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读过的不算太多的小说中，有两部以“纪事”或“记事”这一朴实无华的字眼命名的作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们都堪称当代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名篇，近点的是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远点的是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夏商长篇小说《东岸纪事》在我看来同样具有经得起时间磨洗的沉甸甸的艺术价值。

　　夏商在《东岸纪事》的“后记”里写道：“浦东幅员广袤，不可能写尽全貌，截取自身熟悉的一隅，以点覆面，让我心中那些‘真实人物’在这邮票大的舞台上复活。”他还把自己这本书称作“上海之书”。但读罢全书，读者会说，这何尝不是一部深刻描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全局的“中国之书”!

　　推动《东岸纪事》情节进展的直接动力来自不同人物的三次欲望的暴力。一次是小螺蛳对乔乔的，一次是尚依水对刀美香的。这两次暴力一次及时直接、一次滞后间接地改变了人物的命运轨迹，引发了小说中众多人物人生聚散沉浮的连锁反应。另一次欲望的暴力事件比较特殊，为了论述的便利，我们在他处展开b，这里我们重点梳理、分析支撑了整部小说主体大厦的前两次欲望暴力对人物命运影响的轨迹。

　　小螺蛳的欲望暴力与梅菊乔生命认同的毁灭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和高考制度的恢复，考取大学甚至中专一下子成了改变千万年轻人命运的最佳跳板，即使在上海这样生存优越的大都市亦是如此。生活在浦东六里的乔乔(梅菊乔)正是这样的幸运儿，中学毕业成为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大学生。漂亮聪明的她可谓是父母的骄傲、全公社的名人……

　　然而没有谁会想到，乔乔的命运会急转直下，离开原来令人羡慕的轨道。如果说她之所以接受依靠在公社当副书记的舅舅侯德贵的权力而谋得蔬菜推销员这一美差的花花公子小开的邀请，与之相会，除了迫于纠缠以外，乔乔赴小开的约会这一举动里还带点上海滩“开化”女孩的好奇和主动。这次赴约的遭遇充其量只是一次小流氓骚扰下的青春常规事件;然而小流氓小螺蛳以卑劣野蛮的伎俩对乔乔的施暴彻底摧毁了她的人生。那个年代人们对于贞洁的道德认同和想象在乔乔自身这里也破灭了。当她从迷药的作用下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被毁的处境之时，“她头痛欲裂地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就是杀人。与此同时，一张卷发青年的脸浮现出来，他嘲讽地看着她，微黑的脸庞嵌着清高的眼神……”这里夏商以高度的敏锐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身份认同的深刻辩证法所在。

　　作为改革开放先声的高考制度，原本以它强大的国家意志给了芸芸众生中普通一员的乔乔一个改变人生的大好机会，她不仅跳出农门，改变跟随母亲的农家户籍的同时，未来还向她敞开浦西光环缭绕的现代都市生活，而且她不必再如同父辈们那样匍匐在肉体存活与欲望满足的生命底线上惨淡经营人生，而是可以在沉醉于文学艺术，享受高雅精神生活的同时，自己也投入这种浪漫光彩的艺术创造，获得一种理想的身份认同。

　　当乔乔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命运发生断裂的瞬间，杀了小螺蛳的念头不过是对一个毁灭自己的敌对力量的自然本能的反应和态度，而这一瞬间眼前浮现出“卷发青年”的脸庞和眼神这一突兀的幻象却意味着另一个深刻的念头，这是聪慧敏感、有着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的乔乔的一个我们常人不易发觉的念头，一个她的人生发生深刻断裂之始的价值意识、身份意识的反应。

