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文学室主任，林语堂研究学会顾问，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已出版《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等。

知识的滋养与生命的丰盈

   ——我的学术人生之路

      如深山石缝中的一粒种子，如无特殊机缘，我是不可能走出大山，进入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文化大都市的，更无可能由一个农民之子进入神圣的学术殿堂。我将改革开放比成东风，将高考制度比成移栽，将老师的培养比成哺育，将朋友家人的关爱比成阳光雨露，于是我这颗微不足道的种子才没被置弃，以至于晒干枯萎，而是被裹挟着进入大都市的文化圈，有了不断成长的机会与可能。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在感慨之余，更多的是感恩——感恩那些让我知晓知识力量与精神价值的人与事，以及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机缘。

艰难的追梦之旅

      人的出身就是个谜。我不知道有何理由，不同人出生在不同的国度、省市、城乡、家庭，因千差万别，也就有了不同的起点甚至命运。出身高贵者可能很难理解生于贫寒者，一个人的辛苦劳顿几乎是命定的，像背负大壳的虫子，他很难有翻身机会。

      1962年12月3日，我生于山东蓬莱县（现为蓬莱市）村里集公社（现为村里集镇）上王家村。这个小村离蓬莱仙阁虽只有80里，但却是典型的山区，是个被称为“南山”的封闭所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交通还极其不便，不少女性仍穿大襟布扣衣服和绣花鞋。纯朴古风中透出封闭、保守和落后。我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数代甚至十几代都在乡务农，过的日子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和年复一年。与土地为伍，像黄牛般在田里耕种，对于我家来说是永恒的命运。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虽然学习都好，但初中毕业很快都回家务农了。究其原因，一是家里穷，需要他们回家干活以帮贴家用；二是由国家整个形势决定的，学习再好也没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与他们毫不相干；三是身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何况他们又没什么理想抱负。

     我身下还有个弟弟，所以我基本属于家中最不受重视的孩子。但与哥哥、姐姐、弟弟不同，自小我就不愿干农活，反倒对读书、学习充满兴趣。关于这一点，最直接的原因恐怕要归功于母亲。母亲识字不多，但非常敬重老师，喜欢文化人，她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识文断字和有文化的人才明理。她曾用一笔画出一个“鹅”字，内嵌“先生”一词，形象生动，仿若能够飞起来。这个意象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对知识、文化、先生、鹅，以及天鹅都产生了无比崇敬之情。

      母亲还有个特点，她不让我帮她干活。一旦帮她干家务，她就不高兴，还极不耐烦地说：“走、走、走，有空读书去，一个大男人老围着锅台，围着家转，会有什么出息？”而一旦我捧着书，哪怕不认真读，母亲见到也会喜笑颜开，那种欣慰和喜悦仿佛要满溢出来。因此，我的读书、爱书以及走上学术之路，最早的源头是母亲，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母亲对于知识、先生的向往之情激励着我。

      二哥在家中最早与书结缘。在劳作之余，他常借书来读，尤其是沉溺于小说。曾记得，他借读的小说有《渔岛怒潮》《高玉宝》《桐柏英雄》等，我都曾偷偷取来拜读过。因二哥担心借的书被弄脏或丢失，往往读完就藏起来，我要费半天时间才能找到，这就更激起我的阅读欲。直到今天仍忘不掉当时找书、渴读、担心、害怕的情景。还有，在乡下寂寞的长夜，在剥花生和玉米的困意中，二哥常给我和弟弟讲《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等小说，这让我最早领略了小说的神奇与魅力。是二哥在不经意间点燃了我热爱文学的那盏“心灯”。

      上小学前，母亲得了重病，于是，这个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八口之家陷入了绝境。不过，家里有沉重的阴霾，它被深深刻在父母和哥姐脸上，家外却是阳光灿烂，是个快乐的天堂。尤其是在我上学读书后，有同学、玩伴特别是知识的滋养，家里的不快也就有了洗刷之处。由于学习一直名列前茅，所以走出大山，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就成为我的一个美梦。有时，我看到一望无际、平如地毯的山间麦浪，耸动鼻子尽情吸吮着麦子与大地散发的芬芳，就有一种希望油然升起：如果天地用一种神力将我托起，轻置于铺满金光的麦芒之上，然后，我就可以乘势而飞。也有时，躺在田间地头，看到绽放的棉花，与高天飘浮的白云相辉映，自己也仿佛化身成仙，随着棉花和白云一同飘到山外的世界。还有时，做梦也全是山外的人与事，变幻的色彩与故事，让我的人生一下子光彩照人起来。尤其是高考制度恢复后，不时听到有人考上大学的消息，走出大山的愿望就愈加强烈。

