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1日，丁玲在致日本研究者白滨裕美的复信中坦诚介绍了她跟冯雪峰之间的关系，并说：“不过这都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的确，跟丁玲的政治追求、文学成就比较起来，她个人的情感生活相对而言是一种“小事”，然而这种“小事”不仅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艺术投影，而且对她的政治追求和人生道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以史学家眼光观察，从学术角度研究，也就成了一件并不算“小”的事情。

　　瞿秋白：第一个进入丁玲心扉的男性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三岁半的丁玲遭遇到丧父的厄运，极度绝望的母亲欲相从丈夫于地下。因顾忌丁玲无人收养，她曾将丁玲许配给三舅的儿子余伯强。这一包办婚姻因1922年丁玲执意去上海求学而解除。丁玲此前跟这位表兄毫无感情，解除婚约之后两家的关系濒临破裂。根据现存史料，第一次进入丁玲心扉的男性应该是瞿秋白。

　　1977年初，丁玲之子蒋祖林曾去山西长治嶂头村探母。有一天，丁玲谈起了瞿秋白跟她和她的闺蜜王剑虹之间的三角关系。王剑虹原是丁玲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一位学生领袖。1921年冬，王剑虹动员丁玲中止在湖南的学业，到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深造，二人从此成为挚友。1923年夏天，因平民学校停办，王剑虹又从上海到南京自修文学。在这里，经柯庆施、施存统的介绍，她们结识了一位身材瘦长，戴一副散光眼镜的朋友，他就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在秋白的鼓励下，丁玲和王剑虹重回上海，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这所学校的社会科学系由瞿秋白和邓中夏负责，教师有茅盾、俞平伯、田汉、陈望道等。从此，他们跟瞿秋白之间建立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1980年初，丁玲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此文已收入《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跟蒋祖林的谈话中，提供了我们前所未知的新内容。丁玲说：“其实，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他就不会接受王剑虹。”又说：“我看到王剑虹的诗稿，发现她也爱上瞿秋白时，心里很是矛盾，最终决定让，成全她。”“心里很是矛盾”，表明瞿秋白对丁玲还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丁玲对他也是有爱慕之心的，否则就谈不上内心矛盾，也不存在“让”与“不让”的问题。丁玲跟蒋祖林说得很明确：“瞿秋白是我那几年遇到的最出色的一个男子，而且十分谈得来。不过也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在这以前我的确无意于恋爱，我觉得应该多读点书，立足于社会。”之所以做出自我牺牲，丁玲的解释是：“我很看重我和王剑虹之间的友谊，我不愿她悲伤，不愿我和她之间的友谊就此终结。”(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58页)

　　重读《韦护》

　　其实，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丁玲已经谈及她跟瞿秋白之间的感情纠葛，比如秋白除了为王剑虹写情诗之外，也给丁玲写了一首，说丁玲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在此期间，秋白还为丁玲刻过一方印章，丁玲珍藏了半个世纪，于1977年交给了儿媳李灵源保存。这些都表明了瞿秋白对丁玲的情感非同一般。

　　记录丁、瞿情感的还有丁玲的小说《韦护》，写于1929年冬，1930年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凡三章，八万字。读者多以为这是一部以瞿秋白、王剑虹的爱情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韦护是瞿秋白的一个别名。1980年6月，丁玲写了一篇短文《韦护精神》，对她回忆瞿秋白的文章进行了补充说明。她说：“韦护是封建社会里韦陀菩萨的名字，这位菩萨手持宝剑，是塑放在第一殿佛像的背后，面对正殿(第二殿)的佛像。一般的佛像都是面向尘世，为什么唯有它的塑像是背对尘世，只看佛面呢?秋白同志对我解释说，因为韦陀菩萨嫉恶如仇，一发现尘世的罪恶，就要抱打不平，就要拔剑相助，就要伸手管事。但是佛教是以慈悲为本，普度众生为怀的，生怕这位菩萨犯杀戒，所以塑像时就让它只看佛面，只见笑容，而不让它看见纷扰的尘世和罪恶的人间。秋白同志生前曾经用屈(瞿)韦陀的笔名发表过文章，足见他对韦陀菩萨的这种精神，十分推崇，喜欢把自己比作韦陀。”

