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死的艺术法门：内心的体验和外部的错位反应

      我曾经讲过《鲁迅笔下的八种死亡》。为什么选这个论题呢？鲁迅写的八种死亡都是不一样的，是很丰富的，我觉得，鲁迅有一个局限，就是他不大会写爱情，因为鲁迅四十多岁和许广平好了很久，才有信心说：“我是可以爱的。”他原来觉得自己不能爱，什么原因？可能跟他的无爱婚姻有关系。在这方面，跟诸位比起来是差得很远了。（笑声）

     可我觉得会写爱情不算什么本事，差不多每个作家都会写爱情，不会写爱情就不算作家，是不是？当然也有不会写爱情的，司马迁就不会写爱情，他把项羽之死写得那么英雄，最后快完蛋了，才让美女虞姬出来亮相一下，就让她死了。这太尊重女性了。后来，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就渐渐会写爱情了。为了爱情不要命的，最有艺术生命。现代作家，阿毛阿狗都会写爱情。不管是精英的，如革命加恋爱；还是通俗的，从金庸到琼瑶，都把爱情当作法宝。写爱情的第一法门，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通过张资平的小说总结出来：一个三角形。两个人谈恋爱，没有什么戏，三角、四角的才有东西可写。第二法门，就是让有情人不成眷属。越是有情，越要把他们拆散，越让读者纠结，才越有卖点。

       但是，会写死亡的人是很少的，因为爱可以爱好多次啊，（笑声）是不是？这一个不够味，再换一个，是吧？（笑声）结婚了，失败了，可以离婚，结婚，离婚，再结，再离，多少次，都是你的自由，失败乃成功之母，对吧？（笑声）当然，也有更严肃的，日本大作家，写了“爱的徒劳”，爱就是犯傻，病态心理，爱是空的，要看破。人与人是很难沟通的，爱了就更难沟通，这一切，都不难写，因为每个人都有体验，一次以下的很少，多次体验比较多。但是死亡对于人来说就太不一样了，爱错了可以重来；死了不能爬起来再重死。（笑声）死就是一去不回头，死过了，又爬起来重死，那是很可怕的嘛！（大笑声）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怎么死的，就证明他没有死，对不对？死亡就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待到你自己真正体验到，你已经睁不开眼，拿不动笔了。

    鲁迅不善于写“爱情”，可写“死亡”成就很高。他写的唯一的爱情，就是《伤逝》，是一个失败的爱情。他对浪漫爱情采取一种讽喻的态度，在《野草》里，《我的失恋》就是代表，是吧？实际上，最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既会写爱情，又会写死亡的。在中国传统小说中，除了《红楼梦》以外，把爱情写得淋漓尽致、惊心动魄的太少了。可写死亡，在世界文学史中，它可能是独领风骚的，民族特色极其鲜明。

    中国古典小说里，《三国演义》不会写爱情，里边的美女都是政治工具。刘备三顾茅庐，什么都见了，都看到了他丈人了，可就是没有看到他老婆，女人在艺术里如此没有地位，真乃咄咄怪事。（笑声）但是，《三国演义》很会写死亡，其精彩在于主要人物的死亡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表面上都是死于他人之手，实际上是死在自己手里。周瑜死于自己对战友才智的妒忌，临死不检讨自己，还要怪老天，发出“既生瑜，何生亮”这样的傻话，这一点我在讲“赤壁之战”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曹操的个性特征是多疑，最后死于对华陀医术的多疑，我在讲“另眼看曹操”时也已经讲了。《三国演义》对关公极尽称颂之能事，甚至最后把它神化，但是，作为人，他死于多傲，孙权是他反曹统一战线的对象，人家本来要和他联姻，他不同意就算了，却说“虎女焉嫁犬子”。这种侮辱性话语，出自一个身负军事和外交重任的军区司令之口，实在是幼稚可笑，但是，也足见其傲得发昏。当他威震华夏，吓得曹操要迁都的时候，孙权袭了他的后方，结果是败走麦城，人头落地。他死亡的精彩在于，让它引起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连锁反应。

    关公被推出去斩了。这么重大的事件，孙刘联盟和曹操对抗的均势的转折，如果光是“斩”字，既没有关公的感觉，也没有孙权他们的感觉，以西方古典小说的观念来看，就很不艺术了。但是，中国小说有中国小说的传统法门。中国小说的重心主要不是写人物感知世界，而是写相关人物的行为和语言的连锁性的错位，在多重错位中揭示出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不可重复的个性。

    第一重错位，是孙权把关公杀了，却把人头送给曹操。孙权知道，他只有联盟才可以对抗曹操，如今和刘备分裂了，战略上势单力孤，难以和曹操对抗。刘备肯定要复仇，他就把关公的头送给曹操，目的第一是讨好，第二是转移仇恨。当时，皇帝还没被推翻，曹操代表中央政权的合法性。曹操如果大喜，完全接受他的好意，就毫无小说艺术可言了，因为双方的情志只有重合，没有错位。曹操接下了人头，却把关公加以厚葬，二人既有重合的一面，又拉开了距离：这就叫作“错位”。

     第二个错位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关公之死刺激了刘备的意气用事，声言为兑现桃园结义“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誓言，为关公复仇去攻打孙吴。诸葛亮的劝阻，是为了刘备的事业，这和刘备的情志是重合的，但是，刘备不听，结果败在年轻的陆逊手里，郁郁而死，蜀汉小朝廷从此一蹶不振。这个错位幅度相当大，艺术效果就强烈得多。张飞和刘备一样，不顾一切地要复仇，下令部队都要穿戴白盔白甲，命令裁缝三天之内做三千件白盔白甲，不完成任务，就杀头。这和刘备的意志是重合的。但是，这个裁缝想，任务肯定完不成，与其被你杀头，还不如我杀了你的头。他偷偷跑到营帐里，把他的头割下来，投降去了。这就和刘备的意志拉开了最大的距离，他的死亡是有连锁反应的，这是第三重错位。

   对于关公之死，孙权的反应和曹操的反应有一致之处；刘备的反应，张飞的反应，诸葛亮的反应，也有一致之处。但如果都是一致，就没有性格，就没有小说艺术可言。只有在重合中拉开距离，有了错位，而且是各自不可重复的错位，才有艺术的感染力。在错位结构中，显示出每个人情志逻辑的不同，人物的特殊个性才能突显出来。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尾声，有点迷信，关公死了以后，变成了神。那个搞死关公的吕蒙，正在盛宴欢庆的时候，突然“关公显圣”，打吕蒙，骂孙权。吕蒙疯了，死掉了。在孙权集团一同欢宴的人物却没有多少错位，因而人物是比较单薄的。

   《三国演义》表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死亡书写的传统。什么传统呢？史传文学的传统，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春秋》开始的规范就是：寓褒贬于客观的叙述之中。叙述只限于记言和记事，作者的褒贬只能隐藏在字里行间，除了记言和记事以外，人物的心理是不能直接讲出来的，这叫作“春秋笔法”。故《三国演义》不正面写关公临死之前心里怎么想，也不写孙权、吕蒙的内心感受，只反复写死亡引起的言语和事情，突出死亡引起的非常戏剧化的、多元的、错位的反应，这就构成了中国小说艺术特殊的震撼力。

   《三国演义》以后，我国传统小说写死亡似乎有一种退步的倾向。我觉得写得最差的，是《封神演义》。所有的人死了以后，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是一道阴魂飞往封神台去也。血拼的双方，最后都由姜子牙一视同仁地拜将封神，完全重合，没有错位，是最缺乏艺术性的。

    作者：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