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新：对爱与死本质的探究与穿透，是陶渊明作为诗哲最重要的体现
来源：2019年第9期 作者：高建新 时间：2020-01-04
陶渊明：让人景仰的伟大诗哲
陶渊明是王国维先生所赞许的“数百年而一出”的天才诗人，是“高尚伟大之人格”与“高尚伟大之文学”完美结合的体现者，一千五百年来一直激励鼓舞着在风雨中艰难跋涉的中国文人。探究陶渊明如何成为令人景仰的一代诗哲，有几个方面具有不一样的启发意义，值得特别关注。
一
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价值取向，与其故乡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有密切的关系。陶渊明的家乡在浔阳柴桑的赛湖、八里湖一带，地处庐山之西北、长江之南岸，东临鄱阳湖，林木参天，气候湿暖，民风淳朴，风景兼山水之胜。从“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描写可知，陶渊明的家离庐山脚下的东林寺不远。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说：“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水经注·庐江水》也说：“其山（庐山）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古称彭蠡，湖面辽阔，湖上烟波浩淼，风光绮丽，夺人心魄。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描绘的正是鄱阳湖风光。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山水审美意识日益觉醒的时代，优美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对山水、田园的深厚感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丘山的自然真朴、园田的清新可喜，正契合他热爱自由的天性和已经觉醒的山水审美意识，这也为后来陶渊明几经徘徊，最终毅然决然辞官归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即使是身在官场，陶渊明也没有片刻忘记生他养他的故乡，别人是叶落归根，陶渊明则是叶未落就已经归根了。
躬耕之余，读书，写作，抚琴，饮酒，欣赏自然美景，是陶渊明田园生活的全部内容：“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其四）“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其二）鲜花明媚，林竹荫浓，春水漫溢，涨满沼泽；目光流连之处，风景如画，生机无限，让人陶醉。人生在世，能称心如意、遂其所愿，便是最大的满足了。一想到这些，便禁不住要举杯畅饮，几杯酒之后，诗人就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之中了。家乡的风景安顿了陶渊明曾经流浪的灵魂，也启发了他对自然和生命的思索。仔细考察，庐山及周围优美的自然环境至少给予陶渊明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眼光审视处在无限时空中的有限人生，所以在生活中能处处发现美并悠然地欣赏美、享受美：“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诗人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即是庐山，在陶渊明家乡的东南方向。宗白华先生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因为南山给予了他劳动时的安慰和精神上的休息。陶渊明正是在自己辛勤的劳动里体会到大自然山水给予他的慈惠和精神上的养育”（《关于山水诗画的点滴感想》）。钟惺说：“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作别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古诗归·评〈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每日举头即见青苍的庐山，滋养了陶渊明的高情远志。
二是培养了他热爱自由的精神，让他敢于抉择，摆脱官场的羁绊。与大自然远近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与反映：与大自然密切，与社会政治就相对疏远；与大自然疏远，与现实社会政治就相对密切；失意时与大自然密切，得意时则疏远；心志淡泊时与大自然密切，利欲强烈时则疏远；个性张扬时与大自然密切，委顿、迎合则疏远；离自然近，离官场就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绝官场，毅然回归田园，是建立在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事极其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家乡优美的风景、和洽的人情与朴素自由的生活方式，也是吸引他归来的重要原因。梁启超先生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微笑。他无论肉体上有多大痛苦，这位伴侣都能给他安慰，因他抓定了这位伴侣，所以在他周围的人事，也都变成微笑了。”（《陶渊明》）
三是滋润了他的诗文，因“伤名教”而被贬九江的白居易在五百年后考察了陶渊明的生活环境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气清高，富有佳境。”（《江州司马厅记》）江州境内有青青苍苍的庐山、烟水浩淼的长江和鄱阳湖，气调清高，不同凡响，实在是一片难得的钟灵毓秀之地。在《题浔阳楼》中白居易进一步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白居易认为，是浔阳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奇异的山水风光陶冶了陶渊明高玄的文思，使他能够写出自然平淡、少有先例的田园诗，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创者。
