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张兆和在晚年读了丈夫遗留的浩劫十年家书及检讨书后，感慨道，“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除了名满天下的《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沈从文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记录，也许就在这本《大小生活都在念中》里。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真实表现了大师的丰富精神活动，世故而天真，让人感受鬼魅横行岁月里一颗不甘沉沦的心灵的悸动：痛彻心扉的反省，异常艰难的生存，于绝望中奋力活下去的勇气……读了，才知道我们原本并不了解沈先生。

在小羊宜宾

        “好好工作吧，不明白的事沉默对待，可少错误。工作多担负些，向（好的）解放军学习看齐。向优秀党员（真正优秀的）和同志看齐，即可望提高而少出意外。谦虚谨慎不怕多，不宜忘。”

       “希望你凡事谨慎，多学习，也多听群众意见，见名誉就让，见困难就帮，能把握大处，就可以少让妈妈担心。”

       这是沈从文写给长子沈龙朱和次子沈虎雏信里的话。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喜欢通过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思。这些信件侥幸被收信人保存下来——因为身处以言治罪的时代氛围，大多数被收信人阅后销毁，只有少数不犯忌的留存于世。近百封信件，除了一封是儿子写给沈从文的情况报告外，都是他写给亲人的私信。

       何谓“大小生活”？大生活即国家政治变化，小生活指个人及家庭状况。此书给我的感受是，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皆在作者心间滚动；他是那样真诚地诉说自己的忧思和心事，不仅仅是对亲人，好像还对着无数良善的读者。

与儿媳、农民

      从开头短短两段话即可看出，沈从文实在是天真而世故。他以自己在新中国的生存体会告诫孩子，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惊涛骇浪的年月。

     毫无疑问，沈从文认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幸存者。

       1974年2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推心置腹地讲述自己在新中国的生存方式，诉说做人做事的初衷及根由，冀望得到其理解和支持。令人意外的是，他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创作，认为进行文物研究才有价值：“而取得的进展，却又显明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国家有现实意义。”这种认知表明，经过二十五年的思想改造，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彻底颠覆了自己，成为驯顺的革命一兵。他颇有几分自得。在如此严苛的生存环境下，他觉得自己还能顽强地活下来，被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委以整理文物的重任，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被当局认可的成绩，委实是了不起的人生成就。通篇飘逸着智者的骄傲：随波逐流，其实却保留着真我。那种逃避革命惩罚、获得劳作佳绩的成就感，尤其令人难忘。

      他逐一总结自己的处世哲学，其中有躲过反右运动的机敏：“大鸣大放来了，我也经常去故宫，和陈梦家等等十多人座谈，谈的并不少，只是正面建议，不胡扯。”在大鸣大放高潮期的信里，他谈到民主党派的动机是要倾覆共产党的统治，周恩来告诫知识分子要明大是大非，以及获知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处理消息后他的感想：“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的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见《沈从文家事》）

      谨小慎微的生存哲学救了他。即使有后来的浩劫，他也认为自己比同时代文化人活得好，因为所受的折磨非常轻：

      “只写了个二千字不到的自我批评，在大会上一宣读，即告完事。”

      “扫了一阵卫生间。”

       而损失，也不外乎“一些些藏书”、“未集印的存稿”、彼此写的信件以及朋友的通信。

        他确实有理由自豪。身心健康，亲人健在，还撰写了传世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老友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里写道：“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奔西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日走尽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床头多了一盒骨灰……”远离政治漩涡，躲避灾祸，发挥生命潜力，不虚度人生，湘西人沈从文可谓乱世中的赢家。

避震苏州

有阅历的人或许会发现，沈从文的处世哲学，也是有才能有抱负正派人的常见生存模式，若不自觉泯灭自我意识，就将被迫消灭，甚至有性命之虞。故而，他的秘笈并无特别之处，但在他看来，却是自己的一大发明。一个天真赤诚之人，何以被逼成这般模样，这恐怕才是关注重点。

沈从文：学鲁迅

       文学革命的意义，实包含“工具重造”、“工具重用”两个目标。把文字由艰深空泛转为明白亲切，是工具重造。由误用滥用，把艰深空泛文字用到颂扬名伶名花、军阀遗老，为他们封王进爵、拜生做寿，或死去以后谀墓哄鬼工作，改成明白亲切文体，用到人民生活苦乐的叙述，以及多数人民为求生存，求发展，所作合理挣扎，种种挣扎如何遭遇挫折，半路绊倒又继续爬起，始终否定当前现实，追求未来种种合理发展过程，加以分析，检讨，解剖，进而对于明日社会作种种预言，鼓励其实现，是工具重用。两目标同源异流，各自发展，各有成就：或丰饶了新文学各部门在文体设计文学风格上的纪录，或扩大加强了文学社会性的价值意识。终复异途同归，二而一，“文学与人生不可分”。一切理论的发展，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起始，三十年来或以文学社团主张出发，或由政治集团思想出发，理论变化虽多，却始终无从推翻这话所包含的健康原则和深远意义。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