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或更准确地说，我们这个世界)，起码自1914年起就一直处于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之中。大约自同时开始，文学研究同样也一直因为不同方法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只是不那么激烈，不那么引人注目。19世纪学术界确信不疑的观念，简单地相信任何积累起来的事实，希望这些砖可以用于建筑知识的金字塔，相信可以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以因果关系来解释一切——对所有这些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了；在意大利有克罗齐(Croce)，在德国有狄尔泰(Dilthy)等人。因此，最近几年不能说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能说文学研究的危机已到了可以解决或可以暂时缓和的时刻。我们的目的和方法仍需要重新检查。在过去十年中，梵·第根、法利奈里、福斯勒(Vossler)、库尔求斯、奥尔巴赫(Auerbach)、伽列、巴尔登斯柏耶以及斯皮泽(Spitzer)等几位大师的过世，实在具有一点象征的意味。

我们至今还不能明确确定研究主题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研究尚处于不稳定状态。我认为巴尔登斯柏耶、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课题。他们把过时的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使之受制于早已陈腐的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

比较文学反对孤立研究国别文学史是一大功绩：它关于连贯一致的西方文学传统由无数互相关联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为一体这一概念，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已找到大量事实证明此观点)。但是，我们怀疑梵·第根试图区别“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尝试能够成功。据他说来，“比较”文学限于研究两种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总体”文学关心的是席卷几种文学的运动和风气。这种区分肯定是站不住脚而且难以实行的。例如，为什么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在法国的影响算是“比较”文学，而研究浪漫时代的历史小说就属于“总体”文学呢?为什么我们研究拜伦对海涅的影响应该有别于研究在德国的拜伦主义?企图把“比较文学”缩小成研究文学的“外贸”，无疑是不幸的，那样，比较文学在主题方面就会成为一组零散破碎、互不相关的片段，一组随时被打散并脱离开有意义的整体的关系。这种狭隘意义上的比较学者，只能研究来源和影响，原因和结果，他甚至不可能完整地研究一部艺术品，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设想一下在音乐史、艺术史和哲学史研究中规定类似的限制吧!难道会召开一个大会，甚至办一份刊物来专门研究类似的种种问题，如贝多芬在法国的影响，拉斐尔在德国的影响，或康德在英国的影响等等?这些与文学有联系的学科要明智得多，有音乐理论家、艺术史家和哲学史家，但他们并不武断地认为有诸如比较绘画、比较音乐或比较哲学这样的特别学科。人为地把比较文学同总体文学区分开来必定会失败，因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只有一个课题：即文学。想把“比较文学”限于两种文学的外贸，就是限定它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注意翻译、游记、“媒介”；简言之，使“比较文学”变成一个分支，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

不仅想使比较文学有特别的主题材料，而且有特别的研究方法，这种企图失败得甚至更为明显。梵·第根建立了两个标准，据说能使比较文学有别于国别文学的研究。他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关心的是环绕着诗人的神话和传说，它只研究次要的和最次等的作家。但是，研究一国文学的人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不大考虑外国的情况下，人们已成功地描述了拜伦在英国或韩波(Rimbaud)在法国的形象，另外，法国的丹尼尔(Daniel)、莫奈(Monet)或德国的约瑟夫·纳德勒(Josef Nadler)已向我们证明，写民族文学史的同时完全可以十分重视昙花一现和久已被遗忘了的作家。

伽列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相互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做法也很难使人信服。听听法国人对德国或英国的看法固然很好——但这还算是文学学术研究吗?这岂不更像是一种公众舆论研究，只是对美国之音的节目编辑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同类组织有用?这只是民族心理学、社会学；而作为文学研究，只不过是过去那种题材史研究的复活。“法国小说中的英国和英国人”比“英国舞台上的爱尔兰人”或“伊丽莎白朝戏剧中的意大利人”，并不见得更好。这样扩大比较文学无异于暗中承认通常的主题搞不出什么结果——然而代价却是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之中。

