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什么孔子志于学？“志于学”三个字，不仅仅是孔子一生的起点，甚至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起点。为什么呢？至少有三点理由：

第一，从此，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以前的士是干什么的？士是要做官的，士如果不能做官怎么办？那就要做儒。要不到体制里面去做官，要不到民间去做儒，只有这两条路。可是孔子说，不，我们还可以有一条路：学。在孔子之前，没有专职的学者，他们其实都是入仕的。老子是，子产是，晏子是，苌弘是。“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所有的人，其实都并非专职的学者，而是出仕之人。而孔子以后，人类有了一批专门思考形而上问题的人，孟子所谓的“处士”，其实就是不以出仕为人生旨归的独立学术人、知识人。“大德不官，大德不器。”（《礼记·学记第十八》）不官不器，甚至成了一种傲人的“大德”。与此相应，学术也因此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再是体制的附庸，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

第二，一个人可以不做具体的职业而专门做学术研究，这是知识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的明确信号。由此，知识人才能摆脱某种依附关系，形成知识市场和思想市场。孟子说战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在诸侯放恣之时，处士敢于横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知识和思想的市场在，且是卖方市场。并且，只有有了这样的市场，才有后来的百家争鸣。

第三，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性、服务性的工作，而是思想性、指导性的工作，他们不解决具体问题，只提供方法；甚至不提供方法，只指引方向。战国之时，魏文侯身边，指引方向的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其地位，就超过智谋之士翟璜、李克、吴起。因为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经典和古圣先贤代言人的身份，担当任重道远的职责。

这是文化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孔子十五岁志于学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说孔子志于学意义重大。看看钱穆所说：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孔子传》）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这个结论是非常客观的，孔子以后，儒业变了，儒也变了。儒之业变了，社会有了一个专门的知识传承和生产的行业，一个思想传播和创新的事业。儒变了，变成了精神生产者、社会批判者、价值担当者。儒和儒业有这样的变化、转折，中国的文化史才有这样的变革和转折，中国的知识人才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才会受人尊重。儒变了，他们的业也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也变了。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

……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

……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

所谓“私名”，其实就是孔子所塑造的“君子儒”，其特征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所概括的：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而“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则是出于《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可以把这八个字看作是孔子自我赋予的文化责任。并且，这个责任后来在中国读书人中代代传承。于是，孔子开始对“士”进行重新定位，赋予他们重大的文化使命，那就是担当起王和霸曾经担当的“道”：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论语·泰伯》）

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论语·季氏》）

以上所引，可见“道”在孔子生命中的分量，这是孔子的绝大担当。后来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正是孔子的天命自许。而天地之心也好，生民之命也好，万世太平之根基也好，都是那些“往圣”身上体现出来的“德”。道德道德，道即是德。孔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

所以，孔子而后，儒乃由职业技术，进而至于学术流派，不再是一个职业了。儒就变成了儒学，甚至有人把它叫作儒教。士也不再是“志于仕”，而是“志于道”了，甚至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对“道”的认知和认同，成了士生命的唯一价值，士生命的对象化，就是道。

从“志于仕”到“志于道”，中间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十五岁的孔子给自己的人生确立的目标——“志于学”。

《论语·子路》里有两则很有意思。一则是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士，作为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个身份序列，本来内涵清楚，指代对象清楚，不是问题，没有疑问。只有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被人为赋予了新的内涵时，才会成为问题。所以当子贡这么问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问：老师，您心目中的士是什么？您希望士是什么样子的？在您的教育目标里，您想把士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子贡的这一问，就已经给我们暗示了：孔子在对士进行改造，从而希望士有与之前不同的内涵。这个不同的内涵导致了他学生的疑问。孔子的回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我前面说过，孔子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他从来不做定义式的回答，他只对其某一方面的功能进行说明。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他对“士”的定义，并非是对“士”本体性内涵的一个回答，他只是针对子贡这一个人，讲“士”应该具有哪些功能。子贡是外交人才，所以孔子对他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重要。我们再往下边看。“敢问其次？”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再问：“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其实这两个答案也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孔子一直没说出来的那个东西。而子贡实际上就是在问孔子一直没说的这个问题，子贡一直在等这样的一个回答。但是，显然孔子已经把问题收束了，都已经说到“小人”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答案穷尽了，却仍然没有提到子贡要问的那个答案。子贡只好直接挑明了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孩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噢，那些饾饤之人，怎么能算作士呢？

我们前面说过，士是要“仕”的，是要从政的，但是在孔子给出的新的有关士的内涵里面，“仕”恰恰不再是士的基本内涵，他把这一点从士的题中应有之意中摘除出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历史变革。士和做官之间没关系了，士不再是一种身份，不再是一种地位，不再是一种职位或职业，更不是预备官员。士是一种功能，士是一种心胸，士是一种能力，士是一个使命的承担者。

很有意思，不光是子贡，子路也有此疑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所以这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很多学生都问过这个问题，只不过《论语》上没有全部记载而已。这个问题实际上潜台词是这样的：老师，您显然想给士赋予某种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那么，您心目中的士，应该有哪些内涵？孔子给子路的回答：“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我刚才讲了，孔子从来不做定义式的回答，他只是针对每一个提问者的不同心性来做一些针对性的回答。子路这个人自信、自负、自大，不大容易搞好和别人的关系，所以孔子给他讲要“切切偲偲，怡怡如也”，作为一个士你应当有些修养，应当有一点胸怀，应该与别人搞好关系。总之孔子对子贡和子路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是在说，“士”是一种品格而不是一种身份，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地位，是某种素质而不是某种职业。君子不器，士不再是一个器，不再是一个职业的专业的国家事务管理者，士，首先应该是国家事务的判断者、鉴定者、监督者。所以，简单地说，孔子带来了士的内涵的变化。本来是术士，六艺的专家，最终变成了价值承担者。士，从“志于仕”，到“志于学”，最终变成了“志于道”。

