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 | 或许,这就是《流浪地球》成功的秘密或秘密之一
来源:名作欣赏       作者:西夏   时间:2019-05-26

  电影《流浪地球》在商业上的成功已经毋庸置疑,它所承载和传达的(可能)意义也正在被大量挖掘和讨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这部电影并不完美,甚至包含了很多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章对电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有一个事实似乎不太为人关注,即该片在诸多瑕疵的前提下,是如何做到让观众愿意用“瑕不掩瑜”来为之辩护,并且让这部电影的口碑持续发酵的?毕竟观众都用脚投票,排除营销方面甚至政府层面有意识的引导带来的影响,本片的商业成功到底有哪些内在的秘密呢? 

  对本片的批评涉及意识形态、科学设定和剧本中的人物动机几个方面。对于意识形态的讨论,笔者有一篇万字长文探讨其解读可能性(见《献给流浪纪元——〈流浪地球〉最全解读攻略》,八光分文化公众号2019年2月10日),此处不再赘述;对于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本文也无意详细展开讨论,因为那些批评电影科学bug的人多多少少都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让我想起那个军阀的故事:他看到一群士兵争抢一个篮球觉得很荒谬,质问手下为什么不给每人发一只球。军阀不知道大家哄抢一只球才是游戏好玩的精髓所在。有一篇文章分析杭州周边地质条件绝对不可能承载《流浪地球》中那样的行星发动机,但是该文却表达了对《流浪地球》的无比喜爱,说它是一部“值得我们为之挑毛病的电影”。要说科幻电影跟科学该是怎样的关系,此文的表达就通透得很。

  本文想要着重呈现的,是针对《流浪地球》在剧情设计层面上的一些思考。

  电影故事我们可以简述为:在太阳灾变、地球开启流浪计划之后的某一天,领航员空间站的中国军人刘培强服役期满正准备返回地球与家人团聚,他的儿子、生活在地下城的青年机修工刘启却带领“中二”妹妹去地面冒险,此时恰遇木星危机,地球即将毁灭,刘启和妹妹韩朵朵一行团结众人、同心协力欲拯救地球却不得,最后刘培强牺牲自己,挽救了全人类。

  上面的简述跳过了若干重要的剧情转折点,而这几个转折点本身受到了观众大量的质疑,因为它们让故事逻辑看起来令人疑惑:一个转折点是刘启搭载王磊小队赶往苏拉威西,另一个是李一一接棒成为主角指挥大家攻关。仔细想来,这部电影的叙事结构在很多地方都有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感觉。按经典的编剧法说,一部主流商业电影应该遵循这样的故事弧线:主角为了某个目标而走上一段旅程,过程中得到良师益友,经历魔鬼的考验,最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做出重大抉择解决危机,完成人物的成长,这就是著名的“Hero’s Journey”, 即“英雄的历程”,从《星球大战》到《阿凡达》,好莱坞所有成功的商业大片都遵循这样的经典叙事法则。但是在《流浪地球》中找不到这样的故事弧线,而它是商业大片,并且它成功了。除了特效、除了中影的背书和吴京的支持,还有什么?为什么?毕竟CCTV和中宣部的表扬是后来的事了。

  我们先从头来梳理几个剧情逻辑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刘启和韩朵朵为什么要去地面上?如果说刘启和韩朵朵去地面上冒险仅仅是因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往上海方向跑,而且跑那么远,从北京跑到了山东济宁附近才因警察的拦截而停下?根据目前流传的一些“内部”说法,电影为了满足影院放映而删掉了大量的剧情,删除的剧情里,设定了韩朵朵是要去上海祭奠死去的父母;刘启则是要去地面上加入叛军或加入地面的难民。如果故事原来真还有这些设定,看来真还不如删掉更好吧,因为这些设定跟后面的剧情、跟整个故事要表现(或者实际表现出来)的“主题”,似乎真的没什么关系,至少没有让人感到加分太多。为什么呢?我们想想这两个男女主角,他二人的角色目标在电影开始不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就失败了。再说,“祭拜父母”这个目标本身也值得商榷:在那样的大灾难背景下,强力的联合政府必定采取高压控制,地下城的教育系统会如何灌输灾难的历史,管理机构会如何运作和控制,肯定不是这两个愣头青可以轻易钻空子的。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他们如何能做到逃出地面?大概需要非常复杂的解释和铺垫,才能把他们的动机和实现的过程彻底合理化。郭帆导演在一些访谈中表示,因为美术、特效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到写实,所以需要在剧情和表演上发挥某种“中二”感来抵消那种不真实感。

