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2007年初夏与1982年入学的三位开门弟子，左一张志忠，左三季红真，左四黄子平

　　谢冕先生是我最为熟悉的师长，从1982 年在先生门下读硕士研究生，至今接近40 年，一起出行，一起开会，一起聚餐，还有每年元旦期间举行的迎新春团拜，每年3 月举行的馅饼大会，都是处处佳话，时时把酒。但是，要用有限的文字对先生进行一番描述，却让我觉得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踌躇犹疑，一篇文章写了几个开头，都不能令我满意;沉吟再三，选定了本文的角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他的前辈诗人荷尔德林那里得到的启迪，并且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前景》)

　　生活通向远方，但不等于“生活在别处”，而是此在中的探寻与坚守。谢冕先生就是如此，他的诗歌研究如此卓尔不群，就是因为他心目中的诗歌，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品性，是人性的核心构成。对诗歌的热爱，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表示，就是大爱、自由、创造、活力、丰富、享受。

　　先生的爱是多种多样的。他把自己的爱，首先是献给了诗歌，从20 世纪40 年代末期在福州的报纸上发表散文诗开始，直到当下，他对于诗歌女神的追求已经持续了70 余年，激情燃炽，历久弥新。2018 年，先生出版专著《中国新诗史略》，纵论百年新诗;起初对这个书名还有所保留，后来是晚辈学人说，这是直追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始安心。2019 年，先生做总主编的《中国新诗总论》6 卷本500 万言问世，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再添一块厚重的基石。

　　先生爱畅游。从中国大陆到中国港澳，从东南亚到欧美，都是兴致勃勃，欣然前往。我曾经跟从先生爬过武当山，山高林茂，先生一马当先，把我们一帮后生晚辈都甩在远远的后边。我也追随先生到过俄罗斯，秋色艳阳，记得先生和师母在托尔斯泰墓地前面祭拜的情形。宋人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先生不但爱徜徉山水，还“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数年前，我曾经编选过先生的散文选集三卷本，其中一卷《一条鱼顺流而下》就是以游记和生态为题。再往前回溯，20 世纪末的八月十六晚上，在武汉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一行人，在东湖荡舟，月白风清，还有许多年轻人在河边放河灯，摇曳的灯火飘飘摇摇在水面上行出很远。先生当场命题，“清风明月下的东湖”，并且带头完稿，同行的於可训、董之林、南帆等咸与其盛，我也忝列其中。这当然是效仿朱自清、俞平伯等写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之先例，虽然没有佳作名世，参与者都兴致盎然。先生还有散文名为《中天门的槐花》《岱顶槐花之约》，记述他于2004、2009、2013、2015 年四次徒步登临泰山，就是为了第一次登山途中为中天门一带满山满谷的槐花盛开之壮观所倾倒，于是在后来念念不忘，一心要重临胜景的情愫。

　　先生酷爱自然。养鸟，种花，听邓丽君、毛阿敏的歌，都是他的爱好。他也喜欢照相。有一年在周郎赤壁，先生拿一架照相机，比划来比划去，选好了画面，然后要我给他拍照，叮嘱我要照上江面，照上江边石壁上的“赤壁”二字，还要照上这样那样。我一边听先生叮嘱，一边调整手中的相机，想找到一个满意的画面，没有想到先生急了：“张志忠，你怎么这么慢呢，我不是都给你选好景了吗?”他对美景的贪婪，如此急不可耐。这也是这些年来唯一一次看到先生“起高腔”了。

　　先生爱诗歌，爱文学，爱生命，爱自然。大爱无疆，其来有自。这首先就是童年时得到的深厚母爱。先生有一部散文集，名之为《花落无声》，来自他的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

　　那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母亲绾着发髻，身着白色的夏布衣裙，她在树下的井边洗衣。那是一座古老宅第幽深的院子，母亲的身子一起一伏。她的身前身后落满花瓣。那些花是细小的，细得呈粉状，龙眼花、荔枝花，都很细小，淡淡的黄色，淡淡的清香。荔枝花时早一些，龙眼花时晚一些，再就是柚子花了，柚子花花形大一些，它的香气很浓，熏得人醉。母亲就这样，搓着、浣着，伴随母亲的是静静院落的静静的亭午，近处有蝶影，远处是蝉鸣。日光透过浓密的树荫，花瓣雨也似的洒下来，花影、日影，搅成了我的迷蒙的童年。岁月就这样无声地流逝，正如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①