      小学、初中有好几位老师对我产生过影响：王春雨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刘炳华老师有着母爱般的情怀，孙同茂老师常给我补习数学，这是我能继续升学的关键。1977年中考我取得了优异成绩，并有幸成为村里集中学刘有兴老师的学生。刘老师让我当班长，并给予我更多信任和期望。1978年我又考入全县仅有的两个重点中学之一的蓬莱二中，于是离高考成功只有一步之遥。那时，一个中学只有十几人或几十人能考上重点中学，我们村只有我一人考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进入重点中学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仅半年时间就成为班里垫底的，最后在1979年高考时名落孙山，连个中专也没考上。后来，我又回到原来的村里集中学，班主任还是刘有兴老师。对我的高考失利，刘老师没另眼相看，反而关爱有加。1980年，我又没考中，刘有兴老师就劝我改考文科，并给我不少鼓励。今天，我有所醒悟：我的这个人生转折离不开刘有兴老师的指点，尤其是他像父亲般没嫌弃我，他的眼里满是关爱。还有我的家人，在我两次高考失败时，他们没有怨言、骂声，更多的是安慰与宽心。大哥还一如既往为我上学借钱，二哥、三哥、姐姐、弟弟都将省吃俭用下来的钱给我。母亲于1975年去世，姐姐给了我母亲般的关爱，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想开，不要做出傻事，像有的高考落榜者那样轻生自杀。父亲则默默承受我的失败与沮丧。

      1981年我又连考不中，心情仿佛是掉进深潭的月亮，满是空洞与悲凉。此时，我遇到一位素不相识者，他看了我的成绩单，鼓励我重整旗鼓，再接再厉，并以言相激。他说：“我女儿高考成绩不错，但为考上名牌大学，她不想进一般大学，准备继续复读。”这话让我重获勇气和信心，回到蓬莱二中继续复读，并于1982年考上山东师范大学。这年，这位陌生人的女儿也大获成功，以全县第二名、蓬莱二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竟然比我高出30多分。今天看来，如无这位陌生人的关心与鼓励，很可能就没有我的高考成功，更不会有我后来的成长。值得提及的是，从认识我开始，这个陌生人与他的妻子一直关心我，并给予我经济、心理、精神上的帮助。这使我多年的冰冷、孤独之心得到温暖，对于世界、人生和人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有趣的是，这对夫妻后来成了我的岳父母，从此我与他们一家人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与缘分。

      高考制度为我这个农家子开启了宽阔之门，老师以神圣之手牵引着我的梦想与希望，家人是我不断跨越障碍的有力支撑，陌生人用大爱给我以力量和信念。于是，我走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劫难，实现了自我超越。如将高考前的路途比成攀崖，多少农家子在这条路上跌落，我最好的发小王有杰在连考不中后自杀身亡，而我则是这些攀登者中少有的幸运儿。

喜获生命的花开

      当年，我大学志愿报考的是法律系，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法官或律师：戴上假发，敲着镇木，以富有激情的辩论惊倒四座。为此，自己还在私下里反复练习口才。然而，事与愿违，我却被录到师范大学，而且是中文系。这种失望不亚于高考失利。不过，毕竟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全国重点大学，所以没实现当律师和法官的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进入大学后，有三件事最让我惊异：一是学校每月发给生活费22.5元，基本是免费吃饭。这让我们这些师范生倍感安慰与喜悦，也对国家充满感恩之情。当走进学校食堂，看到可供选择的食物丰富多样，我一下子被惊呆了：自小到大，除过年过节，很少吃饱过肚子。节日吃的饺子也多是黑面的，这也是在高强度高考下营养不良导致成绩下滑的主因。而今，包子、饺子、馒头、米饭都是雪白的，油条如金子般灿烂，辣椒炒肉丝和水煮肉片令人垂涎欲滴。所有这些，我们都可自主选择，充分享用。所以，进大学食堂第一天，我仿佛进入梦境，也如入天堂，知道在那个落后偏僻的穷山村外，还有这样一个用美食铺就的辉煌道路。二是开学第一课，请的是古典文学庄维石老先生授课。此时，庄先生早已退休，但每年新生入学都要请他上一课，这是中文系的保留项目。当满头白发、清气矍铄的庄先生不带讲稿，古典诗词却出口成章，我被其博雅和风采所震动。后来，这一形象一直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也成为我为学生授课的典范。三是山丰海富的学校图书馆令我震撼，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偷二哥借来的书贪读的情景，也成为我酷爱书籍、耽于阅读的开始。以后在北京图书馆、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图书馆看到更多书，并充满热爱与沉溺其间，都与初入大学被其图书馆的书震撼有关。大学仿佛是个滑冰场，它让我有了别样的感觉：穿上冰鞋，滑翔、旋转、舞动、跳跃，再加上山东师范大学的校园之美，这使我有了说不出来的欢愉，也得到了一种精神的慰藉与超越。

