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旬某天，朋友圈几位作家先后转发了一条来自“九久读书人”的微信文章，标题很醒目——“《巴黎评论》第七任出版人逝世，终年52岁”。这位英年早逝的女掌门人苏珊娜·亨内维尔，把她有限的生命都服务于《巴黎评论》，在她工作期间，先后完成了多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访谈”，受访者中就有最近的诺奖得主石黑一雄，以及多位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苏珊娜·亨内维尔的“作家访谈”不仅承续了《巴黎评论》的传统，而且还融入了她的天赋、智慧、胆识以及编辑能力等“个人风格”，连受访者都从访谈文本中感受到访谈这一非虚构叙事的“创造性”。巴黎小说家、也是苏珊娜访谈对象之一的埃马纽艾尔·卡雷尔就说：“《巴黎评论》发表的那些长篇作家访谈能够如此知名，既因为它们的严肃性，也因为它们的自由性。但是直到我见到了苏珊娜·亨内维尔，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严肃性，什么又是自由性。……她清楚地裁剪了文字，当然也改变了我的说法，但是我感觉当时发生的一切都还在那儿。在每一句里，我都能认出我自己的声音。……”

　　《巴黎评论》近几年才开始广泛进入中文读者的视野，之前只有懂英文并且有机会接触英文期刊的人才能读到，其他中文读者只能在别人的转述中窥探其魅力。从2015年起，“九久读书人”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四本《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每出一本，朋友圈几位忠实粉丝都会“奔走相告”。我也经不住他们的“诱惑”，于某次促销活动购下之前出版的三本。在中文版第一卷厄普代克的访谈前言中，访谈者塞缪尔斯“如实”交代了采访厄普代克的“一波三折”，从第一年拒绝接受采访，到第二年答应接受采访，再到作家的“一拖再拖”，最后才完成了采访。而厄普代克不愿接受采访的理由之一竟然是害怕自己变成“又一个牛皮满天、自说自话的人”。作为刚接触《巴黎评论》的中文读者，我在每篇前言和正文中都能感受到《巴黎评论》的 “自由性”和“现场感”，感受到每篇采访都是一个开放的互动过程，而不是一个完美到极致的刻板呈现。

　　近几年，我们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作家访谈，这些访谈大多是由访谈者主导，里面没有刊物编辑的影子，我们最后只成为一个发布平台，也就是说这样的访谈，放到任何文学期刊上，它都“成立”。另外，从访谈文本本身看，有些访谈经常就进入厄普代克所说的“牛皮满天、自说自话”状态，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要么“高度默契”，要么“自说自话”，采访者总是不能“从最佳的视角切入作家们的内心和写作伦理”，一部分受访者又总是在讲自己最成功的一面，而读者感兴趣的那些“困惑”“失败”“纠结”等却被回避了，这种“完美呈现”不是拉近而是拉开了读者与作家的距离。

　　“在每一句里，我都能认出我自己的声音。”这不只是属于《巴黎评论》，也应该属于所有的“作家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