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去世后，我心里想，如果他生活在汉语世界，他肯定会成为我们的作者，他的文章至少会出现在我们杂志上一次，几十年来总会有编辑通过各种渠道向他约稿。同样的想法，去年也有过一次。当时刚知道李长之先生，刚读了先生的几篇文章。当时的假设是，如果李先生的生命再延长几年（先生1978年底去世），我们的老主编应该也会向他约稿，他也会像他的那些老朋友们一样，成为我们最早的作者之一。然而，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假设”，这个假设建立在“与文学相关”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近的“志业”上。其实，我还想说一个基础，可能说出来有点“玄”，那就是相似的“气质”。

   假设归假设，毕竟时空把这样的“机缘”阻断了，而衔接这个“时空距离”的方式就是把“他们”作为解读对象，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杂志上。关于李长之先生，2019年我们曾刊发了尧育飞博士近两万字的长文《“为理性争自由”——李长之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文化理想》，尧博士用“李长之式文风”对李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文化理想”进行了阐述；而对布鲁姆这位“文学共和国”的积极建构者，我们今年也将以我们的方式向他致敬。从一个编辑和读者“私心”看，这是为了弥补错过的“遗憾”；从一本“与文学相关”杂志的“公心”看，是为了挖掘一些方法，传播一些精神，探讨一些理念，延续共同使命。

        2018年第10期，我曾在这同一块园地上写过“理想读者”的话题。今天，当想到布鲁姆、李长之这些“错失的作者”时，我想给他们也进行一次命名，但限于语言能力，我最后又绕回到了这个固定词组上，所以暂时先借用一下，把他们叫作“理想作者”。

   写到这里，记起前两天编辑部微信群里的一条“回稿信息”，我想把这个信息放到本文将要结束的时候，以此给“理想作者”做一个鲜活的注释。玲玲主编前几月向洪子诚老师约稿，洪老师答应把手头正写的一篇稿子交给我们刊发。前两天，洪老师给玲玲发来邮件，告知写作遇到“困境”，信如下：

   交稿期限即到，赶紧给你写信。这篇稿子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也写了一万多字，但完全失败了，决定放弃。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来以为对五位先生很了解，结果发现有的无法有效把握，特别是×××，著作已接近一百部。另一原因是原本想借此讨论一些问题，但发现关系、距离太近，反而不知如何讲，分寸把握很难。我也不想写成一般的琐事性随笔。现在找不到解决办法。真的很对不起，答应了却没实现。以后有合适题目再说吧。

   这封二百字的短信，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一个“理想作者”的 “写作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