　　这样的母亲，勤劳、娴静、雅致，母亲的身影与飘落的花朵，编织成一幅美好的画面。

　　第二个来源，是对冰心的阅读。先生很幸运，他最初的文学阅读，就是从冰心那里受到爱的启蒙——“文学给我的滋养，头一个就是懂得爱。爱母亲，爱家乡，爱山水，爱大海，爱世界上美好的一切。这是冰心先生给我的——爱心!”②

　　还有教会学校特有的泛爱教育。先生在福州三一中学读书四年。先生曾经说过，这所以爱尔兰的教会为后援的教会学校，对英文教学非常用力，这让具有爱国情怀的先生非常反感，也没有用多大力气去学英语。先生也说过，教会学校的老师多是教徒，有爱心，有奉献精神。在很多年间，我们简单化地把教会学校看作是西方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直到近些年，才有了重新的积极的评价。先生对三一中学的宗教氛围和信徒之爱，也是许多年之后才重新体认的。但教会倡导的普世之爱，早已潜移默化地进入先生的内心。“我上中学的那个时代很特殊，上的是教会学校，但心里向往的是革命，所以一面反抗基督教的思想，一面却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这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复杂的时代造就的，只有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才有这样的经历。我后来想，我生长在福州那样一个‘五口通商’的城市里，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在江海文化的交汇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很多影响。比如我对西方的理念有比较多的认同，我更倾向于英美而不喜欢俄国，这都有时代的原因。”③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人生导师。冰心的纯粹和优美也让先生受益匪浅。但是先生并不是在铺满鲜花的坦途上一路走过来的。先生出生于1932 年，少小年纪，就体验到贫穷，上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去春游，先生因为付不出春游费用，只能留在家中读书，诵读《长恨歌》《琵琶行》。上中学的时候，通过亲友说情得以减免部分学费，家境的贫寒却无法改观。还有那场日军入侵的民族灾难，先生11 岁就被征去当童工，被强迫给日军修飞机场。在目睹人间种种不公和年纪稍大后，先生从爱的启蒙转向反抗与斗争，开始读巴金。“巴金先生告诉我，热情、抗争、奋斗、向往、反对不合理的东西。”④他的青少年时代，冰心和巴金铸造了他的灵魂和心灵。可贵的是，从爱开始的人生之旅，熔铸出单纯、唯美、快乐无涯与丰富、入世、忧患重重等相互悖反的品格。如先生的老同学孙绍振先生所言：“在他的心灵中跳动着两根弦：一根弹奏着充满了孩子气的童话色彩的变奏，而另一根上奏响的则是充满了使命感的成熟的学者的深思熟虑的主题。”⑤

　　在民族命运大转折之际，先生投笔从戎，于1949 年8 月在福州参加人民解放军，在海防前线南日岛经历了战火和危亡，掩埋战友尸骨，挖掘坑道坚守，那是真正的披坚执锐，身背一支枪、一百发子弹、四颗手榴弹。此后的人生之旅也一直是坎坎坷坷，甘苦备尝。先生愈挫愈奋，绝地反击，从而跃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1955 年，先生遭遇到严重的危机。正当全军喜气洋洋地要实行授衔制时，先要清退一批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员，先生已经从军6 年，经历过炮火硝烟生死考验，担任过连队文化教员和文艺宣传队员，从军事斗争到文化强军，先生从两个方面证明了自己的意志和才华。回到1955 年春天，先生卸甲无田园可归，要去寻找新的精神家园。曾经的文学梦再度复活，先生和同样遭遇被排除出行伍的中学同学张炯一道准备功课，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再一次叩开命运的大门，在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五四”精神薪传者自许的最高学府中，开始了以诗歌研究为志业的人生。