      大学期间有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我是中文系学生会干部，为组织工作用去大量时间，在成就感之余又常有失落；另一方面，我想报考研究生，有一种强烈的继续深造的愿望。当时，我的师友、校友，也是刘有兴老师之子刘同光来信，极力劝我考研，从而改变了我弃政从学的志趣。20世纪80年代初，考研并未成风，参考者不多，招生名额更少，成功率相当低。加之考研者往往早有准备，我直到大三才下定决心。于是，我进入十分艰苦的备考状态：每天只睡五小时，除下午雷打不动的锻炼身体，其他时间都全身心投入学习。以一个后起者拼命向前追赶，我比高考前更努力，付出更多，最后竟考上朱德发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一种弯道超车，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我在弯道超过很多人，成为那个胜利者。这次我不仅走上学术人生之路，而且重获自信。这是我后来不断进步、超越的关键。

朱德发教授（1934年—2018年）

      可惜的是，我没能很好地握住三年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机会。第一，我的兴趣太过广泛，书法、拳击、武术、围棋等都成为我的爱好，尤其是围棋用去我很多时间。像进入迷宫，我被围棋等爱好牵引，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第二，由于恋爱了，女友又在北京名校读研究生，往北京跑的时间较多，有时一放假我就急不可待乘车到北京。第三，也可能考研拼得太猛，一旦考上就松了劲，这让导师颇为不满。朱德发老师在我入学时，就给我提出非常明确的目标：三年时间，第一年打基础，第二年冲出山东，第三年走向全国。然而，两年过去了，我在专业上并无多少起色。好在最后一年我开始发力，很快将硕士论文写完，结果得到朱老师的充分肯定与赞扬。

      后来，我将硕士论文投到名刊《文学评论》，做梦也没想到竟有一节被发表出来。这让我兴奋不已，对于学术研究也增加了不少信心。跟朱德发老师这三年，我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学问人品的合一。从学术上说，朱老师十分勤奋，有积极进取的雄心，富于创新意识，尤其是对于前沿问题颇为敏感，这成为我之后学术研究的向度与准星。从人品上说，朱老师身体力行，甘为人梯，关心弟子，有父亲之风，甚至远超父亲对于儿子的关心。关于这点，不只是我一人，所有的朱门弟子多达百人都有同感。他时不时来电问寒问暖，常过问早已毕业的弟子的科研计划，对弟子的身体健康关怀备至，还不忘关心弟子的家人孩子。亲情因有血缘关系，其热爱之情多出于本能；老师与学生则并无血缘，却如火如光似灯，是靠精神的传承照亮学生内心，这种付出完全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品质，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奉献。朱德发老师是个榜样，在三年时间及之后数十年里，他如太阳般将我的世界人生照亮，不论是白天还是暗夜。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四年时间，我一直在济南工作。这样，夫妻两地的分居生活十分不便，也相当难熬。开始，我对北京并无兴趣，因它太大，又过于喧闹，还人生地不熟，而我在济南则分到两室一厅的新房。因此，在北京与济南两地间进行抉择，让我大费周章，有难解的心结。当时，我有许多奇思异想，如放弃拥有的一切，做个自由人，只身到北京做个北漂。对我的想法，家人开始不同意，岳父建议我考博，但我兴趣不大，有点一意孤行。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做了让步，但提出：让我先考博，如实在考不上，再按自己意愿行事！我觉得岳父说得在理，就同意了。因我做事认真，经充分准备，最后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林非先生的博士。于是，我的学术人生之路从此基本确立下来。如沐春风化雨如果说上大学是我人生的一级跳，跟朱德发老师读硕士是我的二级跳，跟林非先生读博士则是我人生的三级跳。刚到北京确实有点茫然，这种茫然不仅指学业上的选择，也包括适应城市之变。比如，我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时，考的是鲁迅研究专业，林非老师一直在此方面给我授课，我们拟好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鲁迅的潜意识心理研究”，进展也非常顺利。但林先生有所不知，在研究鲁迅尤其是其潜意识心理时，我一面从鲁迅那里获益匪浅，得到深刻的省思与批判意识，但也常有孤独虚妄之感，尤其是活得并不快乐，甚至有些消极悲观。仿佛整个人生被裹上厚厚的黑布，不要说夜晚，即使在太阳高照的白天也是如此。所以，读博于我既是一次质的飞越，也让我陷入难以排解和自拔的境遇。又如在济南，周边都是熟人和同学，到北京后则人生茫茫，尤其是在北京文化中人与人之间比较疏离与隔膜，这让我常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好在读博时我读了很多书，被知识的海洋深深吸引。又好在林非先生是美食家，常带弟子下馆子，我这个农民之子由此真正领略和享受到了美食。是林老师让我从天下美食中得到体悟与提升，也让我感受了他的宽广视域、人生态度和人格魅力。不要说三年博士，即使我1996年博士毕业至今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由林老师和肖师母请我们这些学生吃饭，他们虽只有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学生要请他们，他们却坚执不允！除非赶上教师节和老师过生日，他们才不再坚持。林先生的大方之家在学界也是出了名的，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他竟几次都不要稿费，如出版社坚持，他就提出将钱捐献给希望工程。

