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学者、批评家。上海宝山人，1940年2月生于教育世家。1957 年自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后工作于内蒙古日报社和内蒙古大学汉语系。1979年受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港台室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当代室主任、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副理事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号：409）。已出版《艾青传论》《缪斯的空间》《中国新诗学》《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国当代文学路径辩正》《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时空的共享》《古典的回响》《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等各类著述50余种。

杖履自述

兴来犹杖履，

目断更云沙。

——杜甫：《祠南夕望》

　　一

　　中国一位诗人把“乡村大道”比喻为“一座座无始无终的长桥”。路是人走出来的，桥也是人架设的。桥是道路与道路的连接，是渴望与等待的组合。路和桥，总是处于这片神州大地上深沉无声的层面，默默无言地承受着重量，沉重时甘愿痛苦，顺畅时不忘艰难，却又岁岁年年地为抵达彼岸而祝福。个人的命运，往往由走过曲折的路和桥构成。我是在几经变迁沉浮之后才走上今天这条道路的，或者说，是在“冬去春来人转运”的不惑之年，确定了把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并一直坚持了下来。

　　二

　　杖履之年蓦然回首，往事还真的并非如烟。记忆容易回到把我妪煦成人的故土，回到桑田日暖又忧忿慷慨的时光。

　　我出生于1940年2月6日，其时租居于上海市马当路蒲伯坊。我的祖籍是江苏省宝山县月浦的杨家村，于今与现代化的上海宝钢指挥部相毗邻。当时父母在上海市的中小学执教。国难深重，祖父出于爱国的心情，为我取名“匡汉”，另起字“振炎”，也是“匡扶炎黄”的意思。在我周岁时，父亲(陶行知先生的崇拜者，书法家，执教四十年后退休)买了一本纪念相册，上题“吾家龙(我属龙)与虎(我堂兄属虎)他年济会风云，光耀门庭”，可见家教是“望子成龙”。父母省吃俭用，购买了“中央储蓄会”的“金圆卷”准备做我长大后的教育费——不想那些金圆卷张张是废纸，早晨300元一石的米，晚上猛涨到1600元一石。母亲后来一气之下剪了鞋样。

　　因为我是长子，从小得到宠爱和悉心的教育，三岁起识字，并握管习帖写字，胞弟匡满(现为诗人兼文学编辑家，在《中国作家》杂志社工作至退休)，出世后家境困难，父亲一人留在上海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家乡——那里有三间祖传的旧屋和少些薄地。母亲一面在乡下私塾教书，一面荷锄耕作，虽然一天三顿麦粥饭，倒也怡然自得。我五岁时进了宝山县新镇小学，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步行二里多地去读书。

　　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学习却名列前茅，并且年年得奖，没有挨过老师的戒尺(竹板子)，这大概导致了我从小学到中学在期末评语上都有“注意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尾巴”。这一点常常使我慈祥的母亲不放心。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大雨滂沱，母亲大清早就到镇上去买油盐蔬菜，回家约九点钟了，见我赖着不上学，气得把我关在黑屋“罚站”一刻钟，让我“思过”。邻居闻讯对我寄予同情，而母亲坚持己见：“有了第一次，还会有第二次”，结果还是打着雨伞把我送到学校去。童年的这件小事于今铭刻在心，也是影响几十年来个人治学与处事比较认真的一个原始因素。

　　在乡间，我们家也是当地的“书香门弟”。祖父是个清末秀才，老来无事，整天舞文弄墨用蝇头小楷写着他的“九月九日是重阳”一类的八股旧诗，订了一本又一本(去世随葬)。不过，他捋着山羊须、摇头晃脑自鸣得意地吟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动听声音。我最喜欢听同样是清末秀才、教过书的外公讲故事。当他酒兴上来，就会给我一连讲几个钟头的故事，那是关于望族中抗日名将钱三持东征平倭寇、七百骑兵破平壤、釜山生擒野马、直驱日寇龟缩对马岛的传奇，讲得有板有眼，实录下来会是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

　　每次从外公那里回家，入夜后我又缠着母亲讲，但我很快发现母亲讲的故事都是随机即兴编的，而且跟外公讲的接不上茬儿。不过，她常常在豆油灯下读念唐诗，念得那样富有情感与节拍，引起了我自己的兴趣。她一边教我念一边做些解释和发挥。我记得，她经常念，我也很快就背会的一些诗句，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母亲是带着无限的人生感慨吟诵的，而我只知道念起来好听。

　　那时候，父亲抽空就从上海城里回到乡下住几天。他对乡村教育一直很关心，常常与他的同行一起讨论提高教育质量问题。父亲沉默寡言，待人宽厚，家庭中的气氛始终是十分和睦的。这对我个性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作用。长辈们现在回忆我的童年，评价似乎是一致的，说我从小沉静，遇事冷眼观察，没有随心所欲的无理或过分要求。我确实也不属于暴燥叛逆的性格，而往往趋于内敛、执中。

　　1948年的一个冬晨，母亲在村口送我和父亲上路。我随父亲到上海市私立鹤亭中小学读书。父子俩在一家米店老板的小亭子里租居。我看到米价天天上涨，看到人群的慌乱，在“袁大头换哇”的叮当声和小贩的叫卖声中，完成每天的作业。为了全家的生计，父亲同时在两所学校兼课，待他回屋时，我已经为他烧熟了稀饭或面条，副食常常是腐乳和酱菜。生活极不安定，但父亲省下钱为我买了《万有文库》和《安徒生童话集》，它们成为我最好的伴侣和启蒙教材。待到又一个春天降临上海，我听到了来自北边的炮声。天亮了。上海解放了。南京路旁整齐地躺着征战疲劳的士兵。热闹的秧歌和腰鼓场面，给我们带来了新生的欢乐。这是真实的黎明。

