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看，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涉及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时，存在不少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有必要首先加以检讨。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成立，使得中国学问的研究取得很大进步，形成了一时的新风气。用周法高的话来概括：“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和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的结果。”而所谓的“新方法”“新观点”，主要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西洋的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为什么要用西洋的方法，而不用自己的方法呢？那是因为在当时的许多学者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中缺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研究而言，尽管有丰富的批评文献，但总体来说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当然也就没有可供挖掘和继承的资源。除了向西方寻求“金针”之外，别无他途。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晚。

我们不妨对这种观念略作梳理：

1924年，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所以他的这本著作，是“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杨氏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从学术理念来看，延展的就是胡适的思路。在这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文献所居的地位仅仅是“材料”而已。

1936年，郭虚中将日本学者丸山学的《文学研究法》译为中文，赵景深在《序》中指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一切科学都有了新的估价与认识，作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也不是例外。以前人们是从来不知道系统地科学地研究文学的。即如古代名著如刘勰《文心雕龙》等，亦有杂乱破碎之感。”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学批评文献，如果只用“杂乱破碎”四字概括，就成为一张醒目而又易于随手张贴的标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一类的著作，基本框架来自于前苏联的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等人的学说，尽管它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国传统的批评文献同样只是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散见于各个部分。到七八十年代修订再版时，这个基本架构还是一仍其旧。

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中指出：“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文学研究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14)这番议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所谓“学派”，当然需要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范围，用西洋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比较文学的领域中，如何能够形成一个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鼎足而三的中国学派呢？但在这番不着边际的议论背后，却有着言说者观念上的苦衷，即中国文学批评自身是缺乏理论和方法的。这张标签被随手张贴了数十年，已经成为学者知识库中的“常识”。

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形也类似。比如在韩国，据林荧泽先生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国家虽然有文学作品，却没有评价它们的合适标准。所以借用国外的评价标准也是不错的。”这里所谓的“国外”，指的就是欧美。1975年前后，为祝贺美国学者唐纳德·靳(Donald Keene)提出的《日本文学史》写作计划，日本笔会举行座谈会，“其中好几次出现了这样的颂词：只有美国学者才能写出真正的日本文学史”。而唐纳德·靳的写作动机，也缘于此前读到佐佐木信纲《上代文学史》后的感想：“我们毕竟还是不得不为自己写文学史。不管日本人的评价如何，佐佐木氏的著作与我们的趣味相去甚远。”(《日本文学史》，第238页)、东亚各国不仅承认自身缺乏理论和方法，也承认运用西洋理论来处理本国文学(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是理所当然的。

 针对上述“标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写作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接触西洋学术之前，传统的中国人是如何从事文学批评的?有什么样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是否自成体系?其特色何在?基本结论如下：

 1.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有三种方法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的精神，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以这三种方法为支柱，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自身结构。这三种方法，是从三个不同侧面对文学作品所作的各个层次的研究：“以意逆志”法偏重于将作品置于与作者及社会的关系中探讨；“推源溯流”法偏重于作品与作品之间关系的探讨；而“意象批评”法则纯然就作品本身立论，以考察其独特的风格。“以意逆志”法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两种方法偏重于内部研究，其中“推源溯流”法着重于描写手段和表现手段等细节上的分析，而“意象批评”法又着重于整体上的把握。这三种方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皆有其不同的学术或宗教来源，但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结构中，却能够相成互补。即使在同一个批评家手中，也能够兼容并采，综合运用。

2.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不仅有上述内在结构，同时又有独具特色的外在形式，即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和评点。这六种形式，是西方文学批评中所鲜见或为时较短，而在汉文学批评(包括朝鲜—韩国、日本、越南)中又最普遍长久地为人使用的。六种形式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相渗透的现象，也显示了这些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有机性和整体性。三种独具精神的批评方法主要就是通过这六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些方法的涉及面，不仅在空间上遍布汉文化圈，在时间上从古到今，而且在门类上也不限于文学，还程度不一、关系深浅地反映在书法、绘画和音乐批评中。内外结合，有体有用，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体系。

此书出版至今已有十多年，我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者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认识。坦率地说，并无多少信心。但就我自身来说，在此之后思考并努力探索的问题是：

1.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对作品的阐释，如何以及为何理解作者之“心”；二是对文学源流的梳理，通过渊源论、文本论和比较论，从“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两种思路切入，确定一个诗人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三是对诗人风格的辨析，使用一个或数个“意象”传达出对诗人风格的整体把握。这三种方法在今天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有无意义?有何不足?如何弥补?以及怎样与其他异质文化中的批评方法对话?

