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里第一个故事，《春秋》经文里这干巴巴的六个字，被《左传》用七百余字详加讲述，可谓跌宕起伏，饱满盈实。而我则进而以为，“郑伯克段于鄢”甚至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故事。

 

这当然是说讲述故事的时间，而非故事讲述的时间。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诚然早在洪荒时代，但盘古见于记载，最早已经在三国时了；女娲在《山海经》里就有，但《山海经》可以看作是地理书，记事很简略，只讲了女娲是什么样子，事迹却没有，造人、补天也都是后来才有的记载。而且大家普遍认为，《山海经》成书最早也在战国中后期，本来也比《左传》要晚。《左传》之前的文献，传到今天的本来就不多：《论语》是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但主要是讲道理，很多条目相当有场面感，但还谈不上是讲故事；《尚书》是历史文献汇编，偶有记事，都非常简略，也算不上故事；《诗经》是抒情诗；《周易》是占卜书；真正记录历史的，大概就只有《春秋》。但如前所述，《春秋》经文的记事也太简略，重点在微言大义的褒贬，而不在故事的曲折婉转。只有《左传》，故事讲得详尽：有开头，有结尾，有细节。因而说《左传》里这第一个故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故事，大概不算太过荒谬。

 

那么中国历史上这第一个故事讲了什么呢？讲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讲的是一个家庭内部母亲与儿子、兄长与幼弟之间的矛盾纠葛，却同时也是政治秩序的混乱，是“春秋”这个乱世的开端。中国的历史讲述从这里开端是很有意思的，似乎盛世是无事值得一说的，而有了混乱，才有了历史。

 

 

“郑伯克段于鄢”的郑伯，指的是郑庄公。郑国是西周末年周宣王时代建立的一个国家，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郑国是伯爵国，因此郑国的君主称为郑伯。郑庄公的父亲是郑武公，曾经参与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因为这个功劳，郑武公作为郑国第二任君主的地位被周王室承认，还被赏了很多土地。他自己也争气，又从周边的小国夺得了不少地盘，为后来郑庄公时代小霸诸侯奠定了基础。不过郑国政治混乱的隐患，也从郑武公时代埋下了。——不是说郑武公有什么政治上的失误，而是因为他娶了一个老婆。

 

郑武公的嫡夫人是从申国娶的，申国的国君姓姜，因此《左传》里面称郑武公的夫人叫“武姜”。“姜”是她的姓，“武”是郑武公的谥号，古代的贵族女子嫁人之后就不再用自己的名字了，而只用姓氏，前面再加上另外一个字表示区别。这位武姜为郑武公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郑庄公。但是武姜生郑庄公的时候非常不愉快，是“寤生”。什么叫“寤生”？古人有很多讨论，有人说是生下来眼睛就睁得圆圆的，很吓人；有人说是当妈的睡着觉，孩子就生出来了，这听上去其实挺美好，但细想想，当妈的一觉醒来，多了个娃，确实也很容易受惊。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所谓“寤生”就是生产的时候孩子的脚先出来，这即便在今天产妇生产时，似乎也是很麻烦的情况。而两千多年前的郑国，医疗卫生条件和今天没法比，这种难产是很容易把妈妈害死的。所以可想而知，武姜第一次生产的经历是极为痛苦，也极为恐惧的。如果武姜是个普通的农妇，或许也不至于太矫情；可她是贵族啊！我猜她大概从小到大也没受过这么大委屈，所以她对于自己这个大儿子，从一开始就非常讨厌。讨厌到什么地步呢？给他取了个名字，就叫“寤生”。对于一个人来讲，这真是可怕的经验：我们想想，一个小孩取名叫“难产”，得有多难听？从小到大他一直被人这么喊，每喊一次，都会让这孩子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同时不断唤起母亲的痛苦回忆，这母子俩的关系怎么可能好呢？更何况，武姜不止生了这一个儿子，三年之后她又为郑庄公生了个弟弟，取名叫“段”，也就是“郑伯克段于鄢”的另一位主角。《左传》后面还有个故事，叫“触龙说赵太后”，其中赵太后就承认，女人是非常容易偏爱小儿子的，更何况大儿子还那么讨厌呢！所以武姜就很喜欢段，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居然向郑武公请求，要废黜大儿子寤生的合法继承人地位，让小儿子段继位。