　　三

　　中学时代往往是确定人生道路的关键。1951年夏，我戴着红领巾考进了上海最优秀的重点中学之一的上海中学。“上中”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这所引我上桥的名校，迄今已有153年的历史。最初是清朝同治四年(1865)办的龙门书院(如今学校的教学主楼仍然名为“龙门楼”)。书院前后的山长(即校长)，皆为进士出身的学界名流，如主持过龙门书院14年的刘熙载，就是中国清代文论经典之一《艺概》的作者。1934年校址迁至吴家巷，占地460亩，操办人郑通和校长，后来在台北去世时，大陆方面曾专门发了唁电，称他为“人民教育家”。郑校长为上海中学拟定的“上中精神”是：为公、前进、合作;规定的教学方针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以人格之陶冶为依归。这些“精神”和“方针”一直贯穿到1949年之后。我1951年考进上海中学时，校长孙福熙既是教育家，也是散文名家，曾参加“五四”运动，当过北大图书馆职员，两度赴法国留学，历任西湖艺术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后任上海市教育研究会主席。他在开学典礼上用绍兴话讲的训词是鼓励我们为祖国“苦读向学，全面发展”。“上中”历届学友，90%以上都能考取全国重点大学。“上中”每年为北大、清华、复旦和交大输送着青春血液，仅在北京的校友就达3000多人。而我们家族似乎也和“上中”有不解的缘分，祖父在龙门书院执教过，伯父和父亲都参与了抗战胜利后“上中”的复校工作，堂姐、我、兄弟、小妹和妹夫都先后考进上海中学读书。

　　在上海中学，我住读了难忘的六年。在最初的岁月里，我没有特殊的兴趣，爱好相当广泛。我力求全面发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当时是五分制)。我还是班上足球队的主力后卫。凡是不回家的星期天，上午在教室里接连几个小时地啃课外读物，以及欣赏贝多芬、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下午则接连两三个小时进行各种体育锻炼。从少先队到共青团，我都负责定期的墙报与版报工作。美术教师也曾一度鼓励我向绘画方面发展，这使我在初中毕业时报考过杭州浙江美院附中，文化和美术考试都合格了，复试时因我患有色盲而被刷下来了。我只好打消步入艺术殿堂的痴心梦想。

　　后来，我渐渐地对文学产生了更多兴趣。我所接触的两位语文老师，一位在讲解课文时旁征博引，富有激情;另一位老师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甚深，诲人不倦。他们对我的每一篇作文都批改得十分仔细，初中语文老师点评我的作文是“夕阳下的露珠”，而高中语文老师的评语是“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说真的，上语文课我并不用功，或许是课前都做了预习，上课时我常常偷看课外阅读书，老师对我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我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一角一分地积攒起来，买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呐喊》《彷徨》，开始成段成段地背诵其中的篇章，我和胞弟匡满、堂兄匡海(书画家，晚年旅美)三人，每年暑假都回家乡，规定一个假期起码读二十部文学作品。兄弟三人就在故乡河塘边的蝉鸣声中，开始了最初的写诗竞赛，一个夏天竟然合写了一本《吴东川诗集》，内容全是风花雪月和少年情趣，其中我写的是半文半白的“顺口溜”。

　　我开始“潜伏”着练习文艺创作。最初写的新诗是作于15岁时的《歌声》《黎明时我走出村庄》《我登上高丘》，有模仿伊萨可夫斯基和希克梅特的痕迹。16岁那年，又写了一本《在钉螺坟上舞蹈》的诗集，投寄到上海文化出版社，收到了一封长长的鼓励我的退稿信。我翻译了一本《马尔夏克儿童诗选》，没有胆量送出去，只是作为学习俄语的一次系统练习。我还写了虚实相间的短篇小说《我的母亲》(巧合的是我考北大时的作文题目也是“我的母亲”)和剧本《小麻雀飞向哪里?》。前者只给母亲看过，后者在学校演出并得了奖。我把学校的新人新事写成通讯报道，寄给《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青年报》，都发表了。毕业前一年，我写了一首七十行的抒情诗《心中的故乡》，被评为全校文学创作一等奖。心中的故乡是北京，我渴望从南方到北方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填写十个高考志愿时，我填写了七个“北大”，希望去那个被戏称为“一塌糊涂”(即一批名师、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的繁胜之地深造。

　　1957年8月，在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利用暑假遴选、誊清了49首诗的一本手抄的诗集，起名为《告别扬子江》，以示纪念中学生活，踏上新的前程。在“后记”里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一个人喜欢创作，就有写的权利;但当看到自己的写作对社会没有带来丝毫有益的效果，我将停止这种劳动。”

　　四

　　我先后读过两所大学。在北大中文系念了一年，住29斋二层，天天早饭后去抢占图书馆座位;至1958年秋专业调整合并，我转到了城内张自忠路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北大到人大，我先后听过季镇淮、高名凯、杨晦、吕德申、吴组湘、朱德熙、冯钟芸、方汉奇、冯其庸、罗列、秦珪、冯至、安岗等先生的课和讲座，还担任过两校校刊的业余记者与副刊编辑。

