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您还有一个“体贴文本”的说法。这个提法，很有意思，首先在语言上就有一种新鲜的，甚至是陌生化的感觉。
张：体贴文本，有的时候，人也是要寻求一种表述的新颖，就是你说的陌生化，当然也没有特别费心。
张：“体贴文本”就比“贴近文本”更深一步，还有体验、体会、体悟的意思。“贴近”是一种距离，“体贴”就是讲体会、体验、体悟，有了更多的深味。
比较研究和历史化命题
王：我大概可以体会到您的研究，经历最早从作家作品研究的点，到后来阶段性文学史书写的线，再到后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书写的面，这样一种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和个人学术的增长方式，是一种由点到面、由个体到整体、由小到大的增长型、积累型的文学史研究和书写范式。我也注意到，在您的研究里，一直很注重两点：第一个是比较研究，第二个是影响研究。您为什么那么强调“比较”和“影响”呢？
张：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北大的考题就多是比较性的题目，现代文学也好，当代文学也好，很多题目都是讲比较的。比如当代文学，有一个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和《报春花》的比较。《千万不要忘记》是20 世纪60 年代初期的一部话剧，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报春花》是伤痕文学时期的一部作品。还有前面提到的，比较曹禺的《家》和巴金的《家》，比较《江山村十日》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么，这种考法就给我很多的启示，我后来觉得“比较”是一个好办法。“比较”的好处，一个是能够把彼此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共同点和差异性更好地凸显出来。再就是，发现了同和异之后，你还要去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给人一个思路，这样问题意识就更鲜明了。文学研究，就是我讲的要搞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到处可以用到。再一个，就是讲到外国文学和古代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的建构当中，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重新加入进来，成了一种影响和参照。
王：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文学史撰写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因其时间特性，尚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处于被时间检验、被读者淘选的历史流变之中。但是，文学史书写又必须要面对并且处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必须处理描述文学思潮、总结文学现象、梳理文学流派和解读文学作品的历史化问题。请问您在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中国当代文学60 年》时，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和历史化的命题的？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学经典化是个伪命题”，对此您怎么看？
张：好的。我不能说我赞成他的观点，但是，这从另一个角度也给我们拓展了思考这个话题的空间。当然，我跟他角度还是不太一样。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因为时间有限，这两个命题我就只讲讲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的看法。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从目前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根据我的阅读体会，我觉得我们现在偏重于做史料化，就是对于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学重新来爬梳一些史料，发现作品相关的背景。再一个，就是偏重于学科化，因为有人好像觉得当代文学没有学问，或者说当代文学没有根基。有了史料有了研究基础，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含量会增强，学科的合法性可以增强。当然，还有一个技术化，在“当代文学历史化”这样一个大的命题之下，很多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到了写论文的路径和选题，因为确实来讲，一方面当代文学70 年，它应该话题很丰富，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学位教育制度，每年都要培养大批的硕士生博士生——许多时候不是说现实有多少需要，而是教育部的指挥棒，学科评估的需要——这么多学生，怎么培养，论文从哪里入手？怎么切入？每年博士生的选题，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困扰。
做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相关选题的研究，相对来讲便于入手，而且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从史料爬梳的方面来讲，去切这么一块下来把它细化，把它的相对的关系打理清楚，方法也很清晰。但是，你说历史化和经典化，我们放到一起，我忽然觉得这两个命题好像有一个内在的分裂，为什么呢？历史化是把当代文学过程化、还原化，你觉得我把这段历史说清楚了，这个是过程化的描述。那么，经典化是一种价值判断。过程描述和价值判断，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更高的视野？我们能不能够站得更高一点？能不能够看得更开阔一点？说到历史化，说到某一个作家，当你把他所有的关系都梳理清楚了，你要想想你梳理这些研究跟他的作品的关系怎样？与作品相关的研究在哪里？这种研究只能是对一个作家作品的发生学层面的讨论，而更大的背景是什么？更大的历史化，它要跟我们的社会现实对接。我们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指我们的社会现实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历史化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或者说，在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角度？