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师
文/张玲玲
大约八九年前,我到“名作”不久,时任主编续小强先生反复向我们编辑推荐一本书——扬之水所著《〈读书〉十年》。当时读来并没特别感觉,书中所叙无非《读书》日常,无非作者扬之水先生的“《读书》十年起居注”,于是暗自思忖:《读书》文章比这些《读书》背后的故事更有价值,以致每次草草翻阅,终究不能领会续主编反复推荐的深意。如今,从2010年到2020年,我在“名作”工作也刚好十年。十年,就个人而言,足可以让人再上一个台阶。孔子言其“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就时间维度来说,也均以十年为期。待有了时间的长度与厚度,再读扬之水先生的《〈读书〉十年》,便有了许多会心之处。于我而言,与一本刊物十年的朝夕相处,堪比一次幸福的“十月怀胎”,经“孕育”之后的亲密是携带一生的精神记忆,“名作”之于我成长的意义,大概便在于此。
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响无需多言,改革开放初期,在知识匮乏的思想文化界,它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引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阅读风尚。作为今天的办刊人,我们尤其怀念曾经《读书》创造的辉煌。虽然,《名作欣赏》的创办和《读书》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如都追求向内的博雅风范,向外的淑世情怀,都在四十年的办刊中坚守着最初的人文理想。然而,循着《〈读书〉十年》找到当年主编沈昌文先生的《师承集》,细读当时学界名流写给沈公的信件,才能更加体会一份杂志的辉煌绝非一人之功,除去时代的因素,更多的是众人之力把80年代的《读书》推向了巔峰。扬之水在谈到对“编辑”身份的理解时说,最大好处便是可以“师从众师”,“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势,视野就会开阔”;沈公把陈翰伯、陈原、范用、黄仁宇、李慎之、王元化、余英时、朱光潜等二十五位文化界精英的信件结集出版,也是作为办刊人对理想作者的致敬。在《名作欣赏》的十年我也常常被学界师友的热心和无私所感动,这种热心和无私于我、于刊物无疑是双重的滋养。
近期关于明年的栏目设置和文章要求,编辑部已经过了几番讨论,但《名作欣赏》地处边缘的山西,“师承”显得更为必要。我想,除却自身积淀的四十年的传统与精神,目前《名作》所承之“师”应有其二:一者,学界师友的宝贵意见,定能拓展我们的办刊思路;二者80年代的《读书》风貌,应为我们努力之方向,套用句俗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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