2.在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视域之外，还有哪些方向值得关注?有哪些方法值得探索?如果说上面一点属于“旧学新研”，那么这一点就属“新域展拓”。在21世纪的今天，文学研究开辟出很多新的方向，新材料的发现也引导我们去正视和思考一些以往视域之外的问题，比如作者的身份和性别、文学典范的转移、传播工具的变迁、书籍的环流、笔谈与“文战”，等等。这样的课题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又能够提炼出什么样的理论，无一不有待我们的深入研讨。

与一味向西方乞灵相反，还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是刻意与西方对抗。最为突出的，可以近十年来由周宁先生和顾明栋先生提出的“汉学主义”为代表。从学理脉络上看，“汉学主义”是由萨义德“东方主义”(或译作“东方学”)演绎而来。从提出的动机和目的看，周文呼吁“学界警惕学科无意识中的‘汉学主义’与‘学术殖民’的危险”，顾文期待“走出汉学主义”的同时达到一种“处理中国材料真正科学而又客观的研究方法，产生对中国不带偏见的知识”，都值得思考，也令人同情。但由于这一提法与萨义德的密切关系，所以天然地带有与西方的对抗性，并且在有意无意间把西方的汉学研究本质化为“汉学主义”，是以“殖民”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这就不但是以偏概全，而且也无法达到其预期的学术上的目的。“汉学”一词，哪怕仅仅就Sinology意义上来使用，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名词。包括的地域从东方到西方，涉及的时域也有千年以上，是一个在时空中不断变迁的过程，很难用一个贯串所有的概念、名词或标签加以囊括，即便仅仅就欧美汉学而言也是如此。我对此曾经有过以下评论：“任何一个学者皆有其意识形态，任何一项人文学研究也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留有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是，这与从意识形态出发、为意识形态效命完全是两回事。假如从来的汉学研究就是‘汉学主义’，假如‘汉学主义’就是以‘殖民’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完全可能变为一场阶级斗争、政治辩论或文明冲突。……如果从古到今的汉学，哪怕仅仅说西方汉学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就是居心叵测、不可告人的阴谋，就是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暴政，我们完全应该报之以不屑一顾乃至嗤之以鼻。而事实恐非如此。”所幸这种意见的市场不大，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少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对其误解做了澄清。

但是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不仅在认识上存在盲点，在实践上的误区(尤其是最近三十年来)更值得检讨。就其主流而言是模仿西方，尽管有崇尚“不古不今之学”的陈寅恪，但他的主张和实践犹如“旧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因此而发出“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的自叹。

模仿西方始于中国现代学术发轫之初。以两个最负盛名的研究单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国学院为例，傅斯年在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其表现出来的旨趣有二：一是寻求新材料，二是借助新工具。前者是西洋人作学问的步骤，后者是西洋人治学问的方法。类似的一篇文献是1925年吴宓的《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他说：“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注重的也是方法和材料。若上推及1923年胡适起草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其精神与取径也是完全一致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去世后，同为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撰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举出其学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概括为三项原因，前两项都属于材料方面(地上和地下，异族与汉族)，列于第三的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1927年写的《忆王静安君》中说：“正确理解西洋的科学研究方法并用于中国学问之研究，是王静安所以成其为卓越学者之故。”陈寅恪说的是“参证”，而在狩野的心目中，西洋的研究方法几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显然，这样的观念和实践不只是在中国。以日本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为例，他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中说：“我国(日本)之于中国学研究上，似尚未能十分利用科学的方法，甚有近于藐视科学的方法者，讵知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中国学之对象(Object)虽为中国，其书虽为中国人著书，然其研究方法终不可非科学的也。”不仅如此，整个东方学的研究莫不皆然，他又说：“印度学、阿拉伯学皆经欧洲学者着手研究，始得发达而广布于世界。印度、阿拉伯非无学者也，彼辈如解释印度文献及回教古典，自较欧洲学者高万倍，然终不能使其国之学问发达如今日者，岂有他哉，即研究方法之缺陷使然耳。”胡适当年读到此文，乃高度赞美曰“其言极是”。中国学者看待日本的汉学研究成果，也取同样眼光。傅斯年在1935年说：“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之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效法西洋的“东方学”和日本的“支那学”，成为一时风气所在。著名大学里设置了相关课程，不少日本的汉学著作被译为中文，一些出版社还直接影印欧美的汉学著作，欧美、日本还纷纷在中国建立汉学研究机构。在外来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启示下，中国学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身处今日回顾过去，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汗牛充栋的论著中，外来的观念和方法愈演愈烈为学术研究的起点(提问方式)和终点(最后结论)，其势至今未能改变。