我们看看今天讲文学历史化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还是要去发现当代文学之所以为当代文学的这种历史规定性，而不是把一个问题拿一个放大镜做完切片考察就到此为止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学科化、历史化问题，和其他任何一个学科一样，都存在这个共同的倾向。但是回过头来讲，难道80 年代做现场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不处在历史当中吗？我们不是在同时讲当代性与历史感，进行历史化吗？我1985年初研究刘心武的《钟鼓楼》，文章的题目就叫《当代性与历史感》。如果这样讲，当下的所谓历史化就应该叫作“再历史化”。因为，我们80 年代做莫言研究、王安忆研究、贾平凹研究，我们也不是只做个案，一定是把它放在一个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而且，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当代文学自身特征的讨论，比如说当代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会讲这是中国历史转型，从戊戌变法以来，从鸦片战争以来，传统的农业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而且这个转型到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目标。但是，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40 年、新中国成立70 年都是这个转型的重要部分。如果说现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加上近代文学是它的上半场，我们当代文学则是它的下半场。这就不是简单地讲现代文学怎么样，当代文学怎么样，我们要理出它的历史脉络，把握它的基本特征。
为了避免空泛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讲讲我对于路遥和莫言等作家表现中国乡村、表现农民主体性的话题。当然我们也可以讲，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变化最多了，从集体化、合作化到后来的联产承包，再到后来的农民工进城，这都是中国的特色啊！有一些方面还可以讲，这和苏联有相像，都在走集体化道路，但是后来的联产承包到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这是中国特色。而且，如果说这70 年的历史变化，什么人是历史的担当者？什么人是历史的推动力？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但是从历史的主体来看，我们当年讲八亿人口七亿农民，当年高晓声写文章提出来说，为什么会有李顺大这样的“跟跟派”？既然说八亿人口七亿农民，那么七亿农民为什么不能主导中国历史的走向，而会出现一系列的曲折坎坷。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倒转过来，我们走到今天，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巨大变化最重要的推手也是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讨论这种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当我们讨论是什么人承担了历史的进程，我以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写到的两件事为例，第一件写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孙少安在双水村里第一次搞包产到户搞责任制时被举报，生产队队长都被拿掉，但是最后在大面积地推广生产责任制的时候，他还是得到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发挥自己的积极性的历史机遇。另一个例子，就是孙少平。孙少平进城打工，去煤矿，从他自己来讲，这是一种“生活在别处”式的追求，一种向往。走出乡村，寻找更大的历史舞台，展现自己的思想、才华和抱负，但我们也可以说孙少平是农民工进城的先锋，1985 年左右路遥就把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列入自己的视野，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命题后边潜藏的重大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看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我们会发现路遥确实是有一种历史的预感，不能说他有预见性，但农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之后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这就是看到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联性。
那么，莫言从什么角度来强调呢？我觉得他没有特别盯着现实亦步亦趋地往前走。但是，他展现的是中国农民历史的主动性、历史的主体地位。他把《红高粱》里边的一场战斗，从国军地方部队组织的一场血拼，转换为余占鳌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惨死复仇这样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包括《丰乳肥臀》，写了这样一位母亲，生生不息的母亲；到《檀香刑》，写了一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样的孙丙，放弃了别人的拯救，走上了檀香刑的刑场。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他是从精神的层面为农民发声，为农民张目，为农民争取历史的主体性。而且，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可以跳出文学的层面去看。
当然，我觉得话题大了很容易做空，但是不做这样的话题，我们如果只是注重于一个作家，甚至许多时候他都算不上是重要作家，可能过若干年在文学史里对这些作家根本提都不提，或者现在文学史里就很少提到，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有学者，把这种文学史上籍籍无名的作家，盯着去做，用历史化的办法就做出来了，学位也拿到了，项目也拿到了。当然，这样的研究做出来也填补了一点空白，但是这点空白是什么？什么样的空白？这就使我想起来若干年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们选一流的题目，可能我们能做出二流的文章，只有陈寅恪先生可以选三流的题目，能做出一流的文章，他举个例子就是《柳如是别传》。确实，《柳如是别传》中的柳如是，我们任何一部历史都不会写到，我们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会写到，但是你看陈寅恪先生写的《柳如是别传》，有史料有考证也有八卦段子。我读了一遍《柳如是别传》，别的没记住，也就记住他那个段子，他说柳如是和钱谦益两个人对话，说钱谦益这个老头对柳如是这个小美女爱得不得了，他说我喜欢你什么乌黑的头发、雪白的皮肤，江南话叫“喜欢你乌格发白格肉”！结果，柳如是说什么呢？说“我喜欢你白格发乌格肉”。说钱谦益满头白发，皮肤黑乎乎的，但是倒过来讲，这不过就是个段子，即使是伟大如陈寅恪这样的人讲来，除了段子以外还有什么意义，何况是我们？别人把《柳如是别传》夸上了天，其实在我看来，许多时候都是浪费才华！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特性与光荣