　　作为一个生命主体，乔乔自有着自己的信念、欲望、记忆、感觉、自我意识，“情感生活、对自己未来的感知……在逻辑上独立于其他人的利益和功利的存在”，以及“保护这个价值……不受伤害的权利”。然而这种生命主体意识和内在价值是体现和实现在社会中的。除了生命主体自身对它们的选择、确认以外，在情感上、心理上更需要“他者”的承认、维护。这是生命主体在现实中的实际处境使然，如同巴赫金所说的“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人的生命主体意识和内在价值诉求也凝结、聚焦在人的“身份”意识上，而这个“身份”意识正如文化学家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更强烈地聚焦在主体对于自身未来的焦虑上：“不单单关注‘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更多的是‘我们将会成为谁’。”因此，尽管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在逻辑上是“他者”所永远不能侵夺、僭越、毁灭或藐视的，但往往又是难以超越“他者”的注视与评判的，事实上，人的社会身份、生命权利与自我认同的形成和赋予，面临着多重的“他者”话语的支配、评判，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强大的两个支配性话语，一者为国家明确的政策法规，一者为人类群体契合而成的道德习俗等构成的文化。这就意味着，每个生命主体，他的命运除了受到国家大政方针、历史议程、宏大叙事的主宰以外，更受到身处其中的包含着浓重的道德伦理成分、文化习俗等柔软的锁链的规制、约束。故而，在意识到自己被毁的瞬间，未来原本像人间四月天一样展现在面前的乔乔——她的生命主体意识本是多么敏锐——她的那种对“自己未来的感知”不是瞬间麻木了就一定会是一片黑暗——今天人们怎么看待“我”，明天人们将怎样看待“我”，“我”将怎样看待自己等一系列与“自我”“身份”“未来”有关的念头禁不住要涌现在乔乔的脑际，它们又投射、呈现在以邵枫这一异性的“脸庞”“眼神”为符号的“他者”的注视中——青春期的乔乔所在意的“他者”往往首先是一个异性——邵枫代表的正是命运原来许诺给乔乔的理想的、光鲜的、令人向往的社会身份与角色。乔乔原本和这个角色、身份是平等的，然而这一切瞬间破碎了，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身体贞洁的毁灭在哪怕是乔乔这里也成为不能再面对邵枫的一个灾难性心灵事件!

　　原有的自我认同已然毁灭的乔乔是更迅速决然地投入自己曾经向往的爱的怀抱，还是在一种模糊的自我放弃下选择了自我放纵?是用一个主动选择的行为掩饰伤害了自己的那个被动行为，还是放手投入一个干净理想的爱来远离、抹掉那个卑污屈辱的记忆，甚至尽快建立一个体面的关系以防备、迎接可能会出现的进一步的难以承受的“舆论”后果的挑战?无论乔乔的心理动机和行为经历过了怎样的轨迹，她投入了邵枫的怀抱——她多少有些“嫁祸于人”或自欺欺人、自我蒙蔽的动机，紧接着她“没有一丁点心理准备”地怀孕了，她甚至不能确定“是谁导致了珠胎暗结”。但这个事实引起的恐惧“甚至比小螺蛳的强暴还要强大”——“失身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怀孕却是家丑一夕天下知。”好在邵枫虽然不是一个对家庭很负责任的男人，并且因为和老婆离婚而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但还是有一种男人的承担意识，敢于对自己的浪漫负责。但即使这样，流产依然是件棘手的事。对于乔乔来说，“她不能将真实姓名留在医院档案里”，因为“白纸黑字，像一匹阴影里的野兽，不知什么时候跳出来咬你一口”。——这是一定时期的社会道德与国家政策法规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联合管束。私人黑诊所条件简陋，技术拙劣，只是借助社会道德和国家对人的约束完成了一笔血腥的敲诈，手术最终失败。乔乔昏迷在宿舍，最后被同学送往正规的医院抢救才保住了生命，但也让本要保密的隐私彻底暴露。已花干了钱的邵枫只好偷偷卖血。最终，乔乔和邵枫被学校双双除名。

　　学校的除名，依然是社会道德行为和国家政策法规对人的约束的一个联姻行为的结果。它摧毁的不仅是乔乔在社会声名层面上的未来、前程，而且包括她的肉体存活的依据——美妙无忧的“铁饭碗”梦想破碎了!她的户籍重新回到浦东的乡下，并且跌得更惨，不仅道德名誉扫地，而且因为黑诊所的不当处置，导致子宫被摘除。中国传统道德里，特别是对女性的身体伦理，不仅渗透着男权主义的毒素，而且有一个悖谬的分裂：对于一位女性，她的贞节固然成为她的社会身份、价值认同的核心方面，但另一方面，生育能力同样是她的一个重要社会身份、价值认同的砝码，甚至对于底层社会来说——哪怕不是在台面上，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权重。这一点也体现在小说叙述的其他情节和几度出现的俗语“有假子、无假孙”的话语中。这些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叙事、香火叙事。即使是作为大上海一部分的浦东，中国文化中的这部分核心叙事也同样牢固地传承、运转着。

　　乔乔的命运从此改变。历史洪流、国家政策的宏大叙事联合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认同的主流文化虽然毁灭了乔乔原有的为主流社会所认同、被人们普遍艳羡的人生未来和社会身份，但同样是历史的洪流和国家政策的宏大叙事给了她新的生命转机和社会身份重塑的前景以及生命认同调整的机会：改革开放，允许私人发展个体经济。用今天的话来说，乔乔体制内的路塌陷了，无奈但并非没有希望地走上了另一种人生之路。