 

这是个非常要命的请求，甚至我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请求，开启了春秋战国的乱世。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它动摇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就是说父亲的一切政治地位和财产，只能由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来继承，其他儿子没份。没份，你也不要争，不要想，这就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尽管可能小儿子比大儿子贤能，但是出生次序决定了你和国君之位没关系，你没有合法性。我们今天的人看这制度，大概觉得不合理：凭什么不让有本事的人来干？但是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本事，那就会胡思乱想，就会争，一争就会乱。一个家族乱，财散人亡；一个国家乱，政局摇荡，血流成河。所以这个制度尽管也许不利于发展，但是有利于稳定。只要人人安于自己的身份，天下就太平；后来春秋战国纷争不断，就是因为人人不安于自己的身份，周天子管不了诸侯，诸侯管不了大夫，大夫管不了家臣，于是天下大乱，孔老夫子对这事痛心疾首。而这天下大乱的肇始，就在这今天所见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故事里，就是因这位武姜生孩子时候的不开心导致的。

 

 

 

不过郑武公还是个明白人，不同意换储，武姜没有得逞。所以我们上文说这个故事讲的是“父不父，子不子”，那是冤枉郑武公了，其实是“母不母，子不子”。后来寤生终究还是即了位，变成郑庄公。但是郑武公死了，武姜这个当娘的最大，更不会消停了，开始折腾郑庄公。她去找郑庄公，说，把制这个地方给你弟弟好不好哇？郑庄公为难，说制这个地方啊，太险要啦，虢叔当年就是死在这儿的，要不咱换个地方好不好？制在哪儿呢？一般都认为就是虎牢关，但也有学者说并不是，不过相距不远，和虎牢关共同构成军事要塞。无论如何，这地方确实太要害了，南边是嵩岳的崇山峻岭，北边是黄河的天险鸿沟，东边是广阔平坦的黄河中下游平原——郑国就在这里——而西边则连通着东周都城洛阳，所以制这个地方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武姜这个要求的目的太过赤裸，有点过分了。因此郑庄公的为难非常正常，武姜倒也没有坚持，说行吧，那要不你把京这个地方给你弟弟？京在哪儿呢？在制和郑国首都新郑之间，其实规模更大，郑武公的时候就借助商人的力量把它建成了一座宏伟的城池，而且城里还有郑国开国君主，也就是郑庄公的爷爷郑桓公的祖庙，所以按道理说地位更高。但是我们翻看地图就知道，京这座城市建在平原上，附近只有一座孤山，离首都也很近，还被几座城池包围着，比起制来，就没那么险要了。所以郑庄公这次一点没犹豫就答应了武姜。段到了京，被称为“京城太叔”。叔是段的排行，太是第一的意思，据说管段叫“太叔”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因为他是郑庄公的第一个弟弟。但这个字冠在一个非国君亦非储君者的称号里，总归是叫人不舒服吧。

 

所以郑庄公的臣子们都很不高兴。有位叫祭仲的重臣就跟郑庄公说：一座城池规模太大，对国家可是个危害。一般来说，大的城市，规模不能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城市不能超过九分之一。你弟弟这京城，可有点不合规矩啊，恐怕是个麻烦。郑庄公听了，表示很无奈，他说：我老妈非要让我把他封那儿，我有啥办法？自己老大表现得这么窝囊，祭仲估计也很无语，继续劝说：你老妈贪心不足的呀！你还是早点想想办法吧！郑庄公这时候大概觉得再继续表演窝囊，人心会散的，所以正色说：没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