中国文人一直认为，积极出仕虽然能实现他们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带给他们功成名就的满足，但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不仅荆棘丛生，难之又难，而且扭曲人格、毁坏情性，而山水田园则是他们敞放心神、保全情性、印证人格价值的最佳处所。与山水田园的亲近和晤对，使在仕途中遭遇种种不幸的文人获得了最深的和最后的慰藉，避免了心灵与人格再度受到伤害。
二
陶渊明一生的重大转折是义熙元年（405）八月，即41 岁时从彭泽县令任上辞职。辞官之初，他写下了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归去来兮辞》，总结了其前半生的生活，揭示了归耕的独特意义，传递出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全心肯定，对了解陶渊明的人格和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掷地有声的人生宣言，宋人王十朋说：“潇潇风尘太绝尘，寓形宇内任天真。弦歌只用八十日，便作田园归去人。”（《观渊明画像》）盛赞陶渊明的大智大勇、敢于抉择。袁行霈先生说：“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由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归去来兮”既是清明理性的人生选择的象征，又是美感生活、独立人格的象征：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在序中，陶渊明坦陈为贫而仕，子多且幼，谋生无术，在生存的挤压下不得不违背本心，外出做官，但自己“自然”的天性与泯灭个性的官场却格格不入，难以调和。后来在《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也说自己“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经济压迫、生存艰难当然是痛苦的，但比起官场倾轧、灵肉分离的痛苦根本算不得什么，所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对于陶渊明来说，思想深处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田园与他结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他的精神与物质生活中占据的地位有多重要，可不可以割舍？经过长久深入的思索（包括与能给他带来俸禄的官场的比对、能否承受得了归田后物质生活压迫的痛苦等）之后，陶渊明确信：田园是他的本根，是他的血脉，是他的生命，割舍了田园也就等于割舍了自己的全部幸福。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他借口奔丧武昌，毫不迟疑地归来，所以充溢在《归去来兮辞》中的是强烈的思乡之情及归来后的无比欣慰之情：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开篇即一声发自心底的唤归，在唤归声里，包含了陶渊明多少的人生企盼！他告诉自己，已经过去的事情（指出仕为官）不可挽回了，但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弥补与修正。自己误入迷途走得还不是太远，完全可以掉头返归正路，现在的选择才是正确的。“今是”“昨非”，就是大是大非，马虎不得，表明人生之路是在不断的自我检讨与反省中向前延伸的。宋兰溪邵囦有“今是堂”，元林泉生有“觉是轩”，明开化金寔、清宛平查为仁有“昨非斋”；清吴兴钱守和号“觉非”，元邓椿号“觉非叟”，清江都王兆祥号“觉非子”，明瓯宁吴文亮号“今是翁”；清新阳葛潘凤有“今是轩”，明闽侯郑瑄、清华亭陈锦、吴兴沈兆蕙有“昨非庵”。后人乐以“今是”“昨非”为室名、别号，就是要辨识自我，申明志趣，以陶渊明为人生的榜样。宋人林正大盛赞陶渊明的及时归来：“问陶彭泽，有田园活计，归来何晚。昨梦皆非今觉是，实迷途其未远。松菊犹存，壶觞自酌，寄傲南窗畔。闲云出岫，更看飞鸟投倦。”（《念奴娇·括陶渊明归去来》）
事实证明，陶渊明此次回归田园之后，无论物质生活多么困顿，个人处境多么寂寞孤独，都坚守自己，再也没有出仕，以田园为终老之地，田园有陶渊明期待的一切：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回到田园，回到故乡，有亲戚可以叙叨家常，有琴、书可寄托怀抱，有西田可以耕耘收获，有生机勃勃的山水自然可以亲近，有欣欣向荣的田园美景可以欣赏，何乐而不为呢？陶渊明既欣喜万物皆得其时，也为自己一生将尽于此而欣慰。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
一旦了悟生命有限，便倍觉自由之可贵。诗人要从心顺愿，形为心役，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这里，诗人既否定了世俗的幸福（富贵），又否定了宗教的彼岸世界（帝乡）。在汲汲求官、佛教道教盛行的东晋时代，陶渊明的这个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里，“遑遑欲何之”是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终极追问：我们行色匆匆，究竟要去哪里？又能去哪里？我们急切地想回到家园，却不知道家园在哪里，唯有陶渊明知道家园就是田园：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良辰游赏、农忙耕耘、登高长啸、临水赋诗，有劳作有休歇，有思考有创造，这是诗人追寻全幅的田园生活图景，独立，自由，高洁。