　　乔乔在熟食经营上的成功，通过大学同学任碧云的摆地摊的举动和收入上与自己显而易见的差距及任碧云对自己的某种羡慕甚至妒忌的表现，自觉不自觉地让乔乔在同学圈里——这个曾经的“自我”所归属的“世界”里，找回了今日自我的某些自信。在大光明儿子的婚礼上，乔乔拍出天价礼金，她是在给母亲长脸，也是在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展开自我的宣示。当她的饭馆在浦东繁华的路段矗立起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在新的时代，在国家政策的新的规制和引导之下，她在以新的社会认同话语重塑自我、重新找回自我的某种成功。以财富为中心的时代话语能否使乔乔的内心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重新找回自我，重新获得广泛的价值认同?显然不完全能。以财富为中心的认同成新时代认同的重要尺度，但生命中有些元素是世代如一的。社会的政治及物质生产方式等外在变革总是走在前面，而包含身体伦理在内的道德的、精神的诸因素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总是迟缓的、滞后的。乔乔被打破的人生轨迹和生命认同，毕竟没有重新圆满，在生命的伦理认同，乃至传宗接代这样的生命自然认同、家族香火认同方面，乔乔依然是失落的。在给父亲骨灰落葬的下午，与父亲的血肉亲情关系重新把母亲和自己紧密地扭结在一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怨恨与疏离之后，她们在亲情的引力下重新相亲相依，她们不得不一起面对一个苍凉的现实，她们同意抱养一个孩子以养老送终，并加入中国人关于家族绵迭的悠久神话。无论如何，人不是孤立在世的，血缘亲情既是原始的，也是最长远、坚韧的认同依赖。这恐怕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古老基因使然。

　　欲望暴力与国家意志对刀美香命运的急剧拨弄

　　欲望暴力对刀美香人生的毁灭有一个潜伏期，或者说有一定的间隔性。刀美香的故乡在遥远的西双版纳。她的娘家本是大土司，她是土司家的公主，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土司制度成为历史，她也就沦为普通人家的少女，只有他们土司家的竹楼能令人想起他们过去的辉煌。公社拖拉机手尚依水祖上其实也是土司，他在刀美香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借其搭乘拖拉机之便诱骗进而又强奸了她。刀美香生下一对双胞胎腊沙和勐崴，只好留给生活在密林中的三姐当儿子。这对双胞胎尴尬的身世成为故事的重要伏笔，他们对刀美香后来的人生来说，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祸端。说幸运很简单，他们毕竟是刀美香的亲骨肉，他们是两个让刀美香后来感到自豪的独当一面的男子汉;说不幸是因为这对来路特殊的儿子最终导致了刀美香生活的毁灭、人生追求的落空。

　　1968年刀美香初中毕业后得到一个去景洪卫生局护士培训班学习的机会。毕业后她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护士。在卫生站，刀美香认识了来自上海浦东的柳道海。她喜欢上这个心灵手巧的上海青年。在草木茂盛人烟稀少的荒远边陲，他们相会相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肉体和心灵相互碰撞，一起燃烧。刀美香为此在三姐家用土法打胎，后来又以三姐的名义在勐海医院流产，刀美香一再打胎，从而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一现实和中国文化中的痼疾给她未来的人生埋下隐患。当已成麻风病人的尚依水再次骚扰、侵犯刀美香的时候，不明就里的柳道海赶来和刀美香合力砸昏了尚依水，并一起把尚依水拖上竹排，推进了激流。他们当然以为他会葬身激流，而柳道海也并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对刀美香来说，惩罚这个恶魔天经地义，然而对于柳道海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是另一种欲望间接推动下的暴力行为呢?——他是因为爱刀美香而成了一个“帮凶”!不管怎么说，国家的宏大叙事、政策法规像命运之神把两个渺小的相隔遥远的年轻人成全在一起，禁令和欲望的暴力又一起让他们背上了杀人的沉重的精神包袱。

　　不过同样是国家的政策规章，给了他们改变命运的难得之机。刀美香协助柳道海重新回到了上海，她自己也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逃离兵团并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上海，与柳道海重新团聚。然而她的户籍身份和生育能力的丧失让她难以获得柳母的认可与接纳。而她的户籍问题还不仅仅是柳家考虑到的外省户籍问题、粮油供应问题，还涉及因之伴生的身份上“低人一等”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不仅农村和城市户口之间有着巨大的身份鸿沟，不同城市之间的城市户口也伴随着巨大的身份差异。事实上，兵团因为她的失踪已经注销了她的户口，这就意味着她在哪里生活都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当姜初文、李英夫妇发现“失踪”的她并告诉她面临的身份难题的时候，刀美香才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决定重返建设兵团。户口恢复的刀美香又冒着生命的危险以苦肉计的办法脱离了兵团回到勐海地方。二哥帮她在茶厂安排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这次她可以名正言顺前往上海了。

