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名作欣赏》的琐忆杂感

张仁健

来源：《名作欣赏》（上旬刊）2010年第9期

        1980年金秋十月呱呱坠地于娘子关内的《名作欣赏》，历时三十春秋，迎来“而立”周年。

       古人诗云：“人生大限虽百岁，就中三十称一世。”(唐代权德舆:《兴》诗)人生六十称一甲子，三十称一世。或许以此之故，中国人惯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谚作为人生世事盛衰不常的分野。

        十分巧合，新中国一个花甲子的盛衰转化，大体上也可以1979年为界分为“河东”与“河西”两世。

        创办于“两世”交替之时的《名作欣赏》有幸经历了新中国“后三十年”的盛世。

       但是，《名》刊的三十年历程，并非像国运一样昌盛，也与某些昌盛期刊《读者》《读书》等有别。如今的《读者》可谓是扶摇直上，盛之又盛；《读书》则是多年平稳保持兴盛。仅以发行量的升降为衡量的准星，《名》刊一世则有“河东”与“河西”的两个半世之分。

        一言以蔽之，《名》刊上半世的光景，可谓是风风光光，日趋鼎盛；下半世的景况，则是风风雨雨，奋力前行。

        本人作为该刊的创意创始人以及为其服役长达22年之久的主编(包括执行主编与延聘主编的头尾各4年)对于刊物的盛衰是深有感触的，对于盛衰之所由也是颇有所思的。值此，我将某些琐忆杂感和盘托出，以为当今执刊物编事牛耳的领导承前启后、开创新局面作一参照。

      “河东河西”的俗谚，形象化借喻了世事时势盛衰转化不居的哲理。相互转化是永恒的规律，永远的盛与永远的衰是理之不常；盛衰之变的决定因素是客观时势，人对时势的顺应与把握是趋盛避衰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抓住、抓紧时势提供的先机则盛，反之则衰。《名》刊三十年盛衰之由，基本亦复如此。

       《名》刊诞生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早春二月，有着五千年深厚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华大地，迭经此前十七年极“左”路线的折腾，尤其是遭逢人为制造的一场“政治大地震”——十年“文革”的浩劫，近十亿而无一幸免的中国灾民，全都面临着在满目疮痍的“震后”废墟上重建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两大重任。新时期的引路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果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振兴中华的国策，从而奠定了此后“三十年河西”时势大变革、“乾坤大挪移”的根基。

       当其时也，我辈作为文化相对滞后的山西文艺出版战线的基层小卒，对于多出、出好优秀的文艺读物，为嗷嗷待哺的读者提供疗饥的精神食粮，虽然豪情满怀，但又痛感无能为力。至于那些红极一时，引起轰动效应的“伤痕”文学，我们也无插足其间、开发出版资源的能耐。记得在一次神聊选题的编辑组例会上，临近散会之际，一本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新出的《小说月报》偏巧送到我手里，粗粗翻阅一遍，不由眼前一亮、灵机触发。于是，我便迫不及待地说天津的百花社和我社同属省市级的出版部门，他们把全国近期出版的中短篇优秀小说拿来集拢，冠以当年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的品牌名称面向全国市场推出，这种取巧性的，广泛利用已有出版资源的新鲜创意，不是可为我们提供另辟蹊径的效法和借鉴吗?至于如何利用更为丰富的现成出版资源编辑丛书丛刊，我立马想起那些刚被“文革”风暴诬为“封、资、修”，横扫进垃圾堆里的中外古今文化文艺名作……大伙极其认真地讨论了番后，得出的结论是——

试刊号影印珍藏本

       中外文学名作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最精粹最适宜广为流布的精神瑰宝。“文革”中史无前例的焚坑之举虽使瑰宝蒙尘遭劫，但并未灭绝。将其在文化废墟中开掘出来，还其本来面目，既可为处于文化饥馑中的国人送上疗饥的精神快餐，又可为重建精神家园奠基立柱上梁。而要真正还其本来面目，示其夺目的艺术光华，则必须引领读者认同名作是思想与艺术完美熔铸的晶体，而不是政治消解艺术的革命号筒。有鉴于此，我大胆地提出:我们将要办的刊物，既不是单纯的作品集粹，也不是对作品的研究评论，而是把作为艺术精品的文学名作(办刊时逐步将可视性的绘画、书法、雕塑、篆刻等有限地纳入)作为艺术审美的对象，对其作有血有肉、见仁见智、欣然有得的艺术鉴赏品味。于是，“名作欣赏”的刊名便顺理成章地确定下来;于是，办刊的设想也顺理成章地得到社领导的首肯；于是，我这个办刊创意的提议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刊物的主办人。我与文编搭档田宝琴、美编搭档刘勇、临吋配置的组稿搭档梁骏，同心协力，内外奔忙三个来月，一份独树一帜、出手不俗的《名作欣赏》，遂于1980年10月、12月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书号，以不定期丛刊的名义相继出版了带有投石问路性质的所谓“试刊号”与“创刊号”，由山西省新华书店总代理发行，“试刊号”的发行量为6万册，“创刊号”则猛增为10万册，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次年，仍用书号，但正式定为逢双月底出版的双月刊，交邮局发行，因是破季度征订，宣传不到位，首期发行量猛跌至3万册，直到创刊一周年之际才回升到“试刊号”的6万册。