 

祭仲的预计当然没错，段在京城果然开始搞事情，让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同时既向郑庄公称臣，也向自己称臣；当然，赋税肯定也要双份。这就有点过分了。所以又有臣子坐不住，跟郑庄公把话说得比较狠了，公子吕就说：我的王啊，一个国家可不能有两个主子。您要是想把国家送给你弟弟，那我干脆去他那儿干算啦；要是您没这个打算，还是早点除掉他吧。郑庄公还是很淡定，说：没事，他自己就把自己玩死啦。于是段继续扩大势力，臣子继续劝，但是郑庄公也还是继续淡定，或表演淡定。直到终于有一天，太叔段控制了郑国领土的几乎一半了，修筑好了自己的城池，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积累了足够多的武器装备，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计划要袭击郑的首都了。同时当然也联系了武姜：准备兵临城下的时候，让武姜打开城门呼应他。郑庄公收到消息之后，终于一拍桌子：差不多啦！——派兵平定他亲弟弟的叛乱。形势果然如他所说，京城的老百姓并不亲附段，段后院失火，战场又失利，一路败退，逃到鄢这个地方。郑庄公又去攻打鄢，把自己弟弟赶出了郑国，段无奈躲在卫国的共。大概正是因为后来段一直待在共，所以史书上把他称作共叔段。

 

这个故事为汉语提供了一个成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而这个故事似乎也成为这个成语的最好注脚。多行不义而最终自毙的人，当然就是段；而郑庄公，则似乎一直用一种兄长的温情忍耐着自己的弟弟，直到忍无可忍。郑庄公的形象是如此宽宏，如此高大，而段和武姜的形象是那么骄横，所以这看上去是一个好人和两个坏人的故事。杜预、孔颖达、苏轼，以及今天的不少学者、读者，就都觉得郑庄公这人还不错。对历史故事与人物的理解当然可以推陈出新，见仁见智，但我更愿意努力去体贴《春秋》的微言大义。传到今天的《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但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删改，孔子删改它干吗呢？是为了让每一个字都蕴含褒贬。也就是说，大家普遍相信《春秋》经文里每个字都是有讲究的，这些字聚集在一起是记录了历史，但单独琢磨，还包含着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判断。我们管这个就叫作“春秋笔法”。理解春秋笔法并不容易，所以《谷梁传》《公羊传》《左传》都会去解释本经里用字的褒贬意思。而我们看这“三传”对“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的解释，几乎无一例外，没有认为郑伯是好人的。《左传》说，段是郑伯的弟弟，按照惯例，同一个母亲的弟弟是要说明的，也就是说至少要写成“郑伯克弟段于鄢”，但《春秋》没这么写，这是因为段的行径，根本不像个弟弟，不配做弟弟。那么哥哥就配当哥哥了吗？为什么称呼郑庄公为“郑伯”呢？这也是在贬低郑庄公。根据《谷梁传》的说法，只有杀了世子或者同母亲弟弟的国君，《春秋》记录的时候才不写正式的谥号，只称作某国君。而且《春秋》没写段的结局是出奔国外，因为“出奔”这个词，是用在有罪的人身上的，但是《春秋》的改定者认为，段固然有罪，可是郑庄公就没有罪吗？所以干脆不写。

 

但郑庄公到底有什么罪呢？他不是一直“温良恭俭让”吗？《左传》说，称呼他为“郑伯”，是“讥其失教”。也就是说，他的罪责在于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弟弟。现代人看了这个见解，恐怕也会不以为然：段固然是寤生的弟弟，但是弟弟要学坏，哥哥有什么办法？何况不是还有武姜在？寤生想要教段学好，估计也不可能吧。但寤生毕竟是一国国君和家族族长啊，而且做没做是一回事，有没有想过去做，又是另一回事。而如果对照《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我们就会赫然发现，《左传》所说的失教，也还是太客气了，另外两传的评价直接就说，寤生是故意失教，是处心积虑要杀掉自己的弟弟段，所以放纵他，让他势力壮大，同时让他的恶也壮大，从而一举歼灭，不留后患。这样说，就太惊悚了，寤生这个人就太坏了。