林非先生

      林老师还有个特点，除了学问、人情、音乐，他把许多东西都看成身外物，没任何收藏之好。还有，林老师性格温和，在严肃认真的前提下，一直保持如水般的圆融通明，仿佛是面光亮的镜子，既照亮别人，更反观自己。朱德发老师对学生容易发火，这成为督促学生努力上进的动力；林非老师则从不发火，多年来没有批评过我。这倒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而是林先生有着极大的包容心与忍耐力，以及待人处事的独特方式。林非先生更多的是以欣赏的态度待人，包括他的所有弟子。林先生经常表扬学生，在外人面前更对学生夸赞不已。以我的感觉，林先生对学生有些溺爱，我就是在林非先生的夸赞与溺爱中成长的。这让我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定论：溺爱对于教育和孩子是有害的。我敢说，在整个学界，像林非先生这样欣赏和溺爱弟子的即使不是绝无仅有的，至少也是少见的。林非先生与肖凤师母还有一个优秀品质，那就是纯粹。他们没有世俗的功利，对于文化、学问、文学、艺术和真善美是那样的执着与向往，很少贪恋钱财和权力；他们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待人以诚、心地纯良，没有攻击性，更不势利和见风使舵，是青年朋友的良师益友；他们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是真正的伉俪情深。每次过马路，他们总是相互扶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请饭时，肖师母总是斜挎钱包，也总是代替林老师张罗和提前付款，唯恐被学生抢了先机。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夫妇是心心相印的。这一年多，林先生住院，师母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对于80多岁高龄的她来说，其辛苦可知！然而，林非老师和肖师母坚持不让学生去医院探望，处处为学生着想，这让弟子为之动容。

      今年，朱德发老师与世长辞，据他女儿讲，朱老师两年前已查出癌症，但除了女儿，朱老师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他的众多弟子，而是一如既往，甚至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写作，直到今年春天他还写出了关于郭沫若《女神》的长文。其实，在我的两位恩师身上，更多的是高风亮节，是一种如金不换的高贵品质。

