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无畏的“春秋笔法”

文/谢冕

中国当代历史难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更难写，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则是难中之难。古远清先生好像专门要和历史硬碰硬，他硬是挑选了一件最难做的事来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大书，就是他下了决心，历时十余年硬碰硬地做出来的。

中国当代史动荡而多变，很难把握。更难的是那些论述的对象都在，怎么说也遭人议论。至于当代文学，它的处境更是艰难而微妙，主要是文学被捆绑得太紧。要研究当代文学史，就得大面积地涉及政治，涉及意识形态。讲文学不和政治一起讲，就讲不清楚。有些人喜欢讲“纯文学”，他们其实是不懂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实。在我们这里，文学从来也不曾“纯”过。我们要研究文学，先是要把政治讲清楚，再把政治和文学的关系讲清楚，而后才是文学自身。你说这个文学史做起来有多麻烦！

至于文学理论批评，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很长时间都把它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受到的笼罩和控制，说是极端严重一点也不过分。如何在艰难复杂的语境中，分辨文学批评的主流现象和非主流现象；如何在政治与文学的纠缠中，理出它的常态和非常态；如何在价值总体失衡中，判断它的丧失和坚守。这里，不仅需要信心和勇气，而且需要智慧。

古远清（图片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官网）

古远清的勤奋和执着，在中国当代理论批评界是很有名的。他嗜书成癖，积学甚富，博闻强记，勤勉多思。继《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后，如今又向世人贡献出这本写作难度很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没有充分的准备和相应的决心，此事决难奏效。说是难度最大，乃是由于环境的严酷、背景的复杂，也是由于人事的纠缠。作者自谦处于中心之外，但毕竟是业界中人，能坚持一种客观的立场和独立判断的精神也非易事。

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著述甚多，但专书治史，似是初见（我见闻有限，不敢断定）。也许后来有人超越，但作为一个事件的起始，是弥足珍贵的。古远清此书将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批评，自1949 年起至1989 年止，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新时期结束的四十年的理论批评史分为前后两期，分别以“一元化”和“多元化”冠名，可谓简洁、明晰，而且犀利，能突现实质。

在叙述中，作者坚持了客观的和科学的立场，但又不乏尖锐性。既不为贤者、尊者讳，亦不避时代的严重，不遮蔽它的残酷和失序，而力求保留一份真实。例如第一编的叙述：“旗帜和炸弹”取代了“手术刀和显微镜”，战争思维模式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出现，由文字狱引发的历史反思，等等。在新时期的论述中，对于文学研究的新视域等也有精到的概括和描述。作者坚持客观科学的批评立场，但又不是对事实没有是非的判断。他把爱憎的情感因素包孕在叙述中，如对胡风和周扬的评论，从中可看到作者的鲜明态度。

全书结构紧凑，章节安排及命题基本合理。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它的优点甚为明显。首先是论题广泛周全，如对前后两期的美学研究均列入议题，对各种美学思想也有较全面的辨析。本书对文学批评的研究，具体深入各类文体，对小说、诗歌、散文，以至杂文、报告文学、戏剧和影视文学，以及中国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批评，都有所指涉。有些方面的论述，是已出现的此类著述所欠缺的，如对“文革”期间的文学评论，对“写作组”的研究介绍等。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论述范围最广、涉及评论群体及评论家最多、对当代批评现象阐释最全面的一部著作。

有些人不主张治当代文学史，这可能是由于畏惧，也可能是由于评价。至于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那更是视为畏途了。古远清可是一往无前。由于他的勤奋，也由于他的勇气和机智，别人没有做的、不敢做的，他做到了。他考虑到了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议论，但他认定这是“私家治史”，也就没有顾虑了。在这点上，我是支持他的。

冯友兰先生认为历史这个词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本来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它好像是一条被冻结的长河。这条长河本来是动的，它曾是波澜汹涌，奔流不息，可是现在不动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时间对它不发生什么影响。”（《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先生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到现在不会变，以后永远也不会变，它已经和时间脱离了关系。

历史的另一层意义，指的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那是写的历史。历史学家以他的研究为根据，把他所研究的结果写出来，这就是写的历史。它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模本。写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主观的认识，并不就是本来的样子。古远清现在做的，是后者，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种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书写。它从史实出发，表达的只是作者主观的见解。作为读者，我们当然希望这是一部“信史”。我们也深知这很难，但即使只是古远清自己的表达，我们也将受益。

表达是一种责任，表达有时是很神圣的。我感谢作者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精心编制的“大事记”，包括那里呈现出来的史家无畏的“春秋笔法”。

作 者：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来源：《名作欣赏》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