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

——念友人梁归智、朱正琳

梁归智与陈家琪（右）

2019 年10 月22 日、23 日，我的两位友人梁归智、朱正琳相继离世，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都是与癌症有关的病。两个人都与我差不多大，一个是1978 年在山西大学就读姚奠中老先生的研究生，一个是1980 年在北京大学就读张世英先生的研究生，与我一样，也是外国哲学专业。他们两个人并不认识，但都与我很熟。我1980 年就在武汉结识了梁归智，后断断续续相识相交，两家人之间也有了一些往来，彼此间变得越来越熟稔。归智兄是红学家，曾约我与山西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批青年才俊，差不多都是姚奠中老先生的研究生，在《龙门丛书》中写了一本关于《水浒传》的书：《人在江湖——水浒：一个文本和一种解读》；后来，又约我参考金圣叹的点评本，对120 回本的《水浒传》重新点评，再行出版。这个点评本连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据说反响不错。于是，我又在此基础上整理为自己的《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算是在对《水浒传》的重新思考上给自己做了一个交代。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与归智兄就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具体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两本书，交谈了许多看法，一般来说，大家都是一致的，也有分歧，他偏重技术上的文本理解，我的专长在哲学思考。那是一种很契合、很舒服的感觉，无论谈多久，谁都想沉浸在里面而自得其乐。他到上海，我和妻子李少华陪他一起去参观大观园，他看得很仔细，对每个建筑物及里面的摆设都能发表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里不对，那里不恰当，并随口吟出《红楼梦》一书中的诗句作为旁证。这种过硬的本领让我们大为惊讶，李少华也就马上从一个业余的《红楼梦》迷变成了梁归智迷。2009 年夏，我们去大连旅游，他送给我的是《周汝昌传》，送给少华的是一本《红楼梦诗词笺注》，因为他知道对《红楼梦》，少华的兴趣和熟悉远胜于我。少华2018 年1 月去世，火化时，我让她带走的就是归智兄的这本书，还有我的一本《人生天地间》。我想，在天堂，寂寞时，她大概会看这两本书。现在，归智兄也去了，也许，天堂里，我们这代人中的彼此相知者已经渐渐不再寂寞，但人间呢？

1980年10月1日梁归智与陈家琪、萌萌、肖帆、张志扬、邓晓芒、皮道坚、易中天、程亚林、黄克剑、黄忠晶等摄于武汉东湖

梁夫人湘如和公子剑箫怎么也想不通归智兄为什么会得上这样的病，他们归结为也许与他过多潜心于古典诗词，并且在性情上变得越来越阴郁有关。但在我心目中，归智兄最大的特点恰恰是平和、开通与不动声色。他是那样一个不慌不忙的人，你简直想象不出他会有手忙脚乱的时候。在写给他的挽联上，我写了这样两句话：“归来魂兮痴情子，智化天地探佚人。”他的“痴情”，是学业上，是对书中的宝玉、黛玉、湘云的“痴情”，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情绪上的无法自拔。我告诉过他许多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他也告诉了我“文革”开始时发生在他身边的许多武汉朋友间不可思议的许多往事，但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的这些事，他几乎都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述说时的安宁与泰然反而让我大为吃惊。我有时会告诉他一些有关红学的新闻，比如又发现了谁的“遗作”，找到了某某的“故居”，他也只是笑笑，明知是假，也并不动怒。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写诗也善于写诗的诗人，特别是古典诗词，总在监考时一个人在课堂上踱来踱去，吟成各种诗篇，从身边琐事到国家大事，无不成诗。我的另一位出身书香门第，善写律诗、绝句的朋友曾告诉我，归智兄的诗是他所见过的我们这代人中写得最好的一个。我有时也会写一些诗词先让他看，他就会告诉我哪两句的平仄、押韵不对，我说能不能打破一下规则，他就说，那也行。总之你想怎么写其实都可以，平仄、押韵只是读起来好听一些，如果考虑到方言，也不一定。但有时也会觉得我这个人过于悲观，比如我为自己60 岁生日写的一首诗，最后两句本是“自来不识路归处，权作东海一微尘”，他就要把最后一句坚决改为“却话帆樯待丽晨”，说是不能太悲观，还是要抱有希望。他是带着希望离开这个世界的吗？他对他儿子说，70 岁时死去比80 岁、90 岁要好。这句话只对那些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而且正身陷疾病与医疗折磨的人来说才有意义。是怎么样的一种处境，才让这样一个想乐观，始终抱有希望的人认定了“这样活着就是一种折磨”这一简单朴素的真理的呢？我又想起了我的妻子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生死事大，但想通了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死，也真的只是一念间的事，是一种把痛苦留给亲人的解脱。在汕头大学有一组人物雕像，大多持伞，也有拿着公文包或拉着行李箱的，匆匆来去。下面有四句话：“地狱在人间，人间有天堂。问君何处去，但凭一念间。”其实，选择地狱还是天堂，并不是一念间的事，但生死之别却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梁归智，一直到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依然觉得他就在大连，活着，很平静，很安宁，与世无争，但又似乎旁若无人。我过70 岁生日时，他来上海，拿出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两个字，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也是他刚刚开始练习书法的习作。我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独具一格的生日礼物，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后来，我的妻子逝世，家里乱成一团，这张纸片，还有他写的到底是哪两个字，都随风而去。现在，他也走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当初写的是哪两个字，又该问谁？到哪里去问？