 

有没有道理呢？其实从《左传》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看出蛛丝马迹。譬如武姜向郑庄公请求要制这个地方，郑庄公特别说，虢叔可是死在那里的哦！虢叔是东虢的君主，他其实没死多久，正是寤生和段的父亲郑武公杀死了虢叔，并兼并了制这个地方。所以郑庄公提起这件事，也可以看作是威胁：不要以为占据了制就可以怎么样，我的父亲可以杀了虢叔，我也可以杀了段。而面对臣子的一再劝谏，郑庄公的淡定是对世间公道和子民忠心的信任吗？还是早有筹谋？需要注意的是，被编排整齐的文字，有时候会欺骗我们。“郑伯克段于鄢”在《左传》里是作为一个完整封闭的故事被集中讲述的，但实际上，郑庄公即位是公元前743年，段叛乱是在前722年。也就是说，郑庄公和臣子的几番对话，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郑庄公东伐西讨，岂是只窝在宫里和臣子对话，毫无作为？这期间他对于京，对于他的弟弟段，岂会毫无安排？作为春秋第一个臣服邻国，被称为春秋“小霸”的君主，他真的就相信公义胜过实力？这显然很难让人信服。只需要看一个细节：段打算袭击郑国首都，并与武姜相约里应外合，这理当是机密的事情，而郑庄公立刻便能知道他们约定的日期，可想而知，郑庄公在段和自己母亲身边，安插了多少眼线。段刚刚显露出骄纵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幼子受到了过分的宠爱，自出生就被亲生母亲冷眼相待的寤生当然不免怀恨——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这样长大的孩子心理会多么扭曲——但是这时候段的恶行还不足一死，杀之则郑庄公将陷自己于不义。于是他把段放在离自己不远，而且易攻难守的京，让他更加放肆。直到有一天，恶政已久而叛军出城，全天下都知道了他的恶，郑庄公再杀自己的弟弟，便有了合法性。《谷梁传》指出，有一个细节足以看出郑庄公想要杀自己弟弟的心情是何等迫切：如果郑庄公真是一个宽仁的哥哥，把段赶到鄢也就算了，鄢是郑国的边陲，已经很远了，寤生却还要追过去杀掉他，这就显然是有意要谋害弟弟了。

 

 

 

如果认识到了郑庄公的扭曲、阴险与城府，再看这故事的结局，或许会有另外一种感受。这故事有个著名的结尾：郑庄公把弟弟赶出了国，把自己母亲也关起来，并且发誓不到黄泉不见面，但是很快就后悔了。他的一个臣子颍考叔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要见你妈也很简单，你挖个地道，一直挖出地下河，这不就是黄泉吗？你在这地道里和你妈见面，不就没有违背你的誓言吗？于是就见了面，《左传》上说，“遂为母子如初”。这听上去非常温馨：妈妈和儿子吵了架，搞冷战，最终冰释前嫌，母慈子孝。可是细想想郑庄公的为人，想想他扭曲的成长历程，也想想他的母亲武姜几十年来如何对待他，就会发现，“如初”两个字实在太扎眼了：郑庄公从出生就被他妈讨厌，这母子俩的“初”，能好到哪里去呢？这“遂为母子如初”，不也就是回到过去郑庄公和武姜同住在王宫里，却各怀鬼胎、相互算计、面和心不和的状态吗？所以郑庄公的后悔，真的是因为思念自己的母亲吗？还是作为一国之君，感到驱赶弟弟、囚禁母亲名声太坏，不得不做一个样子呢？

 

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青年说：古典的回响与未来的文学”栏目

 

作者：丛治辰，文学博士，执教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当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