所以，孔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以自己个人的人生选择扭转了中国历史，“志于学”，是对“志于仕”的否定，更是“志于道”的基础和前提。而“道”的承担者和人间实现，由王至霸，最终落实到士，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教分离的开始。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甚至对于世界史来说，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中国历史中的士气

经过孔子的重新改造，儒士的面貌焕然一新，“士”的人生目标不再是“仕”，而是承担价值。所以，与近百年来对孔子的一个巨大误解相反，孔子不但不是“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是“士”而“仕”传统的终结者。

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士的核心使命和定位都是“学”——“学道”。学道是为了行道、担道。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面不仅讲到了士的品质，还讲到了士的社会功能，这个社会功能就是担当道义。因为你的功能是担当社会道义，所以你必须具备某种品质。孔子之所以在他的教育当中非常注重对士的品质培养，就是为了让这些士以后去担当道义。所以，“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其目的，就是要把自己也磨砺成贤者仁者，因为士将来是要有大担当的。

从王道到霸道再到士道，这一主体责任者的变化，不仅导致政教分离，还引发了语言学中“天下”内涵的变化。原来的天下，比如说周天子的天下，是地理学的、物理意义上的天下，但是在“士道”这个地方，“天下”变成了文化的和心理意义上的“天下”，孔子和这些士们赋予“天下”以文化属性。从此，“天下”不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再是领土的概念，也不再是承载于领土之上的子女玉帛的概念，不再是某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天下”，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价值，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认同自身的“中国”文化，还将这种文化理解为普适天下的价值，最终要让天下都在这种文化的涵盖和呵护之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论语·子罕》）

有君子在的地方，就有礼乐教化，就有仁义孝悌、礼义廉耻。有礼义廉耻的地方，就是“天下”。君子不就是闻道传道行道的么？君子的职责不就是传播文化么？把先进的文化、文明推广到落后地区，是君子的职责之一。君子的职责，就是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让天下都被“王道”——不，士道——覆载。

而“亡天下”的意思，也不是失去领土和政权，改朝换代，而是文化的澌灭、价值的消亡。所以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讲的这个天下就是文化和伦理意义上的天下，而不是地理与物理意义上的天下。顾炎武这个清晰的分辨，很有认识价值，但我们要知道，这个变化从孔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当孔子不断论证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这些概念时，他心目中的那个“天下”就已经是文化意义和伦理意义上的天下了，因此，“士”的使命，就是维护这样的天下，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

“士道”之后，“士”变成了“子”，孔孟老庄，墨孙荀韩，都是“子”了，“子”很多，就叫“诸子”了。诸子的时代来了，百家的时代就来了，轴心时代就出来了。我们上面引用了班固《汉书》记载的孔子的叹息：“礼失而求诸野。”我们不妨看看班固引用孔子这句叹息时的完整段落：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观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

其实，这九流十家，几乎都是孔子的后学，又几乎都是当时那些被晏子瞧不起的儒的后代。瞧不起儒的墨子、庄子，岂不也是士儒？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生成了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璀璨绚烂的星空。孔子，是这个文化宇宙的创世者！

孔子以后，周朝等级秩序的“大夫士”就转变成了后来的“士大夫”。“大夫士”说的是一种等级制度，“士大夫”说的是一种晋升制度。“大夫士”代表社会秩序，“士大夫”代表社会良心。我说“士大夫”代表社会良心，是说，“士大夫”这个概念，它代表了两个系统：价值系统和权力系统。“士大夫”既是政统的一份子，是国家世俗权力的体现者；又是道统的代表，代表着超越性的彼岸价值。并且，由于孔孟的阐释和坚持，在这两者之间，或者说，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士大夫应该选择皈依、坚持和维护的，是价值系统，而不是权力系统。所以，“士”在“大夫”之前。从“大夫士”到“士大夫”，这一前后顺序的变化，表明国家管理者不是必须具备高贵的血统，而是必须具备高贵的品格；他不必来自世代相延的家族，他必须来自世代传承的经典；他甚至不必具有某些专业能力，但是他必须具备价值判断力，必须具有信仰，必须有来自经典训练养成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本质上代表价值系统，而不是权力系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士大夫也由此成为一个道德属性极其鲜明的社会阶层，道德意识非常强烈，并以此确立本阶层的社会面貌和社会角色，他们也以此获得自尊。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子道》）

（按：其中“从道不从君”在《荀子》中提到三次。而且，两次都说明是“传曰”，所谓的“传曰”，就是传自孔子。）

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在皇帝下指令后，还要想一下这个指令或政策是不是符合儒家的理论，如果不符合，这些士大夫还要和君主辩论。虽然福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缺点，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皇帝不再代表真理，而只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真理的最高代表和最后解释，在孔子那里。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共识，是他们的文化遗传密码。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文天祥：《正气歌》）

正是这种由正气灌注而获得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自我道德的坚持，使文天祥获得了自己生命的庄严，从而慷慨就义。就义者，选择义也。

他慷慨就义后，在他遗体所着的衣服中，人们发现了他写在衣带上的几句话：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是的，他至死忠诚的，不是一个皇帝——实际上，他的皇帝——宋恭帝赵显此时已经投降，并且奉元世祖忽必烈的指令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而大宋王朝更是在近四年前已经覆灭于崖山。文天祥至死忠诚不二的，就是孔孟，就是孔孟所代表的“道”，文天祥是什么？是士。他的《正气歌》，其实也是“士气歌”：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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