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棱镜里的人性书写

——《后汉书》之《董卓传》《公孙瓒传》解读

文/钟书林

范晔《后汉书》善于传写人物，尤其是从发展、变化的眼光来传写人物，因而他笔下的传记人物血肉饱满，充满着人性的矛盾与复杂，立体性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果说，光武帝刘秀身上体现的仅是“人”个体地位的变迁，展现的只是平凡人的成功，那么“人性”迁移流动、性格裂变的迥然发展变化，却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董卓、公孙瓒这两位汉末枭雄的人物书写上。

一

公孙瓒、董卓皆少有声名。公孙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如此才貌、胆识与忠义兼备的人，在东汉时代是不多见到的。更何况他还有李广、李陵之风。《公孙瓒传》云：

（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瓒乃退人空亭，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公孙瓒率领数十骑遭逢数百鲜卑骑兵，却能驰奔杀出，此有《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之风。其后他与乌桓交战，孤军深入，被重重围困，后继无援，文中写道：

（瓒）二百余日，粮尽食马，马尽煮弩楯，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时多雨雪，坠坑死者十五六，虏亦饥困，远走柳城。

公孙瓒能在冰天雪地里二百多天，终于杀退敌军，此又有过李陵之勇（见《汉书·李陵传》）。如此神勇，乌桓人闻风丧胆，文中记载说：

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这样的殊誉，只有匈奴人闻之胆寒的“汉之飞将军”李广，可以与之相匹敌。

董卓虽然声名稍逊公孙瓒，但也以豪爽尚侠、与士卒同甘苦见称。特别是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推甘分食的胸襟，更是古之良将的风采。《董卓传》写道：

（董卓）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

这样的两个人，很难把他们与日后拥兵自重的暴君形象相联系起来。

然而，是地位与权势的变迁，使他们的人性逐渐扭曲，发生断裂。用范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刘焉传论》）。公孙瓒与上级刘虞反目之后，剿灭刘虞，尽有幽州之地，从此修筑宫苑楼台，日渐享乐，性情也随之变化。早年忠孝好学的他，却转而倒戈相向，贻害儒生。董卓拥兵入朝，废弘农，立献帝，弑太后，性情大变。早年与吏兵的分甘共苦不见了，换而代之的只有血腥镇压，要么“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要么“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其残酷令人发指。董卓本为良家子弟，是颇有情理的人，他的人性变化历程，如同刘秀由一个凡夫俗子逐渐成长为一代开国帝王的过程一样，在范晔的笔下，都没有简单化，更没有一蹴而就。不难看出，在董卓传记里，他政治得势的渐进过程，同时也是其人性逐渐蜕变的过程。董卓执掌大权，先擢拔黄琬、杨彪与自己同位列三公，为被宦官陷害的陈蕃、窦武及诸党人平反昭雪，恢复爵位。在位“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幽滞之士，多所显拔”，而自己“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直到天下兴师共伐，董卓才恼羞成怒，诛杀名士，遍封宗族姻亲，“子孙虽在髫龅龀”皆有封赐。但终董卓一朝，名士如蔡邕等一直甚见优待，体现着董卓性情裂变的双重性。这一点，范晔在传论中剖析得至为清晰：

董卓初以虓虎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及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版》《荡》之篇，于焉而极。

范晔将董卓性情的变化置于时代政局之中加以考察，对董卓的行为做两面而观，均甚见卓识。尤其是以董卓“尚有盗窃之道”比之于李傕、郭汜等残寇，识见就更非常人所及了。范晔叙述董卓一死，长安大乱，生灵涂炭，圣驾屡迁，终至许都。但是，“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情况比董卓时代更糟。天子忌惮曹操专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不料事情泄漏，董承等人反为曹操所诛。《董卓传》中这些看似画蛇添足之笔，实则用意深刻：死一董卓，又来一曹操。所以范晔在传论中评述完董卓之后，不由得慨叹说：“呜呼，人之生也难矣！天地之不仁甚矣！”董卓尚有盗窃之道，曹操却彻底掘断了汉家根基，不仁远甚。董卓与曹操的对比，将董卓人性的复杂，难以盖棺定论，又推进了一层。