人走了，带走了所可能带走的一切，而且是尽可能多地带走了。他是留下了那么多书，他的“红楼梦探佚学”也许真的开创了一个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对后来者有着不凡的启迪作用，但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真的能和他所带走的东西相比吗？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定非常非常痛苦，我看过照片。当时我人在汕头大学上课，无法脱身，很想通过视频说上两句话，他的儿子说，不行，他的精力和声音都说不成话了，大概也是不愿意让我看到他最后的摸样。

那么最后闪现在归智兄脑海中的是一句话，还是一句诗？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从那个地方回来过，能真切地告诉我们生命最后一刻的所思所念——至少我没有亲耳听见有人说过。什么叫永远的遗憾或抱恨？活着的人该向谁诉说？

“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这是宋代词人张先的一句词，就这样忽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在说谁？说自己还是说他人？不知道。但这句词就这样久久盘旋在我的脑海中不忍离去。

二

朱正琳，人们都习惯管他叫“老朱”，我却从未这样叫过，只是习惯叫他的妻子“小付”。这是一个在性格上与梁归智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讨厌你与他说些“夜过也，东窗未白孤灯灭”之类的话。当然，更讨厌的是那种舞文弄墨式的无病呻吟。今天，当他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我思念他，而且说出张先的这句词句时，我倒觉得他那坚毅的面容上也许会平添几分柔和。

首先还是先让我回到1986、1987 年的日记。

注意：那是一段距今已三十多年的“陈旧岁月”。

1986年4月23日，星期三，晴。前天上午晓芒来，说他已译了一部分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Natural Science，希望我再能根据英译本校对一下。其实是希望我能读读。大概有八万多字，校对起来，难度很大。下午忠晶来，详细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特别是第二个儿子之所以能出生、能存留下来的冒险经历，听得人惊心动魄。昨天，正琳与萌萌一起来，劝我直接调到湖北大学去，说这也是张先生的意思。我基本答应，只是要看房子的分配与妻子的工作，儿子上学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马上就是40 岁的人了，明知大家都聚在一起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但还是不妨再浪漫一次，也许聚在一起能做点共同的事情。这里说明一下：我当时在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这个所本来兴旺发达，人才汇聚；后因为一些原因哲学研究所基本上就被搞垮了，能走的人也都走了。萌萌的继父是原武汉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湖北大学）的院长，也是张世英先生的早年朋友。张先生就从北大过来，在湖北大学创办了“德国哲学研究所”，朱正琳也从北京到了武汉，在德国哲学研究所任教，主要的工作就是想在湖北大学召开一次国际德国哲学研讨会，主题是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于是张志扬（当时在湖北社科院）和我就成为要调进湖大哲学所的首要人选。晓芒是专事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但他当时说“导师在，不远行”，加上从武大来湖大，情感上也会有点小波折。当然，他主要是个不爱移动的人（他曾告诉我，康德给痛苦下的定义就是：被迫移动位置），能不动就不动。所以当时的德国哲学研究所就内定了正琳、志扬和我。当然，还有原来就在哲学所工作的谭明儒、刘简言、张传湘、许凯等人。