      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最后时刻，有一天，在林非先生家里，我终于鼓足勇气，说出自己想更改博士论文题目的想法。我这样说：“林老师，我想换个论文题目。”林老师不经意问我一句：“你怎么想的，我们准备和谈论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换什么题目？”在林先生认为，即使换题目，也不会逸出鲁迅研究。当我说想换林语堂的论文题目时，林先生非常惊奇，他张着嘴长久地看着我，仿佛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然后，他有些不信地问：“你说什么？”当确定无疑我想写林语堂的论文题目时，林先生沉默了。此时，我将早已备好的较为详细的论文提纲给他，并表示：“林老师，这是我的提纲，您看看。如可行，我就换林语堂的论文题目。如不行，我还是做鲁迅的。”在我有选择余地的语气中，显然透着坚定和执着。林先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好吧，放在这里，我看看，再给你答复。”回到学校，我心有忐忑，但也安宁，因为我不认为老师会同意，只是一试而已，否则我今后会后悔。试想，哪个老师能让你改变专业方向，去写一个并不相干的论题，更何况林语堂是个边缘作家，一个当时在学界尚未被解禁的作家。但于我，是多么想做林语堂的研究论文啊！除了它将成为国内第一本关于林语堂的博士论文，主要因为我对林语堂更有感觉。如果说读鲁迅作品有所得时，总有一种暗调和悲观袭上心头，读林语堂作品正相反，它让我有一种冲破乌云密布和重见天日之感，是在沉重大地上的一次飞升。换言之，读鲁迅更多的是压抑、痛苦、悲伤和阴冷感；读林语堂则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有一种被温暖抚摸和阳光照亮的感觉。进而言之，读林语堂的作品如大光照临，亦似受了天启般地受用。

      出乎我的意料，没过几天就接到林老师电话。他有些兴奋地说：“兆胜，你的论文提纲我看了，我觉得可行，相信你一定能写好！我同意你改题目。什么时候来家里，咱们再详谈。”这让我喜出望外，高兴得难以自已。如果说，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出彩；那么，林先生让我更改论文题目一事，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出彩。当冬去秋来，鲜花开放，当礼花在暗夜缓缓升起和绽放，那是一首诗，一首美轮美奂的诗。林非先生能让我更改论文题目，我将之视为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生命绽放.这是因为：做林语堂的论文题目是我梦寐以求，也是发自内心的，这对于我的学术将会更有意义。还有，林非先生以难得的宽容与理解，为我打开了一扇学术人生的大门，也铺平了我今后二十多年的林语堂研究之路。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主席、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给我的评语是：“这或许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当我的博士论文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文库”丛书时，林非先生更加高兴，并为我写了长序，对论文更给予高度赞扬和真诚鼓励。多年来，我写了百余篇关于林语堂的论文，出版了十多部林语堂的研究著述，回想起来，都离不开林非先生当年那个“因”。如无他的宽容大度和高瞻远瞩，我如何能有研究之树上的果实累累，以及生命之花的绽放？

      还有我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在研究林语堂之时，林非先生还希望我多研究散文，有时也动笔写写散文，这样才能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视域，并有所实践和体悟。因此，除了研究林语堂，我在散文研究和创作上多有努力，至今已出版多本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如果说林语堂研究是我的一只翅膀，散文研究和创作则是我的另一只翅膀，二者合力才使我飞得高远。今天，当我不断喜获丰收，成果不断推出，我就感念林非先生的指点和栽培：是他（还有师母）用辛苦的汗水与智慧，将我这棵并不成熟的小树培育成材。当我在各大学讲课，开始带博士研究生，我也有了自己的一片阴凉，让后来学子从中受益。其实，这都要推到之前的那个“因”——林非老师、朱德发老师，还有那么多在我学术人生道路上的贵人。

      今天，我已克服鲁迅研究以及长久以来的孤独寂寞与生命悲感，获得了一种花开的美好感受。不过，我知道，这不能只归功于林语堂，也有鲁迅的巨大功劳。因为如无鲁迅的孤独寂寞和悲剧感，我就难以理解人生的真相，也就不可能进入林语堂的“一团矛盾”，更不能体会林语堂超越悲剧的努力与创造。学术人生是一个复杂的巨大涡流，它需要在不断旋转、缠绕中实现突破、超越，获得新的轮回。2003年至2010年是我人生的火焰山，两个哥哥、姐姐与父亲都先后离世，于是他们一下子抽走了我人生的希望。当了解这一情况后，我的两位恩师——朱德发先生和林非先生——都千方百计为我宽心和排解，这对我走出困境、重获信心相当重要。在此记下两位恩师在我最困苦时所给予我的推力与支撑。

王兆胜（左）与朱德发先生合影

生命之蝶舞

      常言道：“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几年，我对于学术、世界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和理解，内心也起了一种微妙但深刻的变化。这颇似太极，它让一个人获得知识的飞扬，也进入一个生命和精神的翔舞状态。我慢慢认识到，只知“知”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只听“有声之声”，更不能无视落花流水以及境中花、水中月的意境。生命的超然有时只在一个“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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