　　我相信波列伏依关于“报刊是培养作家的学校”的论断。未经教育改革的、脱离社会的“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人才中很少有作家产生。我觉得记者工作能广泛接触社会和人生，是通往作家的道路之一。不过，我惊异于当时新闻记者的热情太过泛滥，话语系统也是千篇一律、公式化而且干巴巴。我不愿沿着这种路子步入未来的记者生涯。于是我把课余时间多用在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在大学图书馆里能借到的散文特写书籍。我还把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大部分诗集和散文特写集撸了一遍。我对哲学亦有兴趣，曾经吃力地啃过几部哲学名著，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而大学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辩证法的。

　　那些年月，我是接连不断的运动和劳动的积极参加者，北京两个人工水库——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的工地上，留下过自己的汗水。尽管如此，由于我热衷于业余的写作和迷恋于书本，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我仍然被视为“只专不红”和“成名成家思想严重”的典型学生之一，受到过支部的“集体帮助”。但这种“帮助”似乎在我身上收效甚微，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练笔。几位老师在私下鼓励着我，我也试着什么也写一些，从散文、通讯到歌词、短诗、小小说，还有作品评论。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学生业余文工团，吸收我参加创作组，在这段时间里，我写过三十多首歌词，有的被一些有名的作曲家谱了曲，有的还灌成唱片或作为电影的主题歌。在大学毕业前夕，主要是由于在业余文学活动方面的实绩，得到了校长吴玉章签名颁发的“优秀生奖状”。1961年初秋，我把几年来用自己的稿费买的书籍大部分捐赠给了农村，只带了一套《鲁迅选集》、俄文版的《高尔基文集》以及艾青和郭小川的诗集轻装上阵，到内蒙古报社报到，开始踏上新闻之桥。

　　我在报社呆了整整十年。不过，真正称得上新闻工作的也只有三年的记者生涯，因为自1964年秋天开始奉命去参加从土默特旗到临河县接连两期的农村“四清”工作，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我依然珍惜那三年的记者工作。我曾骑着黑青马在茫茫草原上穿行，采访过无数忠厚、善良、勤劳的牧民;我曾跨上驼峰奔波于沙漠，看到了这里的人民艰辛的命运与不屈的风姿;我曾徒步访问过山区，听到了妇女们诉说过去苦难的断肠的“爬山调”;我也曾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冬，看到过年轻的蒙古族少妇在产后一周，就冒着风雪精心饲养生产队里的羔羊……我写了一篇篇带有文学色彩的通讯，也写了一些歌唱新人新事的抒情诗。根据报社要求，我每月按时完成一篇可供第一版发表的消息或评论。余下的时间里，我都用来搜集各种生活素材和阅读各种文史哲书籍。“文革”中，我被验定为“三类干部”，需要到“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才能考虑能不能“给出路”。我到了狼山下的原系劳改犯住的一个农场，在那里又劳动了一年半。后期管理松动，我得以利用夜晚昏暗的油灯，又通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鲁迅选集》以及黑格尔的《美学》。当一排排为劳改犯准备的新的土坯房在我们手中建成时，才得以获准“毕业”。

　　1973年春天，我面临重新分配工作的选择。新华社内蒙分社的社长到寒舍来，希望我到分社当记者;我到北京征求冯牧意见(他当过新华社随军记者)，他的经验之谈是“35岁前当记者，35岁后改行，否则笔墨要被‘新华体’僵化了”。父亲从上海传来的是“乱世求稳”的择职意见。于是，我应聘到了内蒙古大学，担任汉语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员。一开始无书可教也无从教起，在接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后，我奉命带着学生们下乡，白天劳动晚上在油灯下谈天说地。下乡回来上课，我讲“创作辩证法”专题，得到学生的拥护和好评。那时候，我胞弟已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所以我的寒暑假基本上都去北京度过。我俩经常秘密去拜访长辈式的朋友郭小川等人，感受他们在逆境中依然“把酒论长江”的豪气。然而，1976年10月听到郭小川不幸在河南安阳逝世的噩耗，我赶到了北京。为了寄托对小川的哀思，也为了总结这位杰出诗人的命运和经验，我们兄弟俩决定合作写一本关于他的评传。由于小川的战友、夫人和子女的鼎力协助，我们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系统累积资料用了一年时间，从动笔到写完“后记”，则用了半年，全书近十六万字，定名为《战士与诗人郭小川》。从接纳书稿到出版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只花了五个月的时间，第一版印数即达十万册。它留下了我们和出版社合作的美好记忆。看来，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为真正值得研究的著名作家、诗人立传，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此时，许多读者的来信也给了我们鼓舞，兄弟俩决定继续合作，研究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大诗人艾青。准备工作始于1978年冬。当时，艾青还没有“解放”，在宾客稀落的情况下，使我们得以有机会进行比较充分的自由长谈。一旦艾青的境遇发生戏剧性变化，我们只能见缝插针，断断续续地采访他。我俩还分工先后到过艾青的故乡金华和流放地新疆，他的漫长生涯，他的复杂丰富，使我们不能不考虑放慢研究与写作的节奏，以便更扎实更冷静地完成《艾青传论》。我同时又得更多地思考中外诗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期望在新的著作中有理性的提升。这部论著拖到1983年才完稿，于198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量也相当可观，后来又获得了新中国六十五年“艾青研究突出贡献奖”。

　　五

　　我原本计划，自己成家立业后，像父母一样从事教学工作，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潜心科研，安安稳稳地度过后半生。然而，命运为我做了另外的安排，机遇将我引上了另一座桥。