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学术固然以追求西洋人做学问的方法为主流，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译著在中国学术界涌现，即便仅就其中的汉学部分而言，其数量也极为惊人。从现实层面考量，本来是作为“他山之石”，却不知不觉演变为潜在的金科玉律，一如萨义德所说的“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学人不是力求与之作深度的学术对话，而是一味地为西洋思考模式的传播不断提供在东亚的“演出平台”或“扬声器”。也难怪包弼德要讥讽，西洋的学术观念向东方传播，其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欧美思想架构体系以及方法论在世上不同语言国家中的扩张”。这里不妨举两个学术论著中属于技术性层面的现象：

1.标题。如果观察一下汉语世界的出版物，近十年来论著的标题有一个较为普遍而显著的特征，即以四五字领起，加一冒号或破折号，再跟上或长或短的说明文字。而究其实，这不过是美国学术界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一种流行风气。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经根据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当编辑的经历，在1983年以挖苦调笑的口吻写了一篇《学术著作的出版窍门》，列出六要点，最后是关于标题：“这有两个原则要把握：一要听上去铿锵有力，二要用冒号。大标题要铿锵有力，简短，意味深长，又富有诗意，弄得读者搞不清你的书是写什么的。用个冒号，再用个副标题解释这本书是讲什么的。”作者在文章的结尾没忘记对读者来一番“庄语”：“这些花招对学术著作的作者来说不一定百发百中。”不幸的是，这在今天的出版物中，已经成为一道时髦的风景。

2.注释。如今的学术期刊，从台湾到大陆，模仿欧美汉学家的注释方式，比比皆是，不厌其烦。一句简单熟悉的“春眠不觉晓”，要把哪一种孟浩然的诗集，包括注释者、整理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卷数、页码一一罗列；有时还要将作者的名字附上汉语拼音；甚至要叠床架屋地使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表述方式。此外，二手资料的繁琐罗列，无论其学术价值的大小高低，还美其名曰“学术规范”或“与国际接轨”。学术研究当然有其规范，无非引证的文献准确无误，尊重既有的研究成果，但如何体现这两条原则，并非只有唯一的标准。即便就西方学术传统而言，注释也没有统一之“轨”可“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史学著作中，各有各的注释特色。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在其《脚注趣史》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注释的形成及其方方面面，并且给人们以如下的忠告：“多种多样的脚注出现在多种多样的历史著作中，提供了同样的教益。”同时又说：“脚注自身什么都不能保证。诚实的历史学家用它来表明事实，真相的敌人(真相是有敌人的)也能够用脚注予以否认。观念的敌人(观念也是有敌人的)能够用脚注来堆积对任何读者都毫无用处的引用和征引，或是用它来攻击任何可能有新意的论题。”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中也并非没有其注释规范，清代广东学人陈澧有一篇《引书法》，谈的就是这个问题。略引数则如下：“引书有引书之法，得其法则文辞雅驯，不愧为读书人手笔，且将来学问成就著述之事亦基于此矣。”“引书须识雅俗，须识时代先后。书之雅者当引，俗者不可引也；时代古者当先引，时代后者当后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浅陋之书，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引书必见本书而引之，若未见本书而从他书转引则恐有错误，且贻诮于稗贩矣。或其书难得不得不从他书转引，宜加自注云‘未见此书，此从某书转引’，亦笃实之道也。”20世纪60年代，钱穆给正在美国读书的余英时写信说：“鄙意凡无价值者不必多引，亦不必多辨。论文价值在正面，不在反面。……即附注亦然，断不以争多尚博为胜。”这里所表现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引书法”，我丝毫不认为它在学术规范方面有任何欠缺。

制题和注释，本无一定之规，但即便在这些技术性操作的层面上，今日学术论著也要自觉地“弃我从他”，就更不要说在研究的理念、方法上的亦步亦趋了。

作 者：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东方诗学的研究。

来 源：本文摘自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一文，为文章的第二部分，原文刊发于《文学遗产》 2016年第3期。微信来源：皇华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