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璩(字休琏)是建安时期(196—220)最著名的作家与书法家之一，也是当时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角色，但在今天却相对声名不彰。钟嵘(约468—约518)在《诗品》中将其列为陶潜(365—427)诗学谱系的渊源，成为现代读者了解这位诗人的主要途径。钟嵘的断语在宋代以来遭到很多评论家的攻击，关于两者文学上的血缘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然而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钟嵘的观点，后世学者对两位诗人的比较都是建立在应璩现存少量诗歌(主要出自他著名的《百一诗》中的诗)与陶潜的全集相比的基础之上。据文献记载，应璩出身于汝南南顿(今属河南)的一个著名的文学世家，与社会精英关系密切，长期为官，难以将其与作为隐士的陶潜联系在一起。且其著名的组诗《百一诗》之诗题，在创作目的上被普遍认为是为了评论或批评时政，具有很强的讽谏性。评论者由此认为，应璩之诗与陶潜个人化的抒情诗之间并无密切关联，从而反对钟嵘的论断。而事实上，评论者所讨论的应璩那些关注外在现实的诗有着特定的目的，写作也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它们并不能反映应璩诗歌风格的全部。要探究应璩文学风格的全貌以及与陶潜诗学之联系，还要仔细分析他从前受忽略的散文创作。通过对应璩散文和诗歌的细读，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应璩与陶潜共享了很多文化语汇，包括非常相似的脱离尘务而选择归隐的主题，以及隐士的形象与诗学姿态。与其《百一诗》相比，应璩的尺牍呈现了一种更广阔的风格和视野。在这些尺牍中，他写给至亲挚友的信与陶潜的名诗有很多共同点，其中《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与满公琰书》《与侍郎曹长思书》这三封信可以视为陶潜作品的先声。《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中描绘性的语言与语气令人想到陶潜很多名作，平淡的文风，描写天气时独特的意象，“深渊之鱼”“高云之鸟”“酌彼春酒”等隐喻，远离“尘网”的期冀、归隐的愿望，都显示了应璩作品在风格上与陶潜田园诗极大的相似性。在《与满公琰书》中，应璩指称自己是隐士，使用了“鲜鱼出于潜渊，芳旨发自幽巷”这样的隐喻。在《与侍郎曹长思书》中，应璩将自己退隐后的生活与古代著名隐士相比，反思了他平静的退隐生活，并思考仕与隐的相对价值。

　　应璩现存没有收入《文选》的尺牍生动描绘了诗人日常生活中的贫困，这些信展露了应璩强烈的感情色彩，与陶潜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艺文类聚》“贫”部收录了应璩三封写给在朝为官的友人的信——韦仲将、董仲连、诸尚书郎——这三封信大致写于同时，信中描写的生存状况比较相似。应璩对贫困的抱怨达到了夸张的地步，《与韦仲将书》及《与尚书诸郎书》皆描写到瓢泼大雨毁坏了应氏的房屋，信中将他的陋室与《庄子》中的贫士原宪的“悬磬之居”、汉代贫士陈平的陋室相比，又和朝臣享受的“秋节凉和，霖雨清闲”并观，夸张地描绘了其居所的破旧不堪。在《与董仲连书》中，应璩甚至写到了“乞食”这个文学中有失尊严的主题。然而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应璩的生活状况并非如他描述的那样贫困，甚至可以说是富足，文献记载和个人书写之间出现了矛盾。究其原因，应璩的尺牍明显受到了流行于曹魏时代的诗歌次文类的影响，即写“愁霖”诗以及“咏贫士”诗。应璩将流行的赋咏霖雨的主题融织到他的诗中，以此来强化他的贫困。应璩重饰关于他贫困交加的叙事之时，用了很多前代隐士的典故，他将自己写成贫士的角色。因为他自己认同前代的隐士，故而他使用了隐士的语言与趣味去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百一诗》中的第一首诗就清楚地展现了这个过程。应璩诗中描绘了退隐后的日常生活，如“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就借用了蔡邕的《与袁公书》之语。在此信中，蔡邕也写过类似的话，尽管他只能为访客袁公“酌麦醴，燔干鱼”，但主客双方却“欣然乐在其中矣”。通过使用前代隐士的语言，并指称具有隐逸生活特征的活动，应璩却使人想到他自己并没有过上那样的生活。史料以及哲学文献详细记述了颜回、张平这些安贫乐道人物的事迹。这些早期隐士的生存条件——如家徒四壁、尘甑以及短褐——开始将隐士的生活象征化。至于对贫困现实的文学表现，我们只找到扬雄的《逐贫赋》以及蔡邕的《九惟》，而应璩是第一位在如此广度上描写贫困的诗人。仅仅在应璩去世后十到二十年，使用前代的语势与态度去描写个人贫困在诗歌中变得很普遍。西晋与东晋时期小诗人的作品进一步暗示着，当时大概流行着一系列有关隐士的意象与语言。晋代的作家也像应璩一样，从前代文献(如《论语》《汉书》)记载的隐士事迹中借用其语言，但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准确反映。现存西晋时代两篇写贫士生活的诗，是由江逌及张望创作的，他们曾位列下僚，所居职位与陶潜相似。

