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的信念

文/张惠雯

德国作家伯尔说，查尔斯·狄更斯有一双湿润的眼睛。他如此描绘这双眼睛：既不完全干涩，也不充满泪水，它是湿润的——湿润的拉丁文叫幽默（humor）。这双眼睛的湿润缘于狄更斯仁慈而乐观的天性。尽管他自己早年的遭遇和他所描述的生活都不怎么快乐，但他却被后人誉为“将人类带回欢乐和希望中的明灯”。

最初，狄更斯写了一部《匹克威克外传》，塑造了一个天真、温暖、幽默、善良的小人物，他获得了成功。二十五岁时，他写了第二部小说，打算涉足罪恶的领域，揭开现实的“真相”。这部小说就是《雾都孤儿》。

在狄更斯的时代，浪漫主义、沙龙情调是主流，风雅者普遍对贫寒和罪恶缺乏兴趣。上层人看不到下层人的境况，也不相信他们竟过着悲惨可怕的生活，社会上风行的文学甚至粉饰窘迫和罪恶。狄更斯常常一个人走在伦敦贫穷的街区，用那双眼睛观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他早已预感到自己的作品将被贬低为粗野不雅，会被优越阶层认为“有伤风化”，但狄更斯认定“真相应该被告知”。

狄更斯不隐恶，但也并非对恶抱有兴趣。他曾多次论及写恶的目的乃是揭示这种生活可悲可憎的真相，去除围绕在罪恶周围的光环和假象，让人引以为戒，并使人们感到仁爱和公正的必要。《雾都孤儿》中对济贫院孤儿遭遇的描述引起了整个伦敦社会的关注，政府对伦敦多个济贫院进行了调查，使得混乱的管理、虐待儿童的状况有所改观。在狄更斯的作品中，他也曾描述监狱、工厂、慈善学校，由于他的小说受到广泛的喜爱，他所揭示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他确实促成了改变。当然，这些改变是看得见的“公正”，还有看不见却更为重要的公正，就是他置于读者心中的“公正”。

如今，在狄更斯时代的“禁忌”已变为我们时代的“时尚”。很多人在写恶，我甚至感到，除了恶我们似乎别无可写了。但写恶的人有了新的嗜好和模式。譬如，把丑恶、痛苦当成一种纯粹的感官“现象”来写，于是，恶和苦的本质变了，变成了一种美学，成了供人欣赏玩味、富有奇特情调的东西。这对那些在堕落中挣扎的人和罪恶的牺牲者来说，不知是安慰还是侮辱。还有一种人嗜好恶，沉浸于最肮脏、最刺激的恶与暴力中，丑恶带给他们的灵感就像血腥味带给鲨鱼兴奋一样，他们会立即敏锐异常、才华横溢，洋洋洒洒地书写黑漆漆、血淋淋的恶。可是，在恶之外，再无其他，没有悲悯之心，没有对美好人性的向往，没有希望。还有一类人把现实主义文学当成粗俗无文的同义词，所以如果他们写底层生活，就把一切下流低级的东西一股脑泼洒在纸上，怎么肮脏怎么写，结果他们没有创造文学作品，而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垃圾堆。这些垃圾堆的臭味足以把人们的同情心和良好愿望熏跑，却吸引了逐臭的群蝇。而现实主义的大师狄更斯却有完全不同的写作准则，他认为如实描绘的底线是“所言不至于下流刺耳”。他写道：“涉及到生活中堕落可耻的层面时，我尽力避免让哪怕是其中最低下的人物口出污言秽语，这不仅考虑到我们时代的教养，也是我个人的口味使然。与其让人物的言谈举止来证明某种生活的肮脏卑劣，我更希望读者能从故事的发展中逐渐得出真实的结论。”这三种书恶者也各有一双观察的眼睛，这眼睛可能是物化了的、非人的，可能是狂热的、冷漠的、尖锐的、干涩的、严酷的，但它绝不会是湿润的。

仅仅说狄更斯是个现实主义者未免太笼统了，因为他不是自然主义式的现实的旁观者和转述者。他笔下的现实乃是受其充沛的情感、人道理想所感染了的现实，寄予着对受苦者最深切的同情，也倾注着他那艺术家的诗意。在《雾都孤儿》的序中，他曾明确表示，这部小说是要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善的美德能够在任何逆境中生存下来，并最终取得胜利。”这种颇有道德色彩的、书恶以扬善的原则在我们当今的一些作家看来可能很土、很过时，但这就是狄更斯的原则，我相信也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鲁迅等人都曾思考并付诸实践的原则，一个虽简单却需要杰出的心灵和才华才能得以实现的原则。因为漠然的心灵不在乎道德、公正和希望，平庸的才华却只会把伟大的道德沦为苍白无力的说教。唯有一支艺术之笔才能把道义化为情感的甘霖滋润人心、净化人性。

