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师

　　文/张玲玲

　　大约八九年前，我到“名作”不久，时任主编续小强先生反复向我们编辑推荐一本书——扬之水所著《〈读书〉十年》。当时读来并没特别感觉，书中所叙无非《读书》日常，无非作者扬之水先生的“《读书》十年起居注”，于是暗自思忖：《读书》文章比这些《读书》背后的故事更有价值，以致每次草草翻阅，终究不能领会续主编反复推荐的深意。如今，从2010年到2020年，我在“名作”工作也刚好十年。十年，就个人而言，足可以让人再上一个台阶。孔子言其“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就时间维度来说，也均以十年为期。待有了时间的长度与厚度，再读扬之水先生的《〈读书〉十年》，便有了许多会心之处。于我而言，与一本刊物十年的朝夕相处，堪比一次幸福的“十月怀胎”，经“孕育”之后的亲密是携带一生的精神记忆，“名作”之于我成长的意义，大概便在于此。

　　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响无需多言，改革开放初期，在知识匮乏的思想文化界，它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引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阅读风尚。作为今天的办刊人，我们尤其怀念曾经《读书》创造的辉煌。虽然，《名作欣赏》的创办和《读书》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如都追求向内的博雅风范，向外的淑世情怀，都在四十年的办刊中坚守着最初的人文理想。然而，循着《〈读书〉十年》找到当年主编沈昌文先生的《师承集》，细读当时学界名流写给沈公的信件，才能更加体会一份杂志的辉煌绝非一人之功，除去时代的因素，更多的是众人之力把80年代的《读书》推向了巔峰。扬之水在谈到对“编辑”身份的理解时说，最大好处便是可以“师从众师”，“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势，视野就会开阔”;沈公把陈翰伯、陈原、范用、黄仁宇、李慎之、王元化、余英时、朱光潜等二十五位文化界精英的信件结集出版，也是作为办刊人对理想作者的致敬。在《名作欣赏》的十年我也常常被学界师友的热心和无私所感动，这种热心和无私于我、于刊物无疑是双重的滋养。

　　近期关于明年的栏目设置和文章要求，编辑部已经过了几番讨论，但《名作欣赏》地处边缘的山西，“师承”显得更为必要。我想，除却自身积淀的四十年的传统与精神，目前《名作》所承之“师”应有其二：一者，学界师友的宝贵意见，定能拓展我们的办刊思路;二者80年代的《读书》风貌，应为我们努力之方向，套用句俗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