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刊物，尤其月刊，对时间的流逝似乎要比常人感受更为强烈一些，编辑工作是一套程序化的流水作业，几号发稿、几天校对、何时刊印，都被写在了规定里，期期如此，年年如此。好在，我们习惯于赋予时间以节点的意义，时间的节点意义，可期可盼可怀念，如此，总可缓解一下时间被压缩的紧张感，也可在文字的光阴中获得一些满足感。

　　2019，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无论如何，杂志是应该有所发声的。从去年10月份开始，“共和国七十年”就成为编辑部讨论的几个关键词之一，我们想，在特点的时间节点进入历史现场，进入彼时语境，拉开足够长的距离再回望，总会让一些人物的面孔更为清晰，一些事件的纹理更为彰显，但计划周全、希望美好，结果却未能如愿如想。多方角逐、争辩、权衡，最终也未能使这一专题构想赫然醒目于新年的目录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的‘五四’”的出场，也好，“戴着镣铐的舞蹈”虽然少了一些曼妙的轻盈和绰约的风姿，但还能在权限的范围内挪转腾移，还能在目下的言说环境下获得学界的回应，而没有空落为编辑的“一厢情愿”，本身就是可资欣慰的。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到“共和国七十年”，从2018到2019，时间一直向前，某些“事典”如云烟过眼，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些富于政治的和宏观的时间节点当然也必然地牵动了一个庞大群体，而往往，现实中更多的时刻却是属于个人的波澜壮阔。王富仁先生以一个“新国学”的命题概念便活成了别人瞩目的样子，不仅在文学史的田地里开辟了自己的一寸园圃，让众多后来者不时驻足沉潜观望，同时也在某些重要的节点上，被人反复忆起、不断怀念，一如本期“新国学”研究专题当中的三篇文章，由这一原点生发，便可勾连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和讨论的问题来，这样的学者，虽离场人间，仍光芒不减!

　　本期的付梓刊行也即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己亥新春的即将到来，在此，谨代表编辑部全体同仁祝大家新春愉快、幸福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