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生与择死：从屈原的自杀情结到司马迁的屈原情结

文/ 赵明正

屈原的自杀情结

1.屈原自沉而死

关于屈原自沉而死，自汉代以来几乎已成定论。汉代王逸、司马迁、班固、贾谊都认定屈原是在汨罗江自沉的。如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再如班固，其《离骚赞序》曰：“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讽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但在宋代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一些学者却对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说法提出质疑，日本学者斋藤正谦甚至说屈子自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是“愤激之言，而非实话”。但毕竟关于屈原的最早记载就是在汉代，后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以当时的记载为依据。因此，屈原投水而死之说当无疑问。

2.屈原的死亡情结和自沉情结

梁启超先生说过：“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梁启超：《屈原研究》）屈原的死亡意识在他的诗中表述得很早，写得很多，延续了很长时间，成为一个夙愿。他在《离骚》中一再写到“死”，其他篇目中也一再写到“没身”“赴渊”等有关死亡的词汇，可以说“死亡情结”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才绝艳”的头号主题。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离骚》）

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惜往日》）

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惜往日》）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国殇》）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涉江》）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怀沙》）

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回风》）

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悲回风》）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天问》）

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天问》）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天问》）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天问》）

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天问》）

我们暂以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屈原三十一岁写《离骚》为准，按屈原自沉在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终年六十五岁（亦从游国恩说）来算，那么，从其写作《离骚》吐露死志到自杀也有三十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怀着自杀之心，并且还具体明确地选定了投江而死的方式：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

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

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惜往日》）

屈原的自沉情结可能是受战国“枯槁赴渊”风尚的影响。《庄子·刻意》篇说：“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同时，更是长怀彭咸情结的结果。

3.屈原的彭咸情结

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屈原作品提到彭咸其人共有七次。计《抽思》一次，《思美人》一次，《悲回风》三次，《离骚》两次，可以说彭咸是屈原的精神祖先。

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

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回风》）

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悲回风》）

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悲回风》）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

屈原自述自己的人生榜样是彭咸，那么，彭咸究竟是何许人也？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又说屈子“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与共行美德，施善政，故我将自沉汩渊，从彭咸而居处也”。类似的言词在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现，其意向无疑是十分明确的。特别是当怀王客死于秦而顷襄王上台之后，君主的改易不但没有给他提供“两美必合”的新机会，反而使他遭到更为惨痛的打击，被放逐于江南。这时，他自杀的念头便成为一种决心：“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君子，指的即是彭咸。可见屈原对彭咸已经到了念念不忘的地步。对此，游国恩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评价：“屈子自再放江南时，而死志始决。其后之沉渊而死者，盖亦先有彭咸之志而又适符其迹者也。”

后人对此多有不信，认为是附会之词。我以为，对于彭咸的有无，对于屈子到底是念其人还是欲效其事，是不必争来争去的，只要看看屈赋里提到的他想效法的先贤，就知道并不只彭咸一人，如史籍可考的介子推、伯夷、伍子胥、申徒狄、比干……不也提了多次，也有投江自尽的吗? 屈原早年在《橘颂》中提到“行比伯夷”，在《悲回风》中又提到“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州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其实这里的伯夷、伍子胥、申徒狄与彭咸一样，也是“死”的符号。伯夷、叔齐闻武王伐纣，一同叩马而谏。武王灭商后，两兄弟“义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上。申徒狄因“不容于世，义不苟取”而自尽。这些人物也是屈原彭咸情结的投射和反映。

司马迁的屈原情结

1.司马迁与屈原在气质上的契合

司马迁《屈原列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屈原的家世、生平。屈原自沉一百六十多年之后，年方二十的司马迁“南游江淮”，来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临流凭吊，唏嘘垂涕。“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可见，司马迁对于屈原的追随，不仅是停留在史官的文字记载层面，更是亲身去汨罗江畔，探访屈原的精神足迹。他在屈原投江的地方，久久徘徊，追问屈原自杀的意义，对屈原的人生选择具有“同情之了解”。“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既是“悲其志”，也是悲其人，这一“悲”字，让人心颤。司马迁是屈原的知音，他的泣涕是针对屈原。对于屈原一生，司马迁可谓感同身受。

司马迁不仅追慕屈原，他本人更具有浓郁深刻的屈原气质：多情、好奇、悲悯、哀怨。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好奇是浪漫精神最直接的表现。扬雄的话说得好极了：“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刘鹗《〈老残游记〉序》：“《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司马迁也有着屈原那样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有着穿透“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诗人智慧与诗人魄力，同时也有着像屈原一样的悲剧命运。屈原胸中郁结的怨愤之气借《离骚》一抒为快，《史记》的强烈抒情性留有《离骚》的余韵。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指出：“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此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他以诗人之心与屈原的灵魂对话，于是，他便写出了一部堪称悲剧诗史的《史记》。由此出发，《史记》与《离骚》就曾被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说“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固能成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清人刘熙载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离形得似，当以太史公为尚。”又说：“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2.司马迁的不遇情结与屈子诗魂的现实契合