　　江逌写过一首《咏贫诗》，诗句中出现了贫士的标识(“空瓢”“尘箪”)，应璩在他的尺牍中也提到这些语汇，这些意境后来也再现于陶潜的诗中。张望与江逌几乎同时，同样也写过《贫士诗》，他的诗中也出现了很多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描写贫困的修辞。其中反映隐士孤寂生活的意象在陶诗中得到了反响，“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张望在酷暑中抱怨“炎夏无完席，玄冬无暖褐”，陶潜的《杂诗》也模仿与改写了此诗，在诗中，他只期盼“御冬足大布，粗以应阳”。与陶潜同时的湛方生是中国最早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之一，也写过《后斋诗》之类描写隐逸的诗。在诗中，他与陶潜一样，也运用了若干应璩作品中所特有的语汇。应璩、陶潜以及上述晋代诗人在意象、语势及成语之使用上的相似性，显示了诗人们在创作关于隐或贫之主题时，可能有一套共享的话语系统，而应璩正是这一传统的一位重要的承上启下者。跟应璩一样，这些晋代诗人没有一位真正是贫困潦倒的，他们只不过是用贫士的修辞去呈现他们的人格。

　　陶潜内化了很多与隐士或贫士相关的姿态。在其《咏贫士》中，他描绘了年高受敬的隐士荣启期身着带索，但欣然弹琴，并写他自己也热爱弹琴。在另一首《咏贫士》诗中，陶潜还描写了蒿蓬长满汉代隐士张仲蔚的宅边，而仲蔚过着退隐、与尘世隔绝的生活，但仍然作诗自乐。对封闭环境的喜好，与世隔绝，这种感情在陶诗中很是显著，同时代的一些诗人诗中也有。前代隐士为陶潜提供了一种可资追忆的人格范型，从他们身上，处于贫困中的渊明也能得到一些慰藉。另一首写于大风凄厉之岁暮的《咏贫士》诗，陶潜写他无酒无食，“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他的人格偶像之一是黔娄，他曾经说富贵并非其所欲;黄子廉曾经甚至“弹冠佐名州”，但一旦归隐之后，在饥荒之时也受到其妻的埋怨。到唐代，这种贫寒之隐士的修辞呈现出它本身的生命力，使用非常频繁，以至于前代诗人的句子竟被后代诗人挪用，好像这些诗句表现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描写贫穷隐士的语言是可以传递的，最终与姿态联系在一起，用在一般的场合也显得正常了。从六朝到唐代，应璩的文集还是有名的;然而他的尺牍在唐代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宋代之后，对应璩作品的传承就呈现了选择性，应璩的《百一诗》遮蔽了他其他的作品，以至于到了读者渐渐无视那些更加个人化诗歌的地步。而此时，正是陶潜作为“德隐”而声名渐炽之时。在陶潜生活的时代，他便以隐士的形象而得名，到6世纪早期，萧统将陶潜与周续之、刘遗民合称为“浔阳三隐”，进一步将陶氏作为隐士的形象固定化。结果，陶潜所用的表现他个人生活的意象和姿态，甚至那些他从前代描写贫士诗中借用而来的隐逸话语，开始仅与他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陶氏本人的独创。

　　总之，我们所认为的陶诗大部分特有的意象、姿态以及语言皆来自前代文学对贫困隐士的概括，只不过现在被忘却了。隐士的文学传统起源于汉末，此时一些诗人开始写他们生活在都城之外的经验，而以应璩的写作达到顶点。尽管应璩不断书写退隐，也经常运用隐逸话语，但他确实不是一介真正的隐士，其所写并非仅关于隐逸，正是这两点比较有说服力的原因，解释了钟嵘为何没有将其列为隐逸诗人之宗。陶潜进一步扩大了隐士修辞的运用，并且与他的先驱者一样，他可能也并未践行他在诗中描绘的所有行为。然而，因为陶潜广泛描绘了他的栖隐生活，甚至在他生前，也因隐士身份取得了广泛的声誉，他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合适的。

　　作者：林葆玲 ( PaulineLin )，美国学者。本文译者卞东波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