王：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70 年的历史，最后想请您谈一谈，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学术合法性或者说这个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
张：做中国当代文学，第一，就是它是不是个学术？有没有学问？这经常是被人质疑的。比如，我们面对文学理论学科，文学理论会觉得你们没理论，你们只会读文本；古代文学呢，觉得你们没经典，你们就是一堆作品；甚至外国文学会觉得文本人人都会读，只要认识七八百字，当代文学的作品都可以读得了，要你们做研究干什么？这当然经常会让人觉得很气馁。但是，我后来想想，对这样的学科偏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很好的回应。因为这个学科偏见不仅仅在我们自己身上感受得到，我记得几年之前问过谢冕先生（我的研究生导师），他做学问都做到顶级了，做新诗研究是公认的全国的第一把交椅，但是说起学科偏见这一点，他深有感受。我也听王富仁先生讲过类似的意思，我揣测，他后来不遗余力地提倡“新国学”，仍然是要给新文学争取学术的合法性，是一种策略性考虑的优先选择。之后我想，我们不能自惭形秽。我觉得我们可以堂堂正正跟他们讲，你们可以不读当代文学，也不妨碍你研究李白杜甫。但是，我们关注李白杜甫可能不比你们关注得少，否则我们没法对当下发言，在文学理论的阅读研究方面其实我们也很勤奋，我们也在做理论，我们是一个最善于学习的学科，我们把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甚至历史学、社会学的知识都拿过来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学科的一种特征。吹个牛吧，我自己就不但翻译过一点米兰·昆德拉的文论，还翻译出版过印度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呢。第二点，关于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还可以跟别人讲，你们做的都是经典的研究，我们做的是经典的发现，我们做的是“在场的”文学研究。我编过一部论文集，叫作《在场的魅力》，你身处时代大潮之中，“君是当代人，应知当下事”，也更要读当代文。我们同一师门的孟繁华老师，就写过《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众神狂欢》等将文化研究落实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著作，他的本行还是当代文学研究啊。而且有一条，我们有一种参与感，你说了李白一百遍，你说了白居易一百遍，他听不见，因为都是俱往矣。但是，我们面对当代作家发言，我们面对当代文坛发言，甚至包括我们参加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我们就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我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批评，写了一篇评论，就对文学现场的构成有一定的帮助，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当代文学的特点所在。当然，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做历史的梳理，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70 年的历史，在70 年的长时段里边，我们也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背景、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研究，这是我们跟别的学科、别的历史时段的文学史学科的一个共性。
当然，还有第三个，我们当代文学或者现当代文学打包到一起，20 世纪以来，我觉得你评判的价值，可能既有我们评选文学作品、文艺作品时一个共同的审美价值，文化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它还有一个面对现实历史进程的担当与努力。夏志清讲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我们现在都不加思考地拿过来引用，其实那是夏志清对现代文学的批评，或者说是对现代文学的鄙视。他觉得你“感时忧国”的情怀过于强烈了，影响了你对文学的审美评判，所以他才把沈从文和张爱玲放进来，是要讲他们俩没有那么多感时忧国，就是用一种文学本身的标准来评判。
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海内外影响很大，我原来没有悟到您说的这层意思。
张：夏志清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我们自己傻乎乎的，很多人以为这是夏志清对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称赞。他的基本学术训练是英美文学，是新批评，对中国文学有很大的隔阂，他是隔岸观火还是雾里看花？这值得讨论。但是，恐怕在历史上很少有一部文学作品对一个时代产生的影响能像现代文学史上的《狂人日记》，如果我们去问问古代文学，有没有这样一部作品像一个震撼性的炸弹一样炸开了中国的铁屋子？恐怕很难讲。新时期伊始的《班主任》《伤痕》，今天看起来它可能不够经典，但是，它对于那个时代的影响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现当代文学的特征，就是它的光荣所在。再回到它的源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轶事》和《黑奴吁天录》，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到其中的一脉相承。正是因为这种历史性社会性因素的空前显现，我才会有意识地强调审美优先，强化对作品文本的艺术赏析。但是，处于急骤的历史转型期的文学，有其自身的基本特性，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做当代文学有自己的乐趣，也有自己的特征，我们要明白它的特征所在，而且我们要对这个特征、对这个学科本身的特征做出自己的阐述，建立我们的学术自信。
作 者：王西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在主要英语国家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莫言研究；“真美善作家群”研究。
来源：《名作欣赏》2020年第1期【大家讲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