二

范晔对人性的深层理解，确实超乎今人的想象。董卓、公孙瓒的传记中，不断暗示着人物命运、人性裂变的走向与必然性。董卓出身卑微，早年无业浪荡，后来从事农耕。公孙瓒因为母亲地位低贱，只能屈任小吏。二人出身的卑贱，成为他们心中永远抹之不去的伤痕与阴影，也成为他们人格前后发生裂变的核心要素。董卓废弘农，弑太后，执掌政权之后，不惜牺牲自身与爪牙们的利益，千方百计地费尽心机取得以黄琬、杨彪为首的名士集团好感，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以从人望”，而自己的党羽与宗亲“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他为的是自己的地位能得到天下的认可，尤其是士大夫们的支持，以他寒微的出身操执天下牛耳得到天下的响应。这包括他一生对蔡邕厚宠无比，用心也在于此，不料他用心良苦的政治算盘与意图全部落空。也正是他擢用的这些群士，奔赴各地出任州刺史之后，带头举起了讨伐董卓的义旗，如冀州刺史韩馥联合袁绍等，朝廷吏部尚书周珌、侍中伍瓊为内应。因而董卓在失望之余，杀掉周珌、伍瓊，迁都长安，人性由此开始走向裂变。

这是因为他出身低微的自卑心态，谋求正常的弥合与补偿而不得，最终走向破坏性一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传记及其论赞的叙说中，范晔似乎将董卓这种人性裂变带来的破坏性灾难，更多地归结于外在的环境。董卓执政之初，努力所做的正是谋求对自我地位的一种补偿与认可，然而环境的逼迫，不得不使他放弃这种努力，一片讨伐董卓之声，让他在人性的自我修复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他是一个为环境所逼就的魔王，带有着向善的心态和悲剧的色彩。从这层意义上，范晔对他倾注了一定的同情，并且称他“尚有盗窃之道”，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对于公孙瓒，同样是因为出身下贱而自卑的心态，范晔却用了别样的笔墨。董卓自卑的心态易于外化，而公孙瓒的心态则不免内敛。董卓时时努力抗争，想谋求自我地位的认可，公孙瓒则将这层自卑感深深地藏在心底，有时不自觉地自然流露。太守刘君被收押入狱，身为小吏的公孙瓒却“祭辞先人”，要求跟随刘君，以便一路照料，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在忠孝的两难抉择中，他毅然选择了忠。这在东汉特别推崇孝道的时风中，不能不说是个特例，颇耐人寻味。究其原因，在公孙瓒的阴影中，母亲地位的低贱，是他极不快意接受的现实；而身为太守的刘君“奇其才，以女妻之”，正是借着这一层报答知遇之恩的掩护，使他宁忠而不孝的自卑心态被他人忽焉不察。正是这种自卑心理，公孙瓒在内心时刻交战着，而又不愿像董卓一样寻求弥合（董卓的弥合是失败的，公孙瓒可能已看清这点），因而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心态去揣度他人，甚至仿佛成为他攻击政敌的有力武器。公孙瓒在讨伐袁绍的奏疏中，数落袁绍的十大罪状，其中第九条说：

《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

《袁绍传》记载，袁绍出身世代显赫家族，为司徒袁汤之孙，五官中郎将袁成之子，自小为家族所倚重，后来又为何进所善待，看来袁母地位微贱，或纯属子无虚有。公孙瓒听信的是袁术气愤之余的侮蔑之词。《袁术传》记载袁绍夺袁术豫州，兄弟反目，天下英雄多附从于袁绍，袁术大怒说：“‘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因而这些袁术的谩骂之辞，实不可当真。而公孙瓒却认了真，他数落袁绍母亲地位微贱，其实正折射出他自我的自卑心态。正是对《春秋》“子以母贵”传统的强烈认同，自己母亲地位的下贱，便成了公孙瓒建立功业时挥之不去的阴影。

东汉政治格局，是世家大族一手把持的豪强专制。董卓、公孙瓒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政局中，成长起来的颇有才干的贫寒之士。《董卓传》一开篇就说董卓“性粗猛有谋”，后来也多次叙述他的谋略；公孙瓒也有李广、李陵之勇。但豪强优胜地位的压制，严重扭曲了他们出身下贱的自卑心理。享誉世界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t）在谈到这一类人时说，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支配控制那些聚在他四周的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的”，他们“终其一生都取一种好战的态度”。这些在董卓和公孙瓒的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虽然看似公孙瓒晚年自我封闭，人心离散，“希复攻战”，甚至对一切都有些灰心丧气，但他“休兵力耕”，最终目的还是要“以待天下之变”，等待更好的时机。对于董卓、公孙瓒自卑心理所带来的狡猾与可怕，阿德勒剖析得更为清晰。他说：