　　1979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函借调我赴北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工作。我很高兴地来到这个高级研究机关，被分配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新诗年鉴》《诗探索》杂志等编撰工作。这里老少咸集，群贤毕至，信息灵通，又有良好的图书资料条件，是从事文学研究的理想场所。作为初来乍到的学人，我下决心要加倍地努力;作为不惑之年的研究人员，我又必须格外慎笃。我自然也有过审美判断上的失误，也有过处理庶事上的差错，但总体上还是怀着前进意识，尽力开拓思维空间，渴念更新知识结构，以求得同中国文学大趋势的适应。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我写作甚丰的时期。尽管个人生活仍然处在动荡之中，但每年平均能获得十万字以上的文学研究成果，出版的专著和编著有：《艾青传论》《我和诗》《中国现代诗论》《西方现代诗论》《中国新诗萃》《诗美的奥秘》《缪斯的空间》《创作构思》《诗美的积淀与选择》，尚有十几篇万字以上的长篇论文。这批成果多数属于诗歌评论。然而，我确信“专家多悖”，研究的太过专门化容易为自己设立单一的封闭体系。因此，除了诗评外我试着写过一些关于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美学、小说、电影、报告文学的评论。还读了许多国内外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确实受益匪浅，使我不禁发出“天下真大，文学真小”的感慨。我参加的文学团体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参与活动较多的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这里的常务理事，都是在当代文学教学、评论和研究工作上有相当成就的朋辈。在经费紧张、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研究会创办了好几种刊物，建立了全国性的函授大学，还有多种形式的讲习班。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我从全国各地从事当代文学事业的许许多多同行们那里学习到了不少新鲜经验。

　　我直接参与工作的《诗探索》这份杂志，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目前全国唯一的一家诗歌理论刊物，创办于1980年。当时由谢冕、丁力和我三人担任正副主编，刊物办得很艰苦，经济上的困窘(没有分文补贴，相反还要自己破费买刊物送人)暂且不说，主要是当时诗歌界的论争以及编委会内部学术分歧激烈，使自己不得不在编审、统筹和主持发稿时颇费心力。应该特别提到曾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的洪子诚、吴思敬、楼肈明、雷业洪、刘士杰、王光明等同好，他们的热心、无私、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更让人感到宽慰和欣喜的是，这份刊物所奉行的尊重学术自由、鼓励大胆探索的编辑宗旨，赢得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好评，并坚持出刊至今。我衷心地希望它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为我国诗歌发展做出理论上应有的贡献。

　　六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的研究工作又迎来了一个拐点。具体来说，即是从单向道的对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研究，延伸和拓展至台港澳地区文学之桥上一睹风景。

　　1989年初春，正在江南开会时，我接到了文学研究所关于组建台港文学研究室并任命我为主任的通知。这也意味着“台港澳”和“大陆现当代”两个研究方向的暂时分离，各立门户。由于是一个新建的研究部门，最初阶段用了两三年的功夫搜集资料、把握数据、勾连史实等一系列作业，慢慢地终于走上正道。我尽力做好协调工作，为同事们的台港文学研究创造更多条件，自己也从中获取新知。

　　在这个方面，经历和承担的主要业务有：

　　1.申报并获批主持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研究》(1992)和《中华文化中的台湾文学》(1995)。前者结项书名改为《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反响甚佳。

　　2.率团多次访问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区，促进交流、合作。1999年澳门回归前，完成了和澳门日报总编

　　辑联手主编的《澳门人文丛书》。也在北京接待了陈映真、余光中、刘以鬯等名家。

　　3.参加各地举办的台港文学研讨会，每次都做了比较认真的准备，撰写了学理性专题论文。其中如《唐山流寓话巢痕》《飞鸟犹知恋故林》《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文化的驿站》《学术语境中的香港文学研究》等万字以上的长文，都被有影响的文学期刊选登。

　　对于我来说，踏上台港文学研究之路并非“另辟曲径”，而是当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扩大。如果仅仅着眼于大陆，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图是不完整的、有残缺的。海峡两岸的学人，长期以来都说自己的文学是中国的，实际上，这是窄逼的空间观念在作怪。从“一个完整的中国”的视野看问题，那么，空间(加上时间)也是一种文化尺度，用以度量人们文艺活动的距离与进程。我们的批评视野，实际上需要经历从“封闭的空间”→“距离的空间”→“共享的空间”的转移。“封闭”必然单一，且形成排他和自大的心态;“距离”产生阻隔，亦有地域切割与历史割断的人文之虞;“共享”则基于和鸣的祈向与互补的策略，因之而可以激发“一体多元”的文化热望。于是，我的“时空共享”“大中国文学”等观念，就在这一思考中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了出来。

　　“共享的空间”自然是多重的、复合的。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看到的是整体性的中国当代文艺地图。我们将不至于把“大陆当代文艺”等同于“中国当代文艺”，而是合乎情理地把台港澳地区包容进来，并寻求普适性与区域性的有机联系(并非简单的添加与拼贴);我们将不至于把“中国当代文艺”(实际是汉民族)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分离开来，而是确立统一的多民族文艺的空间结构;我们将不至于把某种被夸大为历史的神圣的创作方法作为衡量一切文学的标尺，而是以“有容乃大”的襟怀鼓励多种“主义”、多种文学在正确方向导引下的共存共荣;我们也将不至于因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诸如“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进行真诚、有效、取长补短的学理对话。我们在同一天空下沐浴阳光和呼吸空气。任何一位作家和批评家，其生存状态、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和书写实践，又总是一种走向真理或背离科学的文化行为。