　　虽然刀美香的过去得到柳道海的某种原谅和接纳，她带着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崴崴来到上海，但刀美香和柳道海的关系已经彻底变味了。那次在勐海领完结婚证后的拌嘴，把两个人心里的隐秘完全撕开。她虽重返上海，和柳道海也仅仅是搭伙过日子，两个人都已心灰意冷，他们成了“死夫妻”。不过，刀美香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她竟然大海捞针般把她的户籍落在了上海浦东，她成了真正的上海人并因此使崴崴的户口也迁到了上海。国家的政策、欲望的暴力、现实的生存、传统的文化心理等因素一起三番五次地改变着刀美香的命运，有时伤害她，有时成全她，有时捉弄她。

　　想在孤独的劳作中忘却“害人性命”一幕的柳道海终于因为腊沙的到来，心灵的伤疤被重新揭开，折磨着良心的禁忌重新被令人刺痛地触碰。柳道海完全进入了一种精神心理近乎失常的状态，他终于主动到派出所自首，郑重地将自己和刀美香合伙“杀人”的往事和盘托出。虽然云南方面很快证实尚依水依然活着，他们“杀人”的事实并不成立。然而，刀美香曾经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通过这一插曲彻底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她的人生认同和身份认同被打碎了，而且这一切还损害到本已成为自己精神依靠的儿子崴崴身上。柳道海因为内心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而将过去对刀美香的爱转化成了怨恨、憎恶。

　　刀美香历尽千辛万苦拥有了上海浦东的户籍、身份，自己的儿子崴崴成为当地的一个“人物”，迎娶了娇美的厂花新娘，事业正走上顺风顺水的轨道，而且自己甚至马上就要在动迁中分得梦寐以求的数套楼房，但她自己的生命认同、情感认同却完全落空了。她得到了外在户籍、户口身份，甚至获得了财富上的收获和满足，但她的生命主体的精神认同、情感认同失落了。这就是尚依水的欲望暴力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历史议程、政策法规及这些政策法规的具体执行等因素对刀美香人生命运的改变、支配与捉弄。

　　在《东岸纪事》的最后、小说的高潮，刀美香失踪了。有人听见在侯德贵的尸体从井里打捞上来的夜里又有人跳进了井里。但崴崴在力排众议，派人又把已经填埋的老井挖了个底朝天却并没有找到刀美香跳井死亡的证据。然而，刀美香毕竟失踪了。或许，她像当年逃离农场、逃离西双版纳只身来到上海一样，又只身逃离上海，重又潜回云南，重回勐海，重回腊沙“三姐”的故园?

　　主宰我们生活的关键力量

　　夏商给刀美香命运安排的这个结局，用心良苦地给人们留下一个悬念，但这不是卖关子，而是让小说充满了对生命认同的迷思和怅惘，它不仅关系到对刀美香人生命运与生命认同的理解，而且也是对当代中国人的人生命运与生命意义的提问。不管外在的暴力，乃至国家的政策、历史的宏大叙事怎样捉弄人，作为个体生命的认同永远摆脱不了以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自然环境为依托的父母之邦的引力，摆脱不了生命的记忆、亲情的维系等这些生成本真的生命在世意义的元素的奠基作用——在这个主题上，刀美香的人生具有更显著的话语功能与叙事意义，乔乔最终与母亲的和解，则在文化的意义上从正面呼应了刀美香生命认同中的文化皈依主题。

　　人依赖文化，认同文化，皈依文化，又受制于文化，屈从于文化，失落于文化。人存在于和他人的交往中，文化成为一种维系共同交往展开的认同契约。这是夏商通过刀美香、乔乔等角色的人生轨迹所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启示。

　　就实际上存在着的人来说，他实际上生活在国家的政策法规这种宏大的国家话语、历史议程与包括了国家宏大话语和历史议程的长久制约、引导及其折射而形成的软性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在内的所谓文化的双重规制、影响之下。这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放在《东岸纪事》所描述的年代，则典型地、突出地表现在人的“社会身份”和这种社会身份维系的核心因素“户籍”与“粮油关系”上面。因此，关于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情感的书写，无论作者描写的是什么地域的人事，其基本的甚至是核心的环节恐怕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户籍与身份叙事。因为户籍和相应的身份问题曾经一直是统治我们生活的关键力量。

　　作者：张灵，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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