（他们）并不公开表现出为权力做出的奋争，而是将其遮掩在慈善、温柔的外衣后面。他们的活动在面纱之下进行着，他们小心翼翼地希望能借此方法避免泄露天机。……获得安全与权力的驱力一旦超过逾常的限度，就可以变勇气为蛮勇，变服从为怯懦，变温柔为凌越世界的阴险狡猾和变节不忠。所有的自然感情或表达最终都将伴随一种虚伪的精打细算，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周围的一切。

这段话用来阐释董卓、公孙瓒的人性裂变过程再恰当不过了。如上所述，董卓执政之初，忍性矫情，擢用群士，进用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以从人望”，“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可是一旦天下义兵兴起，董卓的性情便“超过逾常的限度”，旋即变得狰狞可怖，诛杀名士，焚烧宫室，掘发帝陵，盗收珍宝，烧杀抢掠，滥用酷刑；“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髫龅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公孙瓒早年跟随经学大师卢植，请教学问，又兼李广、李陵之勇，战袁绍，擒刘虞，屡建赫赫声名；而后却“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这些前后的行动，都不啻天壤之别。按阿德勒理论来解释说，他们是在寻求一种作为“自卑感的补偿，求得承认和优越感的追求”，他们“在奋力求得补偿时不会简单满于恢复力量的平衡，他（们）会要求一种过度补偿，会寻求一种超额平衡”，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可能夸大和强化到病态的地步”。由于受到这种病态权力欲望的驱动，为了寻求个体生活更为安全的处境，他们往往不惜夸大地凌驾于他人之上，和周围的一切分庭抗礼。阿德勒说：“他们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看待出现于他们四周的机会，并倾向于将自己孤立起来，逃避自己的责任。”“由于他们对同伴所怀的敌意他们与环境的鸿沟不断拓宽加深。”我们如果稍稍注意，就会惊讶地发现：董卓和公孙瓒晚年都有着自我封闭的堡垒，与外界隔绝。《董卓传》云：

（董卓）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

《公孙瓒传》记载：

（公孙）瓒虑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专侍姬妾，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言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故谋臣猛将，稍有乖散。自此之后，希复攻战。或问其故。瓒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扫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樐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

饶有意思的是，董卓、公孙瓒囤谷积粮，都打着事成则雄踞天下，不成则颐养天年的如意算盘。早年的雄略大志减退了，一切都变得那么可疑和不自信起来，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自卑的阴影圈子，自己反倒做了个“茧”，钻了进去，终于死在那里。公孙瓒被袁绍围困，自焚于高京之上；董卓虽被王允诱出郿坞，横死在宫门之下，其实也恰正是他长期作“茧”郿坞，“耳不聪目不明”的缘故。

三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里谈及心理描写起源时说：“培根早谓研求情感，不可忽视诗歌小说，盖此类作者于斯事省察最精密；康德《人性论》亦以剧本与小说为佐证；近世心析家及存在主义论师尤昌言诗人小说家等神解妙语，远在心理学专家之先。”相较起西方来，中国似乎是较少关注个体心理的民族。作为史传文学的泱泱大国，古典小说就格外地受到贬斥和冷落，并被称之为不登大雅之堂。这似乎成了公认的事实。谈到史书的心理描写时，似乎就只能举出一个《左传》里的刺客鉏麑来。所以美国学者王靖宇先生说：“直接的心理探索方法的运用，作为西方叙事文的技巧之一，它运用广泛，但却鲜为中国作者采用。事实上，在早期中国叙事作品中可以说看不到这种方法。”他还说，人物心理刻画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他可以运用多种方法以达到目的：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通过别的人物介绍；通过心理分析深入人心的心理；当然也可以通过作者本人的直接的描述”，“从整体说来，中国作者在涉及人物描写时倾向于依靠对话和行动。其他方法虽也可见，但相比之下少得多”。这是概括中国史传文学的心理描写很有见地的话。

参照王先生的观点，纵观中国史传文学的心理描写，习用的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本人的叙述直接流露人物的心理；二是借助于对话而传写人物心理；三是通过行动传达人物的内在心理。

《公孙瓒传》载公孙瓒讨伐袁绍的上疏，数落袁绍十大罪责，其中第九条说：“《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这是直接借助公孙瓒叙述，传达出他因为母贱而自卑的心理。在他的内心深处，信仰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子以母贵”的《春秋》之义。他的母贱子卑心理，在他声讨袁绍的时候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董卓传》说董卓“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公孙瓒传》说：“瓒虑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铁为门。 上一篇:钟书林：《后汉书》人物传，传记文学领域璀璨的奇葩下一篇:彭小燕：《求乞者》堪称《野草》旋律世界里最初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