  观众比较大的疑惑来自故事中段,刘启一行发现了李一一的运载车,按理说刘启们好不容易脱离王磊的控制,有了车后的唯一目标就是赶紧(带朵朵)回家,最后怎么变成了他要拉火石去苏拉威西,而且还遇到了已经分道扬镳的王磊小队?他们应该完全走在相反的方向上的。这还不算,刘启在这里做出了重大的角色成长的决定,载上王磊他们一起赶往苏拉威西。这里的人物动机变化实在太突然了,让所有观众都满脸问号。如果说这是剧本设计的人物成长曲线的一部分,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无论如何不应该含糊,或者为了缩短电影的时长而大量剪裁掉。在这一部分还有一些相关的辅线剧情,即黄明为保护火石能量耗尽死去,周倩愤怒地打爆

  火石,王磊情绪失控,冰天雪地里宣布小队解散等(你让大家去哪里?),这些在经典的人物成长曲线的框架下都没法得到很好的解释。

  如果我们把整个故事分成不同人物、不同阶段的一个个小故事,不难发现每个人物设定的角色目标都没有实现,或者都在中途变成了另外的目标:刘启和韩朵朵的目标就不说了;王磊上尉的救援队要救杭州失败了,变成去苏拉威西也失败了,最后要发射火焰去炸木星也失败了;韩子昂要救孙儿孙女回家去,结果不但把自己害死,还搭上一名救援队战士刚子的命;刘培强中校的本来目标是退休回家跟岳父和儿子团聚,结果最后为实现儿子提出的炸木星方案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人物的设定目标来说,他们都是失败者,没有完成角色成长的漂亮曲线,从而也就无法从这些曲线中让人获得故事的“意义”——当然王磊小队的终极目标就是拯救地球,从这一点来说,故事实现的是他们的目标——但是当我们欢呼这些小人物以其“小我”的失败完成了一个人类“大我”的救赎时,我们发现这一切似乎是靠一个个偶然因素而得到的,它们既不符合人物动机的设定,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单从剧情设计的角度来说算是失败的。

  无论如何,上面这类剧情设计让电影《流浪地球》偏离了好莱坞的“英雄历程” 经典叙事,至于它是否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主义叙事”,本文暂不讨论,我要强调的是它竟然成功了。纵使有这些貌似问题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群从头到尾都很失败的人,最后却成功感召了全世界绝望的人们一起加入他们的壮举,那场戏确实还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是传说中的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胜利吗?抑或仅仅是“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必杀大法在人类尺度上的应验吗?

  有意思的是,电影故事的最后,我们还是依赖一位“在天上的父”,依赖他的自我牺牲才拯救了人类,这似乎又并没有脱离典型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救赎叙事。相比起基督教传统下的征服故事和冒险故事,“众志成城”下的灾难叙事总是最能调动中国人的集体情绪,这种叙事策略或许非常靠近经年不绝的“抗震救灾”“抗洪救灾”的那些新闻报道,说某某战士回家探亲路遇灾情奋不顾身救出了群众……有网友甚至挖出了电影中这样的细节:说最后一分钟营救抵达现场的国家顺序,正是2008年国际救援队抵达汶川时的顺序。无论电影中的这个细节设计是否真有其事已不重要了,人们愿意如此来谈论这部电影,反映了某种“预先感动”心理机制。