　　七

　　当新世纪的钟声响起时，我到了耳顺之年。按理说我应该退休了。但社科院当时规定有少部分博士生导师需延聘5年，我又留任了下来。世纪交替这些年，我在台港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和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岗位上轮番公干。我自然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在新世纪最初几年，主要是完成社科院的一项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共130万字，分上、下卷，集体项目，个人写了两万多字的长篇序言《走过一个文学世纪》，被中国出版集团相中，由其旗下的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与此同时，个人又启动了两部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路径辩正》和《古典的回响》，前者是对当代文学的重新反思，后者是考察“当代”与“古典”的相关性。其中论及莫言时，我用了“隔世对白”的攻略，看一下他从《聊斋》那里如何汲取养分。

　　我本来延聘至2005年，不成想，到点儿的时候导又“继续返聘”我，任务是完成共和国成立六十年的献礼项目，亦即当代室集体著述，由我和杨早博士主编的《六十年和六十部》、我个人主编的《共和国文学60年》，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按时出版。

　　新世纪开始后，我工作的另一翼——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被推上了一线。这主要是和国家民政部批准的一级学术社团——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于2002年5月成立有关。我先是被推举为副会长，后来又改任监事长。由于学会设址在暨南大学，故而特聘我为该校的客座教授——名誉性的，去做讲座，参加博士生答辩，等等。

　　如果说，台港澳文学的研究属于面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座“引桥”，一个“窗口”，那么，把“海内”与“海外”联系起来，方能称之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格局。随着新世纪我多次应邀赴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异邦的学术访问，接触了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学历史与现实，自己的视野的确开阔了不少，观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若是以全球史视野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其优势是可以跳出单一的区域和国别的框架，寻找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破除“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主导论”的文学史学观念。“海内”“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实际上道术未裂，且起步更早。所谓现代文学第一部小说是《狂人日记》、第一部新诗是《尝试集》云云，均系文学史实的误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正是早于“五四”的外交官、留学生以及华工在域外留下的文字。真是“直挂云帆济沧海”!全球史是人类的互动史、交往史。交往有不同层次，也有多种方式。发现差异是为了更好地包容与合作，在此过程中推进人类各种文明、各个群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故而有现实意义，即了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是如何发生的。这种明显的“生态色彩”，也正是世界华文文学逻辑的语义场，是新世纪的“文学丝路”。有鉴于此，梳理历史经验，开掘文化资源，阐释社会价值，理应成为自己和同行们思考的重要面向。

　　2002年以后，我的主要学术活动就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举其要者，参与的会议有：2004年9月，出席在威海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题为“学术共此时”的学术总结;同年同月，在山东大学出席了第二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题为“碧波白浪间浮现文学的绿洲”的总结;2005年12月，出席“首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广州增城)，主持了专题讨论;2006年7月，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路和桥”的主旨发言;2007年4月，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上，做了题为“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学术总结;同年8月，在福州举行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学术总结中，提出“构建华文文学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08年10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和而不同，灵根自植”的学术总结;2009年7月，在武夷山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世界华文文学课程高级进修班上，主讲了“欧洲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状”;2010年10月，在湖北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让世界倾听我们的声音”的学术总结;2011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起草《广州宣言》并做了会议总结;2012年10月，赴福州出席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做了题为“站在新的地平线上”的学术总结;2013年12月，赴深圳出席“海外汉学视域中的华文文学研究研讨会”，并做学术总结;2014年11月，出席“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做题为“风度共流芳”的学术总结;2016年8月，赴吉林大学出席“文化传统与域外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域外域中，道术未裂——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延续性与整体观”的主旨发言;同年11月，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做题为“筑梦华文文学”的学术总结……同时，我还参与了国家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核心组的工作。近十几年热热闹闹的华文文学学术活动，可以看到这一学科从草创到今日的规模。早先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一个很没有成就感的课题，大陆不少学界人士视之为“三流学者的作业”而流露出不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华文文学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腾达，研究队伍的朝气和活力，让这门新学科的建立已合理合法地成为必然趋势。我欣喜地看到，全国已有87所高等院校将其纳入了必修或选修课程。

　　自然，在我的心目中，世界华文文学毕竟还在路上，多数作品还欠厚重。但它可以说是不断“生长”的学科，不断“运动”的美学，不断“拓展”的时空。对此，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可自恋自大。目前迫切的是，希望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扬起一面审美的风旗。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有感于在繁华背后的贫困，从而不得不产生以下诘问：有多少作家真正以自己独有的个性、艺术的良知去介入并拓展历史的记忆?有多少作家的书写真正从深处与原乡或异邦的土地相联系以至有灵魂的沟通?有多少文学作品去见证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描绘的人性存在和染乎世情的变化?有多少文学家笔下出现了诸如堂·吉诃德、高老头、葛朗台、于连、安娜·卡列尼娜、玛丝洛娃、爱玛、葛里高里、帅克、阿Q、祥林嫂等对人与时代做双重探求的“共名”型典型形象?有多少当下的华文作家“且耐清寂写我书”?又有多少作品驰骋于作为审美的语言艺术那种纯美、圣洁、精致、灵动的表达?我想，直面上述问题以及着力问题的解决，本身应是华文作家们的责任和志趣。

　　八

　　一些热心的读者曾来信提出各种问题希望我做答。有人还拟出一套题来“考”我。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奥秘，也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更没有取得理想的成就。我至今还在上下求索。我恐惧于“谈经验”，但为了共同探讨文学生态和心理的若干法门，愿意选取几个问题，提供个人的一些思考。

　　问：您一般是在什么时间、条件和心境下写作的?

