然：“每种语言的优势都根植于其道德之中。”在《批评家的十三条法则》中，本雅明提醒后来的批评工作者：“如果歌德错判了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贝多芬或让·保尔，那是他的道德观而不是他的美学眼光有毛病。”同理，我愿意相信，是米沃什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道德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为其诗歌加持了力量感和美(力量感本身即为一种美)。

　　在批评修辞作为语言游戏、诗意沦为智力制造的写作的同时，我也会铭记我的导师李森先生的教导和提醒：警惕道德和苦难叙事成为一种修辞和面具。批评的基础——怀疑的眼光和理性——更需时时返观并透析自身。

　　作 者： 纪梅，博士，青年批评家。有文章发表于《西部》《山花》《作家》《世界文学》《新诗评论》等。曾获第二届西部文学奖·评论奖。来 源：《名作欣赏》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