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5期别册《文学史家：洪子诚画传》

　　从50年代上大学起，我经历、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政治运动。鸣放，反右派，大跃进，集体科研，50年代末的反右倾，“文革”前夕的大批判和农村四清运动，然后就是十年的“文革”。我“激情燃烧”地做了一些好事，也肯定做了不少坏事，说了许多违心话，伤害过一些同事、朋友、老师。这是我的心理负担，我的“债务”，这需要说出来。自私地说，就是寻求解脱;严肃地概括，也可以说是“拯救个人”。从“认知自我”来说，就是达到辨析自身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了解生命分裂与连续的关系。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1969年10月，北大教师一千多人前往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先后担任七连(中文系、校医院、图书馆系合编)的打柴班(供应伙房燃料)、大田班(种植水稻)的班长。在江西宜春老农指导下，种过三季水稻。开过手扶拖拉机;两次开进水渠里，一次因眼睁睁看着拖拉机从鄱阳湖大坝翻下却没有挺身抢救，在场部做过检讨，受到通报批评。

　　——洪子诚

　　在性格上，我确实是个不自信的人。我的讲课、研究都是这样。我常常问学生，我这样讲、这样写行不行?我在研究时，面对“对象”，哪怕是一些受到批评甚至谴责的人物，有时都会产生“我有资格(学识、智慧、感受力)评论他们吗”的疑问。我1962年第一次上课的一位学生(他也已经退休)这样说我，说我的自省、低调“不是处世，不是修养，不是道德，乃性格”，他说得很对。

　　——洪子诚

　　在我心目中，洪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1961年本科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大中文系任教，是资格很老的“老教师”。人们很难意识到，80年代风头很健的“青年学者”如钱理群、赵园、黄子平、曹文轩、戴锦华等先生，其实是洪先生的学生辈。虽然，当代历史的错乱之处也在，洪先生

　　和钱理群先生事实上同龄，都是1939年生人。洪先生1999年出版36万字

　　的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已是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90年代才开始活跃起来的学者。我甚至有一两次听人开玩笑：原来洪子诚是个老先生啊，我以为是年轻学者呢!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3年，北大出版社在校园内有一个很小的门市部。因为书太多，一些折价书摆在院子里。我从中挑选了一本绛红色的精装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因为那些作家和流派与我喜欢的当代文学相关，虽然读不太懂，但是打折书，决定买回去慢慢看。我那时完全没留意过“洪子诚”这个名字。奇怪的一幕是，我走到门市部的柜台交钱时，一位书店工作人员对售

　　货员大发雷霆：洪先生的书怎么可以折扣这么低!把他的书全部搬到室内来!

　　——贺桂梅

　　戴锦华老师讲过的一个著名“段子”：洪先生给他们1978级文学班监考，他坐在讲台上埋头看书，抬头无意间看到有学生偷偷传抄考卷，他像自己干了坏事一样脸红了。

　　赵园先生曾这样评价：“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又说：“洪先生常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先生在为洪先生台湾版的《阅读经验》所写的序言中，提及二人的有趣交往：在如何看待文学的本质上，二人分属两派，洪先生是“文学自主派”，而吕先生是“灵魂工程师派”。二人因此常常开玩笑地互相争吵，“彼此嘲讽”，但“交情却越来越深厚”，“这让我的学生颇感奇怪”。吕先生认为原因在于“我们两个人都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每个人

　　如果真心实意地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这种价值的依托”。

　　——贺桂梅

　　我有时揣测，洪子诚经常就自己的性格进行自我解嘲，比如说自己性格怯懦或不自信等，或许是一种托辞和回避吧。其实，在左右激荡的知识风向中，坚持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不顾及很多引为同道、立场划线的朋友们的看法，以及学术生产潮流与趋向所支持的学术共同体关于学术性标准的压力——比如前沿与落伍，面对那么多人潜在的期望，能忠于自己的感受，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的想法，对于一位居于学术前沿的学者，其实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事。洪子诚选择了以自我解嘲的方式狡猾地掩盖了自己的坚定和固执，也获得了某种内心的自由。

　　——刘复生(海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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