　　答：年轻时的时空意识并不强烈，那时候只要有写作的欲念，可以在早、中、晚的任何时间。比如，在匆匆下塌的旅店或人声嘈杂的办公室，在苦恼或欢乐的心境中都可以动笔。现在对时空的挑选就苛刻得多了，往往只有在宁静的时刻、场合和心境下握管下笔效率才会高一些。因此，我的写作习惯大多是清晨或晚上，力求排除干扰，便于沉思与推敲。至于其他时间一般用来读书。读书也分重点与非重点，可读性强的书籍看得较细，其他的则随便翻翻——有时，“随便翻翻”也可以发现学问。

　　问：您是否有了强烈的感受后才会写作?

　　答：情况不一样。有些“遵命文字”并非都是有了强烈的感受后才写，但只要遵照正确之命，还是需要写的。凡是自己选择与认定的研究课题，写作时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感受强烈、思路清楚，写起来比较顺手;一种是有些新鲜而朦胧的感受，觉得有意义就抓住不放，边写边想有时步入迷津，有时柳暗花明，虽然写起来艰苦一些，但往往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旦成文，其乐无穷。通常情况下，我在写作前做比较充分的准备，有计划、有提纲、占有必要的资料后才动笔，写作提纲有时很细，有时很粗，有时则写着写着就突破原来的构思而另起炉灶。

　　问：您是否相信灵感?

　　答：我曾觉得灵感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过，我现在越来越相信灵感不仅对于文学创作，而且对于理论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灵感属于偶然性的东西，在某种范围与场合，理性的真知往往是偶然灵感的几率表现。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历。我为《中国新诗萃》一书写了篇序言，题为《诗美的积淀与选择》，才3000多字，足足写了四个白天五个晚上，绞尽了脑汁。其中一个理论层次，即我自己所理解的诗美标准，开始怎么也理不出眉目，只好暂时搁浅。第三天晚上当我朦朦胧胧正要进入梦乡，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也可以说是灵感吧)，有如电光石火，我马上穿衣下床开灯，抓起笔来在纸上记了下来，并且由此及彼，很快地写了那么几条。次日清早，经整理润色，大体思路清晰并确定了下来。这种现象看起来不符合常规论文写作中的“理性”，却是平时思维积累的一个突然的耀现。我在这里并非蓄意推广这种方式，只是说明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是一种主体的审美判断和审美创造，必然要带有很大的自主能动性，要反映批评家的本质力量，要渗透创作主体的生命、血泪、思维、情感和个性，而在这种复杂的精神实践活动中，偶然性、灵感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问：回顾来路，您认为自己在什么时段对志业起关键作用?对于您来说，学术成就和遗憾各占多大比例?

　　答：中学和大学作为打基础的时段至关重要。我是个幸运儿，念的都是名校。在“上中”，当时的图书馆有六万册藏书，文、理各半，我大概每个学年的借书量在一百册以上。各门课程的老师都是一流的，还有外聘，如声乐请的是上海合唱团的著名男中音，朗读课请的是黄宗英老师。大学时读的主要是和专业有关的辅助性书籍。但自己也有短板，如外语，本来中学六年、大学有两年读的是俄语，后来“中苏分歧”就放弃了;古典的也是零零碎碎地读。因此远远比不上前辈大师们那样知古今、通中外。这也是自己今生最大的遗憾。

　　问：假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是新近发表的，邀请您参加新作的研讨会，您会说些什么?

　　答：当下的文学创作，严格地说是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而鲁迅为我们留下的多是精品，是经典。今天重读《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野草》《伤逝》，也要和“经典”问题联系起来看。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经典?我认为：原创的，即对文化/文学发展有建树意义，有较高的认知价值的;“归赵”的，即曾经被遗忘、被埋没的文学精灵，经过打捞而“完璧归赵”的;积淀的，即长期能受到普遍关注，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阐释的;“张力”的，即作为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标识，能以有深度的陌生化形态，体现中华文化经验与人类普适价值相联结且呈示张力的;艺术的，即鲁迅说的“技巧的上达”;……

　　鲁迅是无与伦比的。他于彷徨中呐喊，于铸剑中昂立，是20世纪杰出的精神界之战士。他对中国社会、人性、民心的体察和解剖，至今无人超越，许多洞见就如同针对今天一样有效。故而重读鲁迅，一是关乎“经典”，二是关乎“现实”——而后者，我们往往不能做到像鲁迅那样敢讲真话。

　　问：读您的那些建构体系的大作，总有沉闷之感，真知灼见每每掩藏在深稳的阐述中;反倒是那些专文、随笔、诗话甚至散文、杂感，使我们在灵魂的闪光中体味阅读的愉悦。对作者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您有什么看法?对架构学术大厦与普通读者悦读之间的桥梁，您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答：笔者两只手，一手写论著、论文，一手写短章、札记，一长一短，随心所欲，各司其职。有些内容需要有大江长河置之，有些东西纳入小溪小泉流动，让读者自由选择。然而，我毕竟在社科研究机构供职，主业更亲近学术，需要高头论章。但我讨厌新旧八股，故而一再呼吁并努力践行一种“新学院批评”。这种有别于“时文”的批评，其品格和特征是：