　　小说中的韦护博学多才，风度翩翩，有信仰，有动力，有研究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兴趣，能赢得年轻姑娘的好感，有批评家认为小说“对杰出共产党人气质缺乏足够理解”，“作者写他的文学趣味比写他的革命信仰更为传神”(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页)。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丁玲后来又解释：“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确是我力量达不到的。”秋白本人也读了这部小说，什么意见也没有发表，只是托胡也频给丁玲带了一封信，落款赫然写的是“韦护”两个字。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出生，瞿秋白曾建议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

　　一般读者都会认为小说中的丽嘉是以王剑虹为原型，因为王剑虹的确热烈地爱着秋白(韦护)，相互以情诗相赠，并于1924年1月结婚，后被瞿秋白所患肺病传染病逝，年仅二十二岁。秋白当然也爱剑虹，对于剑虹的死深感自责。然而细读这篇作品就会发现，在丽嘉的身上，除开能发现剑虹跟丁玲的若干共同点，如喜好读书，热爱文艺，追求进步之外，还能看到很多丁玲本人的身影，乃至经历，比如，作品中的丽嘉有“一双活泼有力的大眼，笑的时候显出两个笑窝，一大，一小，一个在颊上，一个在微微凹进的嘴角边”。这活脱脱是丁玲少女时代的面影，跟王剑虹的形象不同，可以用丁玲跟王剑虹的合影为证。丽嘉的有些经历也是丁玲本人独一无二的经历，比如曾到电影公司试演。这是丁玲年轻时代的演员梦。为此，1926年经戏剧家洪深介绍，丁玲到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试演了两次，只因厌恶演艺圈里的商业习气和低级趣味，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商品，终于拒绝跟明星公司签订三年的合同。至于丽嘉在一般男性面前的倨傲，那种跟眼神同样锋利的话语，更是属于丁玲而不是属于王剑虹。

　　那么，丽嘉这一人物的创作素材究竟取自丁玲还是取自王剑虹呢?我认为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鲁迅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其中既有王剑虹，也有丁玲，还有同时代的一些在苦闷中挣扎徘徊而仍追求进步的其他女性。1931年，丁玲曾到上海光华大学讲演，讲词刊登于同年8月10日《读书月刊》第2卷第4、5期合刊。丁玲说：“《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我以为，小说中的“柯君”就是以柯庆施为原型，“浮生”和“雯”，有点像施复亮(存统)和王一知夫妇，那位“矮李”，又会让读者联想到李达。当然，懂得文学创作常识的人，都不会真正把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典型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逐一对号。读者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丽嘉的素材有些取自于丁玲本人，那作品中韦护与丽嘉的爱情纠葛是否跟丁玲的生活经历相关呢?这个问题，丁玲之子蒋祖林在他的近作《丁玲传》中做出了明确而可信的回答。丁玲曾跟瞿秋白直说：“我愿意将你让给她，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呵。”(《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读完丁玲这番真情表白，读者就会懂得，《韦护》这篇小说中韦护跟丽嘉恋爱的有些细节，并不专门属于王剑虹;也能准确理解丁玲在光华大学讲演《我的自白》时，为什么会暗称瞿秋白是“一个最亲爱的朋友作家”。晚年丁玲撰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时还提供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发现瞿秋白跟王剑虹相恋而未坦然相告时，一度烦躁而愤懑，曾将一腔无名怒火喷射到秋白身上，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另一个细节是，秋白在王剑虹致丁玲信的结束写了几行附语：“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所以，我的新认识是：只有联系丁玲的这篇回忆录和蒋祖林的《丁玲传》，才能更全面地解读《韦护》。

　　作者：陈漱渝，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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