只是由于梵·第根以及他的前辈和追随者们用19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观点看待文学研究，把它只作为来源和影响的研究，才造成了这些错误。他们相信因果关系的解释，相信只要把一部作品的动机、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等等追溯到另一部时间更早的作品，就可以说明问题。他们积累了大量相同、类似、有时是完全一致的材料，但是很少过问这些彼此相关的材料除了可能说明某个作家知道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以外，还应当说明些什么。然而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因果解释只能导致“追溯到无限”，此外，在文学中似乎永远不能绝对成功地做到全然符合“有x必有y”这一因果关系的第一要求。我不知道有哪一位文学史家向我们证实了这种必然联系，甚或有能力证实这一点，因为艺术作品是由自由的想象构思而成的整体，如果我们把它分为来源和影响，就会破坏它的完整性和意义，所以孤立地找出艺术品中的原因是根本不可能的。

来源和影响这一概念当然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十分精明的学者们感到不满。例如，路易·卡扎米昂(Louis Cazamian)在评价伽列的《歌德在英国》一书时，就看出“无法证明某一行动就造成某一差异”。他论证说，伽列先生仅仅由于司各特翻译了《葛茨·冯·白里欣根》，就说歌德“已间接导致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是不对的。但是卡扎米昂只能做出接近不断变化的观点的姿态，这观点自柏格森(Bergson)时代以来就已为人熟悉了。他主张研究个人或集体心理，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学是关于英国国民精神节奏变化的一种复杂而且无法检验的理论。

同样，巴尔登斯柏耶在给第一期《比较文学评论》所写的纲领性导言中，便认识到执意追溯文学主题历史的文学研究是没有出路的。他承认，主题永远不可能促成一系列清晰完整的作品的产生。他也反对布鲁纳季耶（Brunetière)提出的死板的进化主义。但他只能代之以一个建议，即应扩大文学研究范围，使之包括次要作家，也应该注意与作家同时期的评价。而布鲁纳季耶太注重名著了。“我们怎么知道盖斯纳(Gessner)曾在总体文学中起过作用，德杜歇(Destouches)曾比莫里哀更吸引德国人，德利叶(Dellie)在他活着的时候曾被认为是最完美无缺的诗人，就像后来的维克多·雨果那样，怎么知道人们曾经认为赫利奥多洛斯(Heliodorus)在古代文学遗产中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一样重要?”(第24页)巴尔登斯柏耶的补救办法又是注意次要作家，注意以往流行的文学趣味的风尚。这意味着一种历史相对主义：为了写出“客观”的文学史，我们就应当研究过去的标准。比较文学应当“置身于幕后而非前台”，好象在文学中，表演似乎并不重要。像卡扎米昂一样，巴尔登斯柏耶也表示同意柏格森的变化、无休止的运动的观点，还引用一位生物学家的话为这个“普遍变化的领域”作陪衬。在他的宣言的结论部分，他断然宣称比较文学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的前奏。他要求我们弄清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尼采对超人的信仰以及托尔斯泰的神秘主义是怎样传播的：要了解为什么在一国里被尊为经典的书，在另一国却会被当作学究气太浓的著作而遭拒绝；为什么在一国遭人贬低的作品，在别处却备受推崇。他希望这些研究将为混乱的人类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共同价值的核心”(第29页)。但是为什么旁征博引地探究了某些思想在地理上的传布，就算明确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定义呢?而且，即使这个关于共同核心的定义十分正确并被人普遍接受，难道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新人文主义吗?

