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曾向弟子介绍他的读书方法，叫作“八面受敌法”，就是他多次阅读同一部经典，每次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现在我也模仿东坡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东坡这位人物进行解读。苏东坡的生平经历非常丰富，成就涉及许多方面，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小时内详细地介绍他。先让我们从他生平的一个时刻切入话题。东坡一生活了六十六年，当他的生命历程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四十四岁那年，即北宋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夏历七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当时我们的苏东坡还不叫苏东坡，他仅仅叫苏轼，字子瞻，东坡居士是两年以后才起的号。那么，这个晚上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我的家乡江苏南部的太湖上，他在一艘官船上，他此时的身份是朝廷的钦犯。一天之前他还是浙江湖州的地方长官，宋朝的地方长官称作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就在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来的钦差赶到湖州，把他作为一个政治犯予以逮捕。本来要连夜押送到汴京，但是因为船舵坏了，当天晚上停舟修舵，在太湖里停了一晚上。古代用夏历来计时，那个月是小月，七月二十九日也就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没有月亮的，但是当天的天气晴朗、繁星满天。而且北宋时候的太湖里面是没有蓝藻的，湖水非常清澈。所以，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良夜，但是这位当时还不叫“苏东坡”的东坡在船上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这次被朝廷千里追捕，罪名非常重。有人说他不仅批评朝廷的政治，而且诽谤皇帝，对皇帝有大不敬的言语，这个罪名是非常重的。他觉得被抓到京城去可能后果很严重，说不定会受到种种的侮辱，还会牵连到亲朋好友。所以，他看着船舱外面的太湖水，突然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也就是寻短见。他想假如我此刻纵身一跃，跳入太湖，那么，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事实上那天晚上苏东坡没有跳下太湖，一个原因是当时押送的官兵对他防守得很严，因为他是朝廷的重犯，必须严加看管。第二，他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很快就回心转意了，决心不自杀了。我们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假设公元1079年夏历七月二十九日的夜晚这位苏轼在太湖的船上跳湖了，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这个事件对于他本人来说，就是生命砍掉了三分之一，少活二十二年。但是，这个事件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史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为朋友们开一份损失的清单出来：

在我们的古文宝库中间，包括《赤壁赋》《后赤壁赋》在内的一千五百多篇古文就没有了。在我们的诗歌宝库中间，包括《荔枝叹》在内的一千六百多首诗就没有了。在宋词的宝库中间，包括《念奴娇·大江东去》在内的二百首词就没有了。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要失掉一幅书法精品，就是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这是两年以后才写的。在日本某一个私人收藏室里有一幅名叫《枯木怪石图》的名画也就要消失了。在一本叫作《苏沈良方》的中医药书里，大概有四百五十个药方就要消失了。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些格言，比如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要没有了。在杭州的西湖上那一条像长龙卧波一样的美丽的苏堤就要没有了。然后在遍布全球的中菜馆里要失掉一道名菜，它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东坡肉”就没有了，因为那是他两年以后在黄州才发明的。还有……我必须加省略号了。也就是说，把这个人的生命砍掉三分之一，让他少活后面的二十二年，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史要损失掉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反过来说，这个人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民族的贡献是何等伟大。所以，苏东坡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没有时间从学术的角度来细谈东坡的意义，我只想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东坡这个人，来看看东坡对我们当代人有哪些启迪意义。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讲。

面折廷争的政治家

首先，苏东坡是大政治家。

北宋后期朝廷里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新党和旧党的斗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要推行新法，要改革，要变法。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主张要保守，要持重，要维护旧的规章制度。两边斗得非常厉害，天翻地覆，势不两立。当时苏东坡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司马光这一边的。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凡是我们现在数得上名字的文人，除了王安石一个人以外都反对新法。不过东坡的态度与众不同，他基本上站在司马光一边，但是有的时候他又对新法表示认同，态度又不像司马光那么固执。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作为政治家，他们的个人品质都非常好，人品都没有缺陷，都堪称典范。但是这两个人在政治上却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在坚持自己的政见时过于固执，他们都坚决认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对方全是错的，非常偏执。苏东坡的观点比较通达平正，比较稳妥，他既看到了新法的种种缺点，也看到了其中某些合理性的部分；他既看到了司马光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也看到了他完全否定新法也是不对的。所以他的政治态度其实是有点中立的。可惜当时他处于新旧两党的夹缝中间，两边不讨好。

我以我的亲身经历说起。1974年，我路过江苏省镇江的金山寺，我不是想去看白娘子的遗址，而是想看看古迹。结果看到金山寺的山门上挂着一条大横幅，上面有一行大标语：“彻底揭开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画皮。”我当时很奇怪，苏东坡怎么会是反革命两面派？那个年代说孔子反革命，孟子反革命，大家都习惯了，问题是为什么东坡是两面派？我就走进山门，看到里面有大字报，具体地批评东坡，说东坡一会儿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一会儿又不满意司马光，所以是两面派。