志扬5 月30 日正式调到了湖北大学。现在就剩下我了。

这期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8 月1 号在贵阳开现代西方哲学研讨会，因为8 月3 号下午，北京和武汉的两拨人（正琳无形中成了一位连接的纽带，尽管是有偏向的纽带，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后面细说）齐聚正琳家，开始讨论问题。参加的人有越胜、友渔、王伟、甘阳、志扬、宣良、有伯、萌萌、正琳和我。晚饭后回到我们的房子继续讨论，从8 月3 号晚上一直争论到8 月4 号凌晨4 点。大概的问题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从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得到解释？在什么意义上，这些问题又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北京的朋友强调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求的学养、学理和学术，问题只在我们是否理解和消化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我们几个人则更强调个人在气质、体验和感受上与那些人、那些问题和表达上的相通，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不过也表达出了在我们这里还是一些朦朦胧胧的问题意识，所以我们能感受到，但表达不出来。北京的朋友认为现在就是要引进和传播，需要大量翻译、出版、宣传，我们说，这个当然需要，但也必须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表达出来，否则就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鹦鹉学舌。当时我们几个人正在想出一套名为“鸭嘴兽”的丛书，每个人一本，写自己研究哲学问题的经历与感受，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形式、角度、表达方式上要全新。北京的朋友认为自己占有的资料最多，学术氛围最好，外文阅读最便捷，所以不认为其他地方的人能有多大建树，这就在气势上总有一种压倒别人的感觉，而这一点，又恰恰是让别人不服气的地方。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上，能形成一种团体性力量的，就只有北京和武汉两地，上海也已经有了一个学术圈子，但并不表现在哲学上。当时正琳说话并不多，但一直在听；1990 年从德国回来后，更对所谓纯粹的学术研究有了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这自然是后话。

9 月22 日星期一，上交了请调报告，很坚决，尽管已经去了湖北大学好几趟，觉得与武大、华工比较起来，湖大确有许多不足，但这一切也只能诉诸不顾。

10 月2 日星期四，正琳一家、彭海平一家，还有萌萌、小任来家吃麻食，大家都很愉快，我已经开始动笔写我的“鸭嘴兽”，名为《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读加缪的《局外人》和索尔·贝娄的《赫索格》，里面几乎讨论到了大家当时所关注的所有哲学问题，但不是论文式的讨论。正琳当时还没有确定要写什么，后来就有了他的《里面的故事》。总之大家都想让哲学别开生面。

10 月15 日星期三，和少华一起去湖北大学，看了分配给我们的房子，见了李院长和志扬，在正琳家吃饭。

11 月3 号星期一，李院长、张传湘、许凯专程来华中工学院取走了我和少华的档案。从理论上说，我们已经是湖北大学的人了。

12 月11 号星期四，去湖北大学面见张世英先生，详细讨论了国际哲学讨论会的有关问题。

12 月20 号，星期六，开始到湖北大学举办的哲学讲习班讲课，志扬讲海德格尔，我讲叔本华。叔本华虽然与黑格尔同时代，但也算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位开拓者。

1987 年元月20 日，星期二。志扬、正琳、萌萌和我一起到画家李世南家做客。正琳大醉，口吐真言，可见心中之不平与愤懑；同时也证明了西凤酒的力度远超茅台。醉酒后世南兄为我作画，题为“小牢子也”。

