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哪里看往昔
——读阿城散文《听敌台》

文/聂尔

阿城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棋王》，当时震惊文坛，至今仍是名篇，进入90年代之后他却不写小说了。他后来多写散文，如《常识与通识》《威尼斯日记》等。阿城博学通识，来去洒脱，笔墨冲淡而能意韵悠远，善于从世俗生活中采撷幽默、逸趣，并以之贯通古今文化之源流。他还参与电影的制作和时尚杂志的策划。阿城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通的独特大家。

此篇《听敌台》选自李陀等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阿城在这里讲述20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知青伙伴们以及山高皇帝远的农民们，是如何经历了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前夜的。他讲他们当年在遥远的云南边境，如何靠收听境外广播，迅速得知最高层政治秘密的情况。这在当时叫作“听敌台”。现今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大约都还能记起此类事件在当时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以及会造成多么神秘的恐怖气息。

那样一种历史和社会状况永远不应该再回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幸福生活的含义之一。但是，人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尤其中国。所以，重温当年，听听并不久远的往事，不无益处。

阿城是达人，当年二十啷当岁时就已经是。他有一篇写他父亲的文章，讲他父亲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后终获平反，准备庄重而又隆重地去出席平反仪式。此时的父亲，希望听听儿子对此事的看法，没想到儿子的看法却比父亲更明白，更“透”，那就是，所谓平反，对于一个被压迫了三十年的人来说，其实已无意义。从儿子自己的角度，他甚至感激父亲在政治上的变故，因为这使得儿子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这就是阿城文字中由宠辱不惊、冲淡如水而得以出神入化的中国式隐士风度，所由来的非常具体的人生基础。中国的哲学、哲人，很多是这样来的。中国其实没有贵族的哲学，如柏拉图和黑格尔那样的，有的只是苦人的哲学。

在《听敌台》一篇中，阿城仍旧扮演了一个不动声色、洞若观火、冷隽幽默的历史叙述者。他不控诉，不呐喊，不矫情。他只用白描的笔法，轻轻一点，就烘托出当时气氛，暗示出历史的情境。他写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他们云南知青当天从“敌台”得知消息后，那种震惊得无法克制的喜悦，他这样写：“虽然竹笆草房永远都是透气的，但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写基层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之易变，说的是生产队长去县上开会，接受完他们其实早已经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的传达内容，回来给知青们说的是：“党中央说了，鸡巴林彪逃跑了”，“没的副主席了”。

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了，老百姓并不评判，他们无权也无能力作出判断，他们只接受来自上面的评判，他们的接受迅速而无任何障碍，因为上层的事与他们无关。好的一点是，政治大事可以给沉闷到几乎完全停滞的社会生活带来一丝震动，就像突然刮来一阵风，周围空气得以被搅动了一样，虽然为什么要刮风，不知道，刮过之后为什么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不知道！不管他，也管不了。

但阿城的文章永远不会光写政治，或者某一个其他的主题。阿城文章，或者说阿城的文体，总能一石多鸟，从而达到意蕴深广的境界。他的办法之一是用闲笔。他在其他地方讲过，他顶佩服古人文章中的用闲笔。关于闲笔的美学，他一定深有心得，因为真是太得心应手了。文章开头，他先不说怎样听敌台，先说如何度日如年，“时间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知青的最好的青春时光，在万里之远的云南的山上消磨着。现在忆及当时，他个人当时的想法却是，古史都是大事记，干了一件大事的人，就被记下了，干大事的人也得有无事可干、闲得慌的平常岁月，那些日子也不过如此吧。这种闲笔似颇能显出点道家风范。但这样的一种仙风道骨、苦乐齐观，难道没有反讽的意味么？

所谓闲笔，我的理解，就是不重功用，而重神采、逸趣和别味。阿城以闲笔和宕开一笔之类的笔法，扩展了散文的边界，丰富了文章的题旨，加多了一篇之内的美学层次。使得一篇文章好似一座园林建筑，只在一个平面之内，就能造出空间和时间的曲折回环、交相变奏，以及各种空白和叠加。

王安忆说当代作家中有清谈风格的，唯有阿城一人而已。魏晋风度，已成绝响。一脉之传，只在阿城？读此篇亦可体味到阿城清谈的风格。首先，他的文字确有一种对谈的味道，娓娓道来，时见峰回路转。他谈到20世纪70年代在云南知青的生活情状，谈到云南方言，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都很有趣又别有味道。清谈而能令人色变，则就别有洞天了。比如，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抓时，“市面震动”，可想而知，但他随后冒出的一句却是：“亦是无甚念头。”只此一句，对于素来的正统叙述观念下所遮蔽起来的东西，正是霹雳一闪，把什么都照见了。

还有，说听敌台说到最后，他总结道：“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这样貌似既无温度，又无色彩，还又拖沓的语言，完全像平常人说话，却势大力沉到黑云压顶一般，把人罩住，几乎要令人窒息了。

接下来，1976年的金秋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阿城用的是“‘四人帮’被抓”，我记得那时的媒体语言用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和粉碎“四人帮”）。这几乎就是历史终结的时刻。时间又重新开始了。站在这个历史的岔口，你可以看见希望的曙光正从天边移过来，天就要亮了；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到一种结束，浪迹天涯的知青们可以告别发配地，回家了，尽管日子不由他们来定；往远一点看，还可以看到大历史之种种新迹象，可以乘机遐想一番。以上种种，都是我们几十年来对1976年的叙述定式，仿佛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并且仿佛历史果真也已经证明了似的。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却又不能细想。

但是，也就在此时，阿城带着他的准备永久使用的自制音箱，和一些吃食，从北京辗转回到了他的云南知青点，当晚和别的知青在水库边喝酒，他看到小水库上边的天：

明月当空，星尘糜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这也是一个结束和开始：理想主义休歇，人生从此可以开始了。

这样的悲怆，却正值“星尘糜烂”。但宇宙从来都“星尘糜烂”，虚空以待人生之欢乐。只是人被拨弄，无可言说。

再收一句，便收束住了全文，这便是：

当此时，心下澄明。

直叫人连唏嘘慨叹之声都发不出。

唯有闭起嘴巴。

2014年1月8日

作者：聂尔，《太行文学》主编。出版有散文随笔集《隐居者的收藏》《最后一班地铁》和《路上的春天》等，文学评论类文章散见于《读书》《名作欣赏》《博览群书》《南方文坛》《小说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刊，曾获得首届全国青年影评征文一等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散文名家奖和山西省文艺评论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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