　　谢冕2016年3月在北京与弟子们春游

　　诗意地栖居，由此让我忽然有了新的感悟。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诸多文学门类中，诗歌是最讲求规则格律，因此具有相当的创作难度，被视为皇冠上的钻石，同时它又是最具有精神的自由度的。散文、小说、戏剧都是有明晰的叙述对象和情感指向的，相对而言阐释的空间有限。诗歌呢，因为惜字如金，规制简短，便于自由挥洒而成篇;汉语语词的丰富性多义性，为这种自由提供了表述的便利。有些诗人因为内心世界无法找到既有的表达方式别出心裁自创新辞，屈原“芳草美人”“岸芷汀兰”是也。有些诗人为了情感的缠绕纠结撕捋不清，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也。有些时候是因为形势所迫缺少自由表达的环境，北岛“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是也。同时，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阐释上，没有比诗歌的释读与评价上分歧更为彰显更为自由的了。陶渊明在同时代人眼中显然算不上第一流诗人，杜甫诗歌地位的确立要待到宋代江西诗派的推崇。世界亦然。燕卜逊《朦胧的七种类型》，就是以诗歌为研究对象的(即便是莎士比亚，我们通常将其看作是戏剧，但其对白都是用诗体写成，何尝不可以看作是诗歌剧或者剧体诗)。我在研究先生的诗学时，把自由与创造作为关键词之一，就是看到先生的诗论中对于自由精神的推重。先生心目中“五四”新诗歌的旗帜上，写着自由与创造。他力挺被认为思想低迷晦暗的“朦胧诗”，认为北岛等人跳出诗坛多年间形成的狭隘、单调、模式化的窠臼，为表现精神的丰富多彩打开了新的通道。自由、爱和创造，有内在的关联，相辅相成。因此，先生抨击极“左”思潮对诗意和审美的桎梏扼杀，也对当下精神萎靡“心灵枯乏”审美品格严重堕落的所谓个人化诗歌表示极端的不屑。

　　自由有底线，它不是随地小便的自由。创造有根基，并非一味地凌虚高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是要接地气，有底气的。先生的人生界面非常开阔，不避雅俗。和先生一起吃饭，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一是先生的胃口好，二是先生的谈兴高，三是先生对食物的点评非常到位，让我们接受了美食教育。先生的食谱很宽，福州的佛跳墙、法国的生火腿、沙县的拌面、北京的焦溜肥肠，都在先生的餐饮喜好之列。早些年就听先生说，他想写美食的文章，可惜没有时间。我也见过他在餐桌上记下一些菜谱。不曾想到，最近两三年，先生接连发表了《“三生有幸”记》《包子记精》《面条记丰》《饺子记盛》等篇什，令人惊诧。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苏东坡，他就是诗词书画俱佳，还品茶创制了提梁壶，好吃做出了东坡肉。谈美食，是人间俗事，但在先生笔下，一是诗意荡漾，二是美文雅韵。《馅饼记俗》名为“俗”，但人间俗事不但演变出“馅饼大赛”盛典，也生成这样的情致：“大赛不限人种、国界，多半是等到春暖花开时节举行‘大典’。大赛是一件盛事，正所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女士们此日也都是盛装出席，她们几乎一人一件长款旗袍，玉树临风，婀娜多姿，竟是春光满眼。男士为了参赛，嗜酒者，也都敬畏规矩，不敢沾点滴。”扬州的包子名扬天下，对它的介绍和描述多有过眼，但是先生笔下的《包子记精》，本来是要讲述大江南北各地包子的不同工艺，写到结末笔锋一转，在特定的情境下，吃一顿扬州包子，变成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论如何，我依然心仪于半个世纪前平山堂的那顿‘野餐’。清晨，薄雾，一舟破雾欸乃而至，山水顷间泛出耀眼的绿。我们以素朴的、民俗的、充满乡情的方式，等待、期许、接纳，相逢。这情景，如今已被那些豪华、时尚、奢侈所替代。当日的那份情趣，朴素的桌椅，简单的碗碟，冒着热气的笼屉，如今是永远地消失了。怅惘中，依稀记得的还是那梦一般的此景，此情。”先生写到美食的主角盘中餐，更是摇曳多姿，《“三生有幸”记》写的是在法国旅行时吃到的生火腿、生蚝、生牛肉三种生食，先从巴黎街头当年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出出进进的咖啡馆和露天餐桌讲起，起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调门。接下来对生火腿的装盘浓墨重彩，一咏三叹：“这顿晚餐中最隆重的一道菜是我点的生火腿。这道菜没有豪华的装饰，诸如生菜、草莓、西红柿等，一概从略，甚至连传统的炸土豆条也不见。白色的大磁盘，两片薄薄的生火腿，折叠着平铺在磁盘的半边，火腿是鲜红的色泽，薄如蝉翼，透明，盘子的另一半，平铺着金黄色的芒果片。一道菜上桌，鲜红和金黄发出耀眼的亮光，白色的大磁盘，也发出亮光，构成了简单明晰的画图。一般的西餐，画面总是色泽艳丽，鲜红的西红柿，翠绿的生菜，紫色的包心菜，加上必不可少的金黄的土豆条，一菜上桌，花团锦簇，鲜丽夺目。而此刻的生火腿，却是刻意的简洁明快。”

　　汉字真是奇妙。“味”，不但是美味、口味，还是诗味、品味、意味。它打通雅俗，扩展诗意，在日常生活中贯彻了审美情调，也让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命题，有了厚重坚实的大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