　　(1)绝非掉书袋，也不用凝固的结论或死板的知识去先验地框缚活跃的艺术生命，相反，总是力求在相当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对象和问题做庄重的历史与美学的透视;

　　(2)从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比较和互鉴中，从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中，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的智慧萌芽，加以吸收、消化、会通，发现与论证重要的知识命题和话语体系;

　　(3)用人类能看得见的地平线来研究与把握文学艺术发展的脉动，既不落伍也不趋时，结合新的文艺实践智性地选择批评起点;

　　(4)以“立”为示意中心，立足于探索，着眼于“建设”，不为社会舆情所左右，以严密的逻辑组合成有创造性的学术生命体;

　　(5)思想家的冷静、艺术家的悟性和解剖学家的精心相结合，用清爽的智慧滤选阅读行为，提炼出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6)批评者与对象之间保持平等的对话和适当的距离，友直、友谅、友多闻，而规避便辟;

　　(7)潜心进行文化资料和知识成果的梳理与积累，并不断“重读”“解读”，逐步形成在相关领域中可资运作的、带有一定规范性的理论模型;

　　(8)做“议论吐为仁义辞”的道德文章，同时对不同观点者，怀有海纳百川的学术雅量;

　　(9)不尚空谈与装扮，但求实在与厚重，行文走笔，每句话、每个词都经得起推敲，重现汉字之美，以“壮阔的简洁”为优雅的极致。

　　不可能要求每一篇著述、每一部专书都合辙于上举数端，但作为总体的批评风貌，若能达至如此境界，加上一支有思想有学养的批评家队伍和一批有创意有气象的研究成果，毕竟象征着当代文艺批评学建设的繁盛之域。中国文化正在为世界提供新思路，那么，我们的批评自觉，也将在“中”和“西”之间找到更多、更深层的攸同共通之处，我们有自身特色、能自己“发声”的文艺批评，对世界会做出可能性贡献。真正、真实、真知的批评，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言的“第十位缪斯”啊。

　　九

　　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是什么缘由使自己钟情于文又志于述呢?

　　在我的志业道路上，文学最初是扮演着“春姑娘”的角色，以一种令人迷醉的新鲜感向我走来的。当我晓得那些永不衰老、闪着雄奇光彩的名篇佳作，是怎样地被热血青年缝进被褥或打进背包，陪伴他们走上决死的战场，我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当我读到火山，读到水泉，读到礁石，读到黄土，读到浪涛与泡沫，读到海燕的飞翔和骏马的长啸，心灵中的种种感性的、模糊的东西一一被作品所吸引、所照亮并导向那遥远而又亲近的审美星空，我领略到了文学的恩泽;当我看到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如何以一种简明而深邃的提示触动了空山谷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不仅成为生活琼浆的满溢同时又是对生活缺憾的充实，我开始理解文学永恒的生命，并选择它和我的青春为伴。

　　不消说，上述的直感还仅仅停留于某种表层意识。一旦自己步入研判的境地并参与这种创造性活动，我越来越体味到它是一项艰苦、严肃、高尚、值得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事业。也因之，要有崇高的美学追求，把自己的劳动建立在审美意识始终向新的经验开放的坐标上。

　　我以为，当代作家所寻求的不能只是抽象的、孤立的世俗概念，而是滚动着历史的风云和生活的露珠、从伟大而平凡的本土中生长起来的精神现象。我提醒自己须对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风雨保持足够的真诚和热情。我同时期待我所评论的对象不必去为文学编织“世外桃源”以安顿饱经沧桑的惊魂，而需对自己的父老兄弟的人生以及高尚、美好、纯洁的感情，给予诚挚的艺术回应。的的确确，我们的文学不能向永恒的春天逃避，而应该通过对现实的拥抱和对未来的向往，去陶冶读者的心灵，鼓舞人们走向精神生活的高地。

　　我以为，文学无法忍受凝固的迂腐观念和僵化的价值尺度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所谓文学的精神和力量，正是体现于生生不息的美和自由的创造之中。从生活美到艺术美并不守恒。它总是不断地离开静态的无序向动态的有序行进。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艺术创作，总是离不开深刻而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并通过多元、多极、多层次的变量产生出来。世界上当然不会有绝对、无限的“创作自由”。若是争论自由之多少，一是讲不清楚，二是并无实际意义。然而，从长远的观点去看，自由乃是保证文学作为生态系统得以进化的机制，其首要价值在于保护和鼓动作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促使文学以目标和途径的多元性，不断走向新的最佳融合与选择。

　　我还以为，作为文学，也不是单一的创作或鉴赏批评的过程，而往往是多种心理(感知、理解、意念、想象等)以“人”的情感为中心和中介的复合。它以多维的把握方式投入创造。它绝非幻生亦非天启，但也将超越简单的急功近利和跨过观念的传声号筒，从而成为一时代大写的“人”的回声和“人的全灵魂”(鲁迅语)的映现。正由于这个道理，当代文学家应摆脱单向、单质的创作模式，而将复杂的经验与心灵放到精神法庭上去拷问;批评家也要以多种审视点去考察和解读作为社会与人生的整体展示的文学文本。