  “预先感动”的情形首先大规模地发生在整个科幻界和科幻迷的身上。业内很多人都承认电影才开始没多久就已经感觉嗨到不行,到出现那个著名的拉高拉远镜头,画面从冰封地面一直拉到空间站,我们看到地球喷着蓝色火苗在太空中孑孓飘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自己开始泪流满面,有人为此颤抖起来。这些感动不完全是一种纯粹的科幻审美体验,因为它夹杂着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种种憋屈,其实它基本上跟剧情无关,我本人也在一篇万字长文中满怀深情而极其克制地表达了这种感动,甚至有网友说看这篇影评都还会流泪。应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集体性的社会心理机制。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科幻电影是最赚钱的电影类型之一,而且还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科技和想象力水准,所以事关民族自豪感,是大国崛起的形象担当,同时还和中国价值观的表达与输出密切相关,所以……‘元年’概念不胫而走反映的正是这种迫不及待。”(见《中国科幻电影关键词》)

  事实上,有关本片制作过程历经艰辛的大量报道,郭帆团队坚韧死磕的顽强精神和敬业态度,还有他们接地气的中国式美学追求等,预先为核心受众圈层的预热铺垫了一层接受和宽容的保护膜。正如郭帆导演在影片大获成功后去美国进行路演时对媒体访谈所言,是观众的宽容给了这部电影机会。此话既表达出郭帆的谦逊和清醒,也多少反映出了某种事实。

  但是仅仅这么解释电影的成功似乎也还是牵强;仅仅因为这部电影的视觉和特效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准也不能解释其巨大的成功:这些随时准备被感动的观众们,绝对不是用“情怀”或“无脑”可以概括,毕竟统计数字在那里,近一亿的观影人次,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可以做到选择性无视那么多剧情逻辑的硬伤?

  如果我们逐场梳理故事的叙事线,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每一个事后想来都是逻辑bug的问题,在观影的进程中,都很快被更为急迫的情节点所覆盖,以至于变得无足轻重,我们先是自言自语说“好吧先姑且这样”来暂时放下对这些问题的追索,从而介入故事更加急迫的当下事务,最后发现那些bug甚至不会影响到我们对后续故事的介入程度,这或许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举例来说,电影开场部分我们不知道韩朵朵和刘启为什么要去地面,但是当他们被黑市老大追赶的时候,当刘启跌跌撞撞地行车上路,在济宁站被警察拘捕,后来又被王磊小队持枪拦截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替他们的安危担心,不再考虑他们为什么一开始要跑到地面上去了,这类问题大概只会在看完电影回家途中或跟朋友们分享争论时,才会突然冒出来。

  我们或许可以用电影观赏的基本心理机制来解释。每一个电影故事的观赏过程,都是基于创作者与观众之间事先达成的某种契约关系,即“暂缓质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也就是说只要故事的发生前提不是太偏离观众的认知体系和情感逻辑,观众暂时不会质疑故事展开的正当性,除非它们严重影响了观众对后续叙事的理解和接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每个小bug都看成是一个故事前提设定,只要先接受这个设定,抱着“好吧下面会怎么样呢?”的态度,那么导演许诺的更为惊心动魄的奇观就有机会得以实现并且还能将我们牢牢抓住。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一般说来,任何剧情设定上的疑惑或者表达上的不全面,观众都会一直试图靠“脑补”来解决,这是电影欣赏的基本心理机制,符合“格式塔”心理学的解释,这些疑惑要么被剧情进展回答,要么被更大的疑惑代替从而很快就被遗忘,本片的剧情设计似乎正具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开场地下城学校的那场戏,它给很多观众都带来某种奇怪的“尬”的感觉,朱自清的散文、女学生装腔作势的音调以及2017年款的北京中学生校服等,都让人产生一脸的问号:What?未来学校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然而疑惑很快被打破,叛逆青年刘启搞出了高科技爆破把妹妹偷偷带走了:逆反和破坏的快感代替了我们对故事设定的追问,而“中二”的基调就这样开始埋在了观众的潜意识里,建立起类型期待:我们知道将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