元月26日，接正琳信，邀大家在初一（元月30日）全部到他家做客。这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晓芒29 号（除夕夜）忽然来到我们家，说忙于写作，还没有顾得上吃晚饭，而街道上的所有餐馆业已关门大吉。于是当晚就留宿我们家。第二天，小任（任建成）也来我们家，要吃饺子，因为初一吃饺子是北方人的惯例。于是我们就留在了华工忙着包饺子，没有到湖大正琳和小付家赴宴。那年头没有电话，一切只靠写信。从华工到湖大，信件至少三天。当时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得知，志扬、萌萌也没有去。这是一件很伤人心的过失。据说小付把做好的所有的菜都倒了，而且发誓从此不再请客。事后与志扬谈及此事，他也解释了各自的理由，并向正琳夫妇致歉。但这件事，却积压在心头，其实并没有过去。

朱正琳

正琳是这样一个人，刚强、耿直，有心计，会谋划，绝不在强者面前认输，而且总会找到反击的机会。但又乐于助人，喜欢与弱者站在一边打抱不平。

北京与武汉这两个文化圈子，各有各的特色。北京圈子大，但也更松散，各自独立性都很强，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意义上的分野与缝隙。相对而言，武汉的圈子小，但来往更紧密。这种紧密与“小圈子”的形式，无形中又具有了某种排他性。这几乎都是无法避免的社会与心理现象。萌萌无形中扮演了一个沙龙女主人的角色，事实上也只有她们家有地方，有电话，有保姆，还有打印机。萌萌必须花费大力气在几位夫人间周旋，以便维持住她和几位先生间的密切往来。但在小付那里，似乎一开始就不顺，于是只好敬而远之。萌萌2006年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想起她的难处，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不仅萌萌在小付那里一开始就不顺，正琳与志扬、萌萌也多有不顺，与我还好，但在人际间的更小圈子里，又无法与志扬、萌萌和我的关系相比。这是一种一下就能感受到，但又无法明说的相处模式。以后，友渔也与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大概会与正琳有某种相似的感觉。

怎么说呢？我们几个人之间弥漫着一种诗意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表现在言行举止的细微之处。我喜欢把大家叫在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谈感想，写文章；萌萌喜聚不愿散，总是只要能聚在一起就行，哪怕都不说话。志扬就常常沉默不语，让人觉得很难接近。正琳大约很想与志扬交谈一些“在里面”的体会，但总是无法开口。我对正琳说，我和志扬也从未谈过，你不要觉得只是对你。但心中，又总有一种想密切又无法密切，不密切但又似乎很密切的为难。我们几个人，加上北京的周国平、何怀宏，想合著一本《论无聊》的书，我又特别想让大家合写一本书专谈《月亮与六便士》，总之类似的活动，总让一些人有为难之处，不知是参加好，还是拒绝好。正琳无论是去北京还是回贵阳，总能带给我们许多新的信息，让人很兴奋。正琳几乎会唱所有的老歌，也记得所有老歌的歌词。无论在李院长家还是在石人山，都大出风头，而且真正让人惊叹。

我们1987 年9 月26 号正式搬家到了湖北大学，住二区六栋56 门5 号房，为搬家，小谢、小任、刘林都出了大力。湖大这边，靠的就是正琳一家。在忙乱中，人也心烦，正琳对我说了一句类似格言的话，我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再麻烦，这就叫改变现状。

1988 年4 月初，在湖北大学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全国第一次德国哲学研讨会，张世英先生主持，北京和武汉的老先生来了不少，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北京只来了赵越胜，但合影时，他与正琳都离席而去，还是志扬、宣良、晓芒和我站在一起。就会议的主题而言，大家有了更多学术上的分歧。“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这个题目是张先生定下的。但就我们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而言，“主体性”是一个面临解构，至少也是受到挑战的概念。20 世纪80 年代初，“主体性”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概念，主要与人的自由意志有关。但到80 年代中后期，语言哲学兴起，人的主体性意识受到质疑。我自己有点夹在中间的感觉：一方面想维护张先生的初衷，另一方面又想在研究中跟上现代西方哲学的步伐。这一点，从后来我与张志扬合著的《形而上学的巴别塔》（我写上篇，他写下篇）就能看出来。尽管都把问题归结在语言上，但两个人的角度还是不同。在贵阳开会时，叶秀山先生说，哲学史是对哲学问题的思想性思考的历史，哲学是对哲学问题的历史性思考；哲学问题本身就是本源性、永恒性的历史问题，因为你不得不把问题从头到尾重新思考一遍。熊伟先生讲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在的家，我在世，有语言，要说话，但不是在说世界，是在说自己，因为世界是无，自己有烦、有畏、有死。“文革”是怕，怕的是世界的局部，只有畏的对象才是世界的无，所以也叫大无畏，等等。所有这一切，如何转化为自己的语言？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一致的。一方面作为哲学问题思考着死为什么是最本真的可能性，思考着时间的谋划与未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如何安然于过去一切的可能性问题。这里面还纠缠着外在的朋友间的关系、友谊和相处。总之，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张慎翻译），又在朋友中引起一些争论。