陶渊明一生淡然自守，自甘寂寞，在清贫宁静中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说陶渊明一生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那自然要属彭泽辞官了。就封建官场而言，不过是众多县令中的一个县令由于价值观与性格的原因，理性地辞官归田了，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就文化史而言，却意义重大、非同寻常。因为辞官，陶渊明造就了一个大气磅礴、灿烂嘹亮的文化符号——“归去来兮”，其中包蕴的意义异常丰富。可以说，“归去来兮”是清明理性的人生选择的象征，指明了仕宦之外，人生依旧有大路可走，依旧可以为社会、为文化奉上一份甘甜的思想果实；“归去来兮”是美感生活重新开始、独立人格重新确立的象征；“归去来兮”意味着拒绝名利，重归自我，意味着栖止大地，不再漂泊。“归去来兮”是生活的需要，更是生命的需要。
三
陶渊明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诗哲，不仅在于他的忧患意识，更在于他对于那些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问题的不倦探寻，如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生存的基本要求有哪些？如何看待“耕”与“读”，二者的关系如何？幸福的人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爱与死的本质是什么？等等。
陶渊明对生活的要求原本不高，食能果腹、衣能蔽体就好：“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回到乡村之后，他以耕田为业，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八首》其八），但还是不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且经常陷入困境：“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其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其三）“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陶渊明发现，并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制度在剥削人，于是经过艰苦、反复的探索，他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描绘出一幅安宁和乐、自由平等、风景优美的生活图景，这就是桃花源。在陶渊明看来，理想的社会是人人平等、没有君主、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其特点一是“相命肆农耕”，人人劳动，自耕自食；二是“秋熟靡王税”，自给自足，没有苛捐杂税，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桃花源理想是当时小生产者所能产生出的最高理想，并成为后人用以对抗黑暗现实时高扬的一面大旗，“桃源”“桃花源”“武陵源”也由此成为美好风景、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在陶渊明看来，幸福的人生是纯朴的人生，是有天伦之乐的人生，是充满美感的人生：“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十二首》其四)“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陶渊明认为，用自己的劳动获取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亲情浓烈，并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宽衣缓带，鼓腹而歌，愿意多晚起就多晚起，愿意多早睡就多早睡，就是幸福的。
陶渊明高雅平实，胸襟开阔，目光深邃，在如何看待“耕”“读”这个问题上，最能看出他的远见卓识：“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是陶渊明乡村生活的基本内容，它体现的是中国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其核心是“耕”与“读”。“耕”在前，“读”在后。“耕”得其食，“读”养其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耕”与“读”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耕”关乎现实生存，是基础：“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读”关乎精神生活质量，是指向：“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赠羊长史》）。“耕”与“读”相辅相成、不可分离。“耕”与“读”，代表的是自力更生、充满生机的创造，既脚踏实地又志情高远，既坚忍不拔又有对过去、未来的深情关注。因为“耕”，所以能“欢然酌春酒”，安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读”，所以能“俯仰终宇宙”，让精神遨游于九天之上。耕作不忘读书，读书不忘耕作，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偏废。“耕”与“读”事实上关乎一个人的生存发展，也关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后世为人称颂的“耕读传家”，应导源于陶渊明身体力行的人生实践，
陶渊明对爱与死本质的探究与穿透，是他作为诗哲最重要的体现。《闲情赋》表达的是他对爱的本质的穿透，赋中提出著名的“十愿”，鲁迅先生说陶渊明“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题未定草·六》）。面对心目中的爱人，陶渊明有火热“十愿”，想尽办法与爱人接近：“在衣而为领”“在发而为泽”“在眉而为黛”“在夜而为烛”……虽然“十愿”最后全部落空，但诗人不言放弃，空而又愿，愿而再空，空而再愿。“十愿”所表达的爱刻骨铭心、无以复加，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已经揭示出了爱的悲剧本质：爱是以爱的不能最后实现为存在前提的；反过来说，爱的实现之日也就是爱的死灭之时；爱投入的是生命，不求回报也难以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