在《雾都孤儿》的结尾，狄更斯以叙述者身份动情地向他心爱的人物告别，他写道：“我很想向您描绘他们幸福的生活，分享他们的欢乐。我很想让您看到婚后的萝丝·梅莱迷人的韵致，在那洒满柔和清辉的路上再伴她走一程，看她如何用爱与仁慈照亮与她同行的所有人的心灵……”如此温暖的诗意、抚慰人心的情怀，恐怕在我们今天的写实主义、底层写作中不易找到。

在描写生活的痛苦和悲惨时，狄更斯也尽量以幽默、以人物的美好希冀使之润滑。因为仁慈温厚的他不愿带给读者难忍的刺痛，他希望他们在同情的眼泪中仍能欢笑。由于他的眼睛并非充满泪水，他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一肚子苦水的窝囊之辈。天真的匹克威克四处碰壁却毫不气馁，最后总能脱离困境；小奥立弗会把空碗伸到让他忍饥挨饿的人面前，说“我还要”；年幼的大卫·科波菲尔会厌恶地推开继父摩德斯通的手。这些人物是不屈的，痛苦的遭遇不会成为其沉沦的理由，他们的美德、意志“能在任何逆境中存活下来”。此外，狄更斯还充分利用一个作者的权利，在作品中设置“巧合”，以便把美好的结局给予这些历经磨难的主人公。但他不是通过牵强附会的方式，而是以非凡的艺术才华赋予这些不可能以“说服力”。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将不可能化为可能，说服人们去相信理想中的事物，这不正是小说和其他伟大艺术的魔法之一吗？有的作家避开现实，有的作家仅仅有兴趣描摹现实，而查尔斯·狄更斯这样杰出的作家却兼顾现实与理想，他知道他的使命不仅是让读者看到真相，更是带他们前往一个光明的出口，给予他们现实中也许还看不到的希望。

把狄更斯当成罪恶控诉者或是某个阶级的辩护者，这是阶级文艺理论家的自作多情。恻隐之心、同情、为受苦者伸张正义，这是人性，是人对人的感情，不是人对阶级的感情。在狄更斯的小说里，无论穷苦者还是有产阶层，都可能存有邪念、偏见，也同样可能具有最美的品德。他批判上层人的漠然、伪善、闭目塞听，但他也同样批判底层社会的低俗和堕落；下层人中也有赛克斯这样的“十足的恶棍”，上层人中也有梅莱夫人、布朗洛这样善良正直的人。狄更斯的宽容心不允许让他以阶级、财富划分爱憎，他是公正的，他看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什么抽象、冰冷的界线。这种宽容岂是仇富者或嫌贫者所能理解？狄更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重新规划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但他有一个立足于现实的、更人性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社会中，财产和人的教育、天性的善恶一样有差异，但社会却不乏人道和公正；正直、善良的人会得到报偿，贫苦的人不会孤苦无依地被社会完全抛弃；强者将帮助弱者，富者将接济贫者，人们善待他人、相亲相爱……为阶级理想而写作的作家如今还会有多少人提及？可我毫不怀疑，查尔斯·狄更斯的社会理想两百年后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心灵所抱有的理想。

切斯特顿说：“奥利弗·特维斯特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始终是乐观的……他始终相信这个社会是公正的。”运用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查尔斯·狄更斯是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始终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也许他未必相信当时那个社会是公正的，但他希望它是公正的，或者说，他相信人们终有一天会生活在一个公正、仁爱的社会里。

如果我们今天的记者、作家，这些有权对人们发言的人，能多多少少怀着这个信念去工作，我们的社会离这希望就会更近一些，这想法可能很天真，但这就是我的想法。

2011年7月12日于休斯敦

作者：张惠雯，1978年生，祖籍河南。1995年赴新留学，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1995至2010年居新加坡，2010年后移居美国。小说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2008年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2013年，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同年获“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小说多次上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十大短篇小说排行榜”（2009、2011、2013、2014），被广泛收入2005-2017历年中国短篇、中篇小说年选选本。 现为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

来源：《名作欣赏》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