真正的争论发生在1991 年11 月4 号开始的河南平顶山市的石人山会议。我们四个人（志扬、萌萌、正琳、我）11 月4 号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坐大巴车到平顶山。这次会议是鲁枢元召集的，本意是讨论他的《超越语言》这本书，谁知竟演变成学术上的一场混战，而在学术的混战中又显现出不同的关注对象和不同学术圈子之间在情感上的分离。参加会议的，我们熟悉的人有徐友渔、梁归智，上海的王国伟、朱学勤、蔡翔，河南的王鸿生、耿占春、曲春景、艾云、武蒙辛，当然鲁枢元也算在内，武汉的张三夕和余虹，还有北京的叶廷芳。新认识的包括陕西师大历史系的秦晖，福建社科院的南帆、作家北村等人。

11 月5 号正式开会。我第一个发言，发完言有掌声，但当鼓掌者发现我的发言其实在引发争论时，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人鼓掌。正琳第一个反驳我的发言，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次性的东西，因为我说了诗人语言的不可替换性。我刚想把问题限制在诗人语言的独特性上，萌萌、鸿生就抢先替我辩护。事后用王国伟的话来说，就是刚一开始，所有的人就都进入了阵地。第二个发言的是鸿生，专门讨论神话问题，想建立一个神话学的模式。但朱学勤又反驳了他，认为现在谈神话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实太尖锐，就如奥斯维辛之后还能不能写诗会成为一个问题一样。于是反驳别人就成了一种发言方式，每个人都针对前一个人的发言进行反驳。下来是徐友渔，谈维特根斯坦，认为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于是鲁枢元又进行了反驳，依据心理学的什么原理，说每个人都可能自说自话。叶先生、归智兄也相继发言，但谈的都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问题。到志扬发言时，他的激动是少有的。他专门讨论德法之争，但又不限于德法之争，着力攻击古典哲学中的同一性原则，如理解、爱等观念。他的发言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论。首先还是正琳，至少在这样四个问题上，他是不能同意志扬的：第一，志扬的发言想突出武汉几位朋友在学术上的一致性，但正琳作为从武汉来的一位学者，并不同意这种一致性；第二，志扬在发言中隐隐强调了经历的一致才使得学术见解上有了可讨论的一致性，但这一点恰恰也是正琳所不能接受的，他对“在里面”的日子有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第三，在哲学上他有他所坚持的立场，这种立场并不能用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加以解释；第四，他也在捍卫徐友渔的观点，因为志扬在发言中反驳了友渔。每个人的发言之激烈都超出了原先的想象。我对正琳的发言做出两点补充：第一，志扬瓦解的是理解、爱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同一性原则，并不是说人世间就没有了理解与爱；第二，作为一种现象，比如托尔斯泰逃离家园，客死小车站，也可以理解为对索菲亚的“爱”的不堪忍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就不爱索菲亚。萌萌、三夕、余虹、占春也都卷入争论，会场变成了武汉人的战场。余虹补充了海德格尔学说中的上帝问题，占春在发言中强调了大家的分歧可以归结为“解释学”问题，受到一致好评。叶廷芳、朱学勤和我中途被当地师专中文系请去做了学术报告，主持人是师专中文系的主任段佩简。叶先生讲了欧洲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化，朱学勤分析了王朔的小说，认为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逃避和无法容忍的精神现象。我主要从方法论上介绍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到了后面，发言的人都有意避开哲学上的争论，开始讨论另外的话题，比如秦晖介绍了斯托雷平的改革与十月革命之间的关系，让人大开眼界。到了晚上，山上的一个住处，很狭小。我们六个年龄大的人（志扬、学勤、继无、友渔、正琳和我）挤在上铺，连翻身都不可能，但黑暗（完全没有灯光）给了人以掩护，加上在床上，所有的人几乎都开始说各种黄色笑话，谁也不知道是谁在说话，反正我是几乎一夜无眠。大家又表现出空前的亲密无间。第二天晚上的篝火晚会，我们这些年纪大的、经历过“文革”的和后来的年轻人（想想他们现在也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形成两个阵营，歌咏比赛，看哪边会唱的歌多。正琳大出风头，而年青一代只好甘拜下风。那是一次让人永生难忘的经历。10 号上午，志扬、萌萌、正琳、国伟、友渔、继无、南帆、海平、叶先生和我一起坐包车去了洛阳的龙门石窟，有合影留念。