司马迁受宫刑之后，追念屈原，不禁悲从中来：“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甚至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其《悲士不遇赋》中也表达了以“不遇”为核心的哀怨情绪。

读屈原的作品，总有一种深沉的压抑感。他的愤懑淤积太多，没有人可以理解，压抑到了极限，于是只有汩汩滔滔喷泄出来。压抑愈深，宣泄愈烈。《离骚》重复沓杂，甚而不合逻辑，《天问》更是乱，甚至不知所云。但司马迁从人性的深处去作诠解，认为这是痛苦至极的呼号：“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也是司马迁的不遇情结与屈子诗魂的现实契合。

司马迁对屈原情结的契合与超越

1.《史记》对自杀行为的叙事关注和情感激赏

屈原的自杀情结和司马迁的屈原情结渗透在《史记》的创作中，使司马迁在表现历史人物时浓墨重彩于他们的死亡，对无数的自杀者予以“理解的同情”。读《史记》我们会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偏好叙述那些自杀的人物，而且浓墨重彩地渲染人物之死的壮烈，对这些自杀人物的悲剧命运寄怀着悯惜同情和情感激赏。

《史记》中记述自杀的种类有自焚、投河、自刭、服毒、自刺、绝食、上吊、触树等，自杀的群体以王侯将相公卿士大夫为主。《史记》所记自杀个案除重出外共一百零二处，可计数者六百二十二人。最早者应为殷末时的申徒狄，最迟者为公元前29年汉成帝时的尹忠。其中殷西周时六人，春秋时二十三人，战国时十八人，秦二世时十一人，汉高帝时共五百二十余人，最悲壮者为《田儋列传》中田横五百宾客闻田横死皆自杀的记载。吕后时两人，汉文帝时两人，汉景帝时八人，汉武帝时二十四人，汉昭帝时两人，汉宣帝时五人，汉成帝时一人。在《史记》中，“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深入人心， 免辱型自杀成为洗刷羞耻、避免受辱的一种方式，此类事件在《史记》中出现频率极高。

我们从《史记》中可以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有逃脱的机会，但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可以说司马迁特有的关于死亡的历史叙事，唤起了读者对死亡强烈的审美意识。写项羽自杀尤为感人至深，他浓墨渲染这位霸王英雄末路慷慨悲歌，花上近千字的篇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毫无必要。

而这样的表达既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美学理念，与道家的清静无为更是相去甚远。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如此关注乃至激赏种种慷慨自杀呢？笔者以为，对赴死的欣赏、肯定和赞叹，主要还是源于作者内心强烈的屈原情结；同时，司马迁自己求死而不能，故赋予喜爱的历史人物痛快淋漓的死亡过程，以消解内心的郁结。

2.司马迁的“隐忍苟活”与屈原自杀的外在对立与内在契合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选择了接受耻辱的宫刑而“隐忍苟活”，从表面上看，两人对生命的理解似乎不同：屈原选择了慷慨赴死，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

无论是生还是死，其实都是生命的形式，两个人对生命价值观的理解是内在契合的。两个人都遭遇不平，满腔忧愤，都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抑郁忧愤之情。屈原在处境困顿之时，以投江结束生命向昏庸的楚国君臣抗议；而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选择的是忍辱负重。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此时去死，是轻于鸿毛的，而完成未竟之著《史记》，让它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才能重于泰山。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之死不无惋惜之意，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屈原自杀的推崇和膜拜。

古人认为超越死亡的主要途径就是声名传之后世。汉代经学家韩婴曾说：“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由是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三者存乎身，名传于世，与日月并息，天不能杀，地不能生，当桀纣之世，不能污也。”司马迁自述“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司马迁忍辱抉择背后的心结。

3.司马迁之死扑朔迷离

司马迁完成《史记》后下落不明，那么司马迁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史书语焉不详，后人就更无从知晓。不过，我们可以猜测大概有三种：（1）被皇帝、权贵逼死或害死。（2）自然死亡或病死。（3）书成之后，不愿再苟活，自杀。在这三种之中，自杀的可能性最大。

班固《汉书》的《司马迁传》中没有提到司马迁之死，这在《汉书》的体例中属于例外，暗示出司马迁之死应该不是正常死亡。联系司马迁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尊崇任职，那么汉武帝官方赐死的可能性也不大。以司马迁的性格，倒是自杀的可能性最大，而班固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

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分析：“征和三年（前90），这一年李广利带兵七万，出五原，击匈奴，兵败而降。这是《史记》中所记最晚的可信为出自司马迁手笔的事，可能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死去的，那么他只是活了四十六岁而已了……《自序》可能就是作于征和三年（前90）的，那最后的话是：‘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大有书稿写成后，搁笔而踌躇满志的愉快在！四十六岁以后的司马迁如何，我们却一点也不晓得。他是自杀还是病死？我们也没有丝毫记录。以他的倔强，自杀也很可能。他觉得任务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

如果司马迁确实是自杀，这就暗合了屈原的悲剧结局，并与屈原实现了最后也是最深刻的契合。但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中，屈原受到指责，司马迁也同样得不到原谅。

作 者： 赵明正，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来 源：《名作欣赏》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