过去50年中实际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心理和社会动机存在着一种矛盾状态。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抵制法、德、意、英等各国文学的许多文学史家们的孤立主义。最初发展比较文学的学者们往往是站在各国之间的交叉路口上，或至少是站在一国边界上的人们。路易·贝兹(Louis Betz)生在纽约，父母是德国人，曾求学并执教于苏黎世。巴尔登斯柏耶原籍洛特林根，并在苏黎世度过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恩斯特·罗伯特·库尔裘斯是亚尔萨斯人，坚信德法之间需要更好的互相了解。阿尔图洛·法利奈里是生在当时还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特兰托的意大利人，并曾在因斯布鲁克任教。但是，这种想作为各民族之间的协调因素的真诚愿望，却常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阅读巴尔登斯柏耶的自传《生活在他人之间》(1940年，实际写于1935年)，我们会感到他的每一行动都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情绪：1914年在哈佛挫败德国的宣传，1915年在哥本哈根拒绝会见勃兰兑斯(Brandes)，1920年赴解放了的斯特拉斯堡，对这一切他都颇感自豪。伽列论《歌德在英国》的书中有一篇前言，论证说歌德属于全世界，而作为莱茵河的儿子，尤其属于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写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一书，力图表明法国人如何抱着关于两个德国的幻想，而最后总是上当受骗。库尔裘斯认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新法兰西的文学先驱》(1918)是一个政治行动，是给德国的指导。在1952年为新版写的后记中，库尔袭斯宣布他从前对法国的认识是一个幻想。罗曼·罗兰并不是他曾经想象过的新法兰西的喉舌。库尔裘斯也像伽列一样，到头来发现了一个“幻象”，不过这次是法国的幻象。甚至在那本早期著作中，库尔裘斯已为自己认为的好欧洲人的概念下了定义：“我只知道有一种好的欧洲人：他尽力把握本民族的精神，同时又尽力从一切方面，从其他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中吸取养料，不管是友好的民族还是敌对的民族。”他提出一种文化上的强权政治：一切都为壮大本民族的力量服务。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学者的爱国主义不好或者不对甚或是不高尚的。我完全承认公民的职责，承认我们必须在我们时代的斗争中作出决定，明确选择立场。我也知道曼海姆(Mannheim)的认识社会学，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并且懂得，弄清楚了动机并不能就使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失去意义。我要把这些人同纳粹德国的败坏学术研究的卑鄙家伙或者俄国的政治教条主义者们明确区别开，后者有一个时期曾宣布“比较文学”为禁忌，任何人要撰文说明普希金的《金鸡》取材自华盛顿·欧文的一篇故事，都会被斥为“向西方磕头的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

尽管如此，法、德、意等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有许多基本上出于爱国主义动机，结果成了一种记文化账的奇怪做法，极力想尽可能多地证明本国对别国的影响，或者更为巧妙地证明本国比任何别国能更全面地吸取并“理解”一位外国名家的著作，想借此把好处都记在自己国家的账上。基亚先生为大学生写的小册子里列的图表，近乎天真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表中专门留有空格子准备列入尚未有人写出的论龙沙在西班牙，高乃依在意大利，帕斯卡(Pascal)在荷兰的影响等论文。甚至在美国也能发现这种文化扩张主义，总的说来，美国不大受这种影响，一半是因为它可供吹嘘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一半也是因为它不大关心文化政治学。可是，一部多人合作，写得很好的《美国文学史》(R.斯彼勒，W.李普等人合编，1948年)，仍然不假思索地宣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爱伦·坡乃至霍桑的追随者。一位最纯粹的比较文学学者法利奈里在为《巴尔登斯柏耶纪念文集》(1930年)写的一篇题为“文学影响与民族隔阂”的文章里，描述了这种情况。他非常中肯地批评了计算文化财富，详尽划分诗歌中的债主和欠债人的荒唐举动。我们忘了“诗和艺术的命运只能在内心生活以及灵魂的隐秘的和谐中得以完成”“歌德在英国，关于影响问题的几点意见”。西纳尔(Chinard)教授在他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中，非常适时地提出了文学比较中的“无债”原则，并引用了拉伯雷(Rabelais)关于没有债主和欠债人的理想社会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话。

题材和方法的人为的划分，关于来源与影响的机械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因素，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多么气度宽宏——在我看来，这些似乎就是比较文学历时长久的危机的症状。

作 者：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生前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爱荷华大学、布拉格大学和伦敦大学。代表作除《文学理论》外，还有《批评的概念》《辨异：续批评的概念》《现代文学批评史》等。

来 源：本文摘自《比较文学基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微信来源：北大外文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