关于这次会议，似乎有一个记录留了下来，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笔记草草记下了这么多内容，肯定有遗漏和不对的地方，加上了我个人的偏见。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争论的问题，如果只是两个人在下面慢慢说，就会很投机，而且能相互理解。但一旦在会议上，而且形成了不同的“圈子”，也就增大了分歧，似乎显得水火不容。但实际上，全部参加石人山会议的人，在当时那个年代，都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完全想象不出三十年后的今天，大家会在学术与生活态度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分歧。后来，我与少华在贵阳时，还专门应邀到水库的一个小岛上去见过正琳和小付，一起去的还有贵阳的另一位朋友李蓉和云南大学学报主编卢云昆。我们两家人享受了贵阳的美食，相谈甚欢。大家在一起也谈到了过往的许多旧事，相互间都能感受到彼此的情谊。

三

今天，当年参加石人山会议的几位朋友中，已经有好几位离开了人世，包括我在这里特别要悼念的梁归智和朱正琳。归智兄永远那么平和，与任何人都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只是在诗词中才记录下个人的情怀。感谢他留下了《三十年往事与情怀》的诗集，里面的这首《赠陈家琪》写道：“北海螺听南海潮，江湖行走绿林豪。欲寻旧梦兼新梦，君奏钢琴我度箫。”现如今，北海无螺南海有潮，谁奏钢琴谁又度箫？失去了一个知音，也就等于失去了一个世界。那是永远也无可弥补的。还有朱正琳，年轻时身体受到太大的摧残，但他又如此刚直不阿，身上有着“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真正品性，那种品性不是嘴上说说就算完事的，它要的是一种断然的决绝。还记得1989 年他出国前夕，不断找我，认为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容易轻信，而且想与人说心里话。但眼下不行，谁也别信，更不能相信“谈心”这回事，真是苦口婆心，反反复复。也许这一生就他这样一个具有这种品性的朋友了。我想起在湖北大学时，他们一家三口与我们一家三口玩过几次游戏，我们家陈述比小蓬稍大一些。他总是希望我能走出书房，更多娱乐，更加放松。但如今，谁又能想到他会先我而去？正琳，几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我也不这样叫，当面也是直称朱正琳，但现在，就是想写出“正琳”二字，不是为了表示曾经多么亲密，而是因为没有这样称呼过他，当然也没有叫过他“老朱”，觉得大家在一个单位共事八年，历经风雨，朋友一场，总要有些不同凡响的记忆，于是就想到了“正琳”这两个字。

现在是2019 年的最后一天了，我已经在这里写了八个多小时。几乎是一口气完成了这篇文章。就让我把这2019 年最后一天的这八个多小时，祭献在归智、正琳面前，相信他们在天堂会与我的妻子李少华相遇，而且也都会有另一番可以倾诉的人生感悟。

作 者：陈家琪，同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德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人在江湖》《人生天地间》《话语的真相》《经验之为经验》《沉默的视野》《浪漫与幽默》《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三十年间有与无》《愿作如是观》等。

来  源：《名作欣赏》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