　　我希望文学回复到自身的建设。

　　今天，当我们排除了种种人为障碍，恢复了和世界的正常对话以后，又一次面临着如何和世界文学的同步。从文学的角度看，我们历史地拥有世界上第一等的信息源——它为创作提供着丰富的题材;我们处于伟大而深刻的时代转型期——它为作家获得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优越条件;我们取得了更加开阔的参照系——不仅感悟到“历时性”的纵向文脉，而且意识到“共时性”的横向辐射;我们又有世界上最大的读者群——它的思想、情感、教养和审美素质不断提高，也必然呼唤更成熟更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这一切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石。基石有了，就要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如何在中华本土上起飞，以筚路褴缕的工匠精神，建造更加辉煌的艺术殿堂。

　　有人问及，如何预测当代文学的去向?哪些文坛新秀有可能得到世界承认?我不是算命先生，我无法对张三李四明天的成败未卜先知。不过，从当前整整一代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对于创作的自觉追求与对于理论的自觉把握来看，中国的当代文学，有可能出现如下三种“交汇”的趋势，即：历史的、美学的和心理的交汇;现代意识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汇;关注现实的切近感和悟透世事的超越性的交汇。这三种以人为艺术思维中心、寻觅更高更美境界的“交汇”，正在构成审美理想的新坐标，刺激着人们进行灵魂的探险，并将使文学的美感作用在我国文学中得以真正的实现，开放出灿烂的东方艺术之花。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愿文学的、心理的、美育的年龄也如同晓曙。

　　十

　　人生甘一辛百，志业专攻为上。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激情燃烧却多有偏执的文学时代，如今又赶上了真正的文学被漠视而虚假的文学横行的时期。但毕竟还是学界中人，不能愧对书斋，愧对这一块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以及从中生长的文脉文心，从而保持对当代复杂的文化生态的理解之同情，维护有更高追求的“雅洁的精神”。

　　这种“雅洁的精神”，就自己的民族而言，来自古典文化资源中有生命活力的精粹元素。私自以为，当代学人、作家的文字质量，并不在于“唯新是问”，而在于陈寅恪所言“今古相望转自疑”的难度，在于对中国历史理解的深度，在于对文化延续性的实践之力度。这使我深深感到，越是在当下商业化、欲望化、消费化的潮流中，真实意义上的汉语文学与学术，越是需要躬行日月，需要对接传统，靠拢那些美好、圣洁的精神层面。学人的姿态应是：面对物欲而蕲求温馨，面对异化而坚持守正，面对“遗忘”与“狂欢”而承载自省的疼痛和心智的焦虑。沉稳大器，乃见云白心静，“静”在旷野清风往来之处，“稳”于皎皎云月行影之所。记得当年临近古稀，我曾说过“学术人生七十始”。那时候确实尚存雄心壮志，也多少成就过一些作业。如今已值杖履之年，大体上该走过的路、跨过的桥也都经历过了。然而，人生的归宿总是在路上。我业已达到的不过是已经或正在消逝的环节，就像海面上一个浪接一个浪地追逐着又消逝着。我始终确认自己不过是个“过渡”的角色。我不知道笔墨还能陪伴我走多少人生之路，也不知道书海里还能经受几多苦旅?陆游晚年书屋有一幅对联：“万春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成了如今之我的写照。

　　我只能让自己慢慢燃烧生命之火。不过，做一个有精神领地的布衣学人，只要坚持真者以求实为友，善者以万物为师，美者以造化为魂，抬我昏花老眼，依然又看到了一片洁静的星空。

　　2018年岁末于北京潘家园

　　附录：杨匡汉著作目录

　　专著类：

　　《剪除恶草，灌溉佳花》(与毕文波合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4年)

　　《战士与诗人郭小川》(与杨匡满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艾青传论》(与杨匡满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诗美的奥秘》(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

　　《缪斯的空间》(花城出版社，1986年)

　　《创作构思》(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诗美的积淀与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矫矫不群》(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心灵的和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诗学心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游子之魂》(与班澜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时空的共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国当代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新诗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与庄伟杰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玉树临风——杨匡汉选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

　　《古典的回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中国当代文学路径辩正》(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长亭听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

　　主编类：

　　《我和诗》(与刘福春合编，花城出版社，1983年)

　　《中国现代诗论》(与刘福春合编，花城出版社，1985—1986年)

　　《西方现代诗论》(与刘福春合编，花城出版社，1987年)

　　《开放文丛》(10册，花城出版社，1986—1987年)

　　《中国新诗萃》(三卷，与谢冕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000年)

　　《黄河吟》(海燕出版社，1989年)

　　《新世纪文丛》(10册，与汤学智、张德祥合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994年)

　　《开卷丛书》(24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994年)

　　《梁实秋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与汤学智合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扬子江与阿里山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闻一多》(与杨匡满合编，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

　　《雾中的蔷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

　　《中华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澳门人文丛书》(与李鹏翥合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华人女作家与成名作·香港卷》(台海出版社，1999年)

　　《共和国文学50年》(与孟繁华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惊鸿一暼：文学中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10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下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共和国文学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

　　《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与饶芄子合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文学卷》(与周志宽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创作类：

　　《闹花灯》(作词，吴歌作曲，中国音乐出版社，1960年)

　　《新人新事新风气》(作词，施光南作曲，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材，中国音乐出版社，1962年)

　　《东山有雨》(散文随笔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渔阳三叠》(散文随笔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

　　《孔子论语精华》(书法集)(新加坡玲子传媒有限公司，2007年)

　　《莼魲之思》(散文随笔集)(东方出版社，2009年)

　　本文来源：《名作欣赏》别册2019年第2期《躬行日月：杨匡汉画传》

《躬行日月：杨匡汉画传》封面及部分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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