  这是商业电影让人快速进入故事、认同角色的有效技法之一,而这样的一种观影过程似乎更接近某些游戏的体验:你进入某个预设的情景,遇到某些挑战,完成某些任务,然后进入下一个情景,遇到更高一级的游戏挑战——你不会质疑前后两级挑战的逻辑关联,你会直接跨越设定的障碍,接受游戏预设情景的逻辑演进。在《流浪地球》中,我们先是跟随刘启和韩朵朵逃出教室,然后又逃出黑市大哥的魔爪,心情紧张地用假冒身份蒙混过关,骗过政府安保人员来到了地面上,这就够了:地面上的冰封奇观、大规模的工业和科技设施带来的震撼和“我们终于成功拍成视觉大片了”的文化感动抓住了我们,我们就由着刘启的任性,靠他天才的嘴炮就把一辆重型运载车开上了冰封道路,我们还没来得及问他们要去哪儿,要干什么去,就已经见识了神奇的逃生球的威力,见识了运载车方向球的苏联式工业质感,还听到了魔性的北京第三交通委的安全提示…… 

  其实整个故事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刘启和他的队友们不断闯关、打怪升级的过程。遇到王磊小队后,游戏任务变得有点模糊,我们伴随王磊小队开始左冲右突,因为人物众多,任务复杂,很多观众一时会跟不上,所以号称故事第二幕的这一段也是最多观众声称故事混乱或者自己睡着了的段落,但是下半场的驰援苏拉威西、引爆木星的任务又变得无比刺激起来,在最后关头我们看到显示器上卡在99%的软件加载进度条产生的焦虑、洛希极限的读数不停下降带来的紧迫感等,全都可以用游戏感来解释。不难想象,随着电影的成功,《流浪地球》如果开发出一款游戏会是怎样的情节设计:刘启和韩朵朵可以一遍遍跑到地面上,看到不同城市地标的冰雪奇迹,遭遇到不同的王磊,参加不同的救援任务,但一样的是打怪升级。毕竟我们还没机会仔细看看行星发动机上面的各种细部设计,没有看清楚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是如何被毁掉的!

  或许我们可以拿《爱丽丝漫游仙境》来对比《流浪地球》,就会发现更为有趣的秘密。爱丽丝的每一段奇遇都是无厘头的梦境,我们只能用潜意识来费力地读解,但爱丽丝的奇遇非常令人着迷,小孩子喜欢,大人也认为无害,因为它告诉小朋友不要贪玩,跑远了会想回家…… 《流浪地球》好歹提供了大量的“中二”逻辑,它们在本质上或许跟《爱丽丝》相通,只不过一个是从地面上掉进了兔子洞,另一个是从深达五公里的兔子洞乘电梯钻到了地面上。《流浪地球》的摇滚电音片尾曲(包括那首推广曲《有种》)似乎也宣告了电影的大众流行品味和青春热血的“中二”气质。

  电影的创作和欣赏过程是一个创作者跟观众共谋构建故事意义的“格式塔”过程,这是魔术师对观众展示奇迹并令观众震惊的过程,其要点并不在于魔术师是否会动手脚,是否露出马脚,而是我们明明知道他会动手脚但还是乐此不疲地享受那种神奇体验。对于魔术师而言,或许他的同行会当场抓住其破绽,聪明些的看客也可能在事后悟出其中的玄机,但普通吃瓜群众只会欣喜若狂地交口赞叹见证了奇迹。或许这就是《流浪地球》成功的秘密或秘密之一。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其最初的目标莫过如此;如果在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还能夹带更多的“意义”让人追索、探讨,从而实现电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观众或许已不能奢求更多。

  广告流浪地球

  作者:刘慈欣 著

  当当

  广告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

  作者:朔方 等 人民交通出品 有容书邦发行

  当当

  来源:《名作欣赏》2019年第4期;原标题:《流浪地球》如何征服了观众

 

  作者:西夏,著名科幻电影评论家,八光分文化影视总监。著译作品包括《温斯顿特效》《科幻电影导论》《剪辑之道》《眨眼之间》和科幻影评集《外星人的手指有多长》,曾参与刘慈欣作品《超新星纪元》的电影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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