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事件。近日某一天，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叶开老师发文：“一位初三毕业生的妈妈，说孩子平时都是品学兼优，语文成绩总是在130分左右，然而这次中考作文却得了0分!妈妈和孩子痛不欲生!为何?妈妈撰文说：是因为买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出版的2018年和2019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作文评析》这两本‘宝典’，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套题’，用套路模式作文，被判为抄袭，打零分。妈妈和孩子都跌入了深渊。”碧媛编辑在下留言：“叶老师大作《套路作文的平庸与高分作文的独创》，《名作欣赏》已在第一时间刊发，非常受用，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碧媛所谓“第一时间”，是指叶开老师来稿的当期，也即中考的前夕;而本期，刊发一组关于瘟疫的文章，一篇为赵永源教授的《建安瘟疫与建安文学漫谈》，一篇为管新福教授的《避瘟、祛魅、与隔离疗法——西方近现代文学中的瘟疫书写》，此处将二者“相提并论”，意在回到那个古老的话题——新的时期，文学为何?

　　其实，探秘文学发生学和功用论的努力自古有之，“诗言志”“诗缘情”作为古代文论中的核心话题被不断阐发，二者虽立场分殊，但终究还是在诗学大家孔颖达那里走向融合，因此，“诗言志”“诗缘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情志一也。所谓诗心，所谓文心，皆世道人心。

　　自古文以载道，只是，时易世迁，今日之“道”非彼时之“道”，但无论哪个时期，文学都不应疏于世情，远离了人的生活。回到当下，尤其面对这个庚子年疫情、灾情之坚硬现实，文学也并未缺席，而是如钱理群教授所说“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一般，在更深更长远的面向上回应着公众“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而于《名作欣赏》，褪去了转载率、他引率、影响因子等外在标准的考核，反而获得了“越标准而任自然”的轻松和自由。编辑可以按照自己对好作者、好文章的要求进行组稿，让刊物变成最初改版时期望中的样子——介入公共领域，关注公众生活，把学界的研究成果化为影响公众的精神资源，从而架起文学通向大众生活的桥梁，以一刊之力师范其万一。

　　文末，引录一段钱理群先生的话与读者诸君共勉：“‘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从改变自己和身边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或个人，或集合志同道合者，按照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做有限的可以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