《名作欣赏》创刊号

       检视我们已出的六期刊物，自信刊物的质量是不断提高的，是可以经得起领导、专家与知名作者的严格审评的。为了集贤评审，权衡刊物的优长不足，同时也为强化刊物的宣传力度，打造声势，在刊物创办一周年之际，社领导、组领导亲率我们三名办刊人，在北京的新侨饭店约请了包括四位部级专家级领导在内的六十多位首都文艺界的老中青学者名流前来座谈，共商《名作欣赏》的发展大计，几家大报的记者也应邀与会。

      与会者以真诚的情意酬答了我们的热切愿望，会上共有十七位专家学者争先恐后发言，对刊物的办刊方向、路数，刊物的特色、格调及其社会效应给予了如潮的好评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广为报道。专家们的关爱延誉，宜传、文化界领导的重视支持，通过各大媒体传布到海内外，刊物的声誉鹊起。随着知名度的扩展，发行量也大幅飙升，迄至次年的二季度，期刊发行量已猛增到13万余册。

      初见成效的轰动，并没有冲昏我们的头脑。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名》刊的轰动效应来自时代效应。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催生了这份刊物，我们只是抓住了时势的先机，应时之运而生，合文艺规律所示而行。具体说来，我们对刊物的本体定位与面向读者的推介方式契合了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刊物的本体定位，准确而鲜明地从刊物的名称体现出来:“名作”界定了“欣赏”的对象;“欣赏规范了探究认同对象的自在法则，刊物的特色便由此而出。被坑埋于文化废墟中的文艺瑰宝如今破土而出，重见天日，重显光华，这是第一层面的“拨乱反正”;艺术审美、艺术欣赏的自在法则回归于艺术品自身，彻底否定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人为割裂的愚妄政策，这是第二层面的“拨乱反正”。具有双重“拨乱反正”意味的《名作欣赏》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时代，先期出现于尚处凋敝状态的文艺园地，轰动效应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轰动一时保证不了影响力的持久发挥。为了不断增强刊物的后劲，我们从一周年的北京座谈会到五周年的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不断汲取专家学者与作者读者们贡献的宝贵教益，以“求精、求新、求变”的姿态，争取更上一层楼，把刊物打造为精品。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刊物的发行量一举突破了20万册大关。如此风风光光顺顺当当的美好景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当《名作欣赏》如日中天之际，发行量却悄然逐年下滑。经过短暂的迷惘，我们才猛然察觉到个中的原因：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书刊市场的需求极度向实用化、时尚化、应试化、低俗化诸方面倾斜。但是，对于我们这种高雅严正化的定型期刊来讲，是根本不可能向趋热避冷的方向靠拢的，唯有苦撑下去以待时机，舍此，别无他途。于是，我们又被动地撑持了十载，直至2002年，我延聘期满离任时，刊物的发行量已轮回到邮局始发时的3万册了。

       在《名作欣赏》三十周年社庆上，张仁健先生（左一）与《名作欣赏》现任总编赵学文先生（右一）为来自西安的最忠实读者杨德盛先生颁奖

       时势的变幻总是给人事既提出挑战又带来机遇。退居林下后，我不时自省，痛感自己在主办《名》刊的后期，因抓办不紧，坐失两个时机，留下两件憾事——

      其一，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唐诗鉴赏辞典》发起，掀起一股竟相出版文学名作分类鉴赏辞书的热潮，我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而未染指，但是，对于刊物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厚出版资源，我却未及时参照精品图书多次重版、反复覆盖的出版发行模式，利用创办期刊书刊相兼互补的有利条件，发挥品牌优势，将刊物的出版资源转化为图书资源。如果能够早出这类图书、并持续出好，将会为刊物的做大做强提供较雄厚的财力支持。

      其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已看到中学语文教材为适应素质教育的需求选收的中外文学名作已占80%的比例。如果抓紧先机，迅速将面向大专院校的单一层次的双月刊改为大中双层交替出版的单月刊，那就不仅能够拓展读者群，而且还可以开辟一条自下而上的、读者持续递进的渠道。惜乎因我暮年锐气大减，守成的稳健有余，开拓的勇气不足，虽看到了先机，却松手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