事实上，苏东坡在政治上的作为，正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在朝廷里发表政见，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思考，从事实出发，从真理出发。他不是看上司的眼色，不是看宰相怎么说，皇帝怎么说，他绝不见风使舵。所以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东坡被视作“眼中钉”。东坡很聪明，他知道因为新法受到的反对太多，王安石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组织手法，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被贬出朝去，凡是拥护新法的都得到升迁。这时候苏东坡反对新法，他说新法在实施中有许多弊病，对民间有很大的扰乱。因为新法实施得太急，根本没有好好论证，就急着在全国推行。正因为东坡批评新法，他被朝廷千里追捕，抓到汴京投入大牢。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牢里待了一百三十多天，差点面临死刑的危险。

但是若干年以后，政治形势变了，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去世了，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东山再起，旧党上台了，苏东坡也被召回汴京，还升了官。但是这个时候，当东坡看到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要在一年之内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推翻，他又站出来反对。他说有些新法还是合理的，而且执行这么多年，百姓都习惯了，要在一年之内全部纠正过来，这很不稳妥。东坡因此在朝廷里跟司马光当场争起来，由此而得罪了司马光。司马光是君子，没有打击苏东坡。但是司马光一年以后就死了，他的亲信、他的部下就把东坡看作“眼中钉”。所以，东坡在朝廷里始终待不安稳，他二十二岁就考上进士，六十六岁去世，他在朝廷里一共只待了八年十一个月，多次被贬出去。请问东坡的这种政治表现是什么性质？这是高风亮节。面折廷争，直言进谏，这是儒家提倡的政治家风范。

苏东坡幼年时候就确立了这样的政治志向，十岁的时候跟母亲程夫人一起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大家读过《三国演义》，知道东汉末年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政，朝政很乱，范滂是反对宦官专政的，所以他被朝廷逮捕处以死刑。《后汉书》里记载，范滂被捕后，他的老母亲前来送别，范滂劝母亲不要悲伤，老母亲大义凛然地说：“你得以与李膺、杜密这样的忠臣齐名，死也无憾了！”程夫人读到这里十分感动，放下书本叹息。十岁的东坡在旁边问，假如我将来做范滂，母亲你同意不同意？他母亲马上说，你要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所以东坡少年时就确立了要有高风亮节的远大志向。我认为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其高风亮节值得后人学习。你要么不从政，要从政的话，就应该像东坡这样敢于说真话，要有高风亮节。

勤政爱民的地方官

苏东坡是勤政爱民的地方官。由于在朝廷里仗义执言，他经常被贬出朝廷，到地方上任职。又由于北宋时候的制度规定，地方官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当时地方上的一把手是知州，二把手副市长叫通判，知州和通判满三年一定要调动，朝廷就怕一个人在地方任职时间太长，会形成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会滋生腐败，所以一定要调动。由于上面两点原因，苏东坡处于不停的调动中。他在很多地方做过官，首先是陕西的凤翔，然后是浙江的杭州，杭州前后两次，第一次做通判，时隔十五年又去做知州，然后是湖州，还有我们江苏的扬州和徐州、安徽的颍州、山东的密州和登州，以及河北的定州，他做了十三年的地方长官，不停地调动。我们考察一个地方长官，当然要看他的政绩如何。可以肯定，苏东坡政绩卓著。

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是江苏徐州。东坡到徐州做知州，上任才一个多月，黄河泛滥，洪水一下冲到徐州城下，把徐州城团团围住，徐州城就靠一座城墙把洪水挡在外面，洪峰距离城墙顶端只有几寸，而洪峰的峰面比徐州城里的平地高出一丈多，也就是说，假如洪水把城墙冲垮，徐州全城就淹没了。东坡急得不得了，就带领全城的老百姓来抗洪，他在城墙上搭了一个草棚子住在里面，日夜都在城墙上指挥。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在城里面挖土，在城墙内侧修一条堤坝，等于重新修一座城墙，从里面托住城墙，不让洪水把它冲垮。

过了一个多月，洪水不退，城里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大家都筋疲力尽，人手不够了。东坡必须要到驻军去求援。大家读《水浒传》，知道北宋的军队分两种，一种叫禁军，一种叫厢军。厢军是地方部队，没有战斗力，老弱病残较多。禁军是朝廷的野战军、正规军，有战斗力。徐州城驻有禁军，但是北宋的禁军只有皇帝才能调动，地方官一兵一卒都不能调动，所以，尽管洪水滔天，禁军却安守在营房里不动。东坡这时候没有办法可想，就亲自走到禁军的营房里，请他们出来帮助抗洪。禁军本来不敢轻易出动，但是禁军首领看到这个地方长官，一市之长，这个知州大人苏东坡走进营房的模样，他浑身泥浆、面目憔悴，几天几夜都没有回家，一直在城墙上抗洪。所以，禁军的首领被感动了，就带着士兵参加抗洪。八十多天以后，洪水终于退了，徐州百姓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

我们说一位地方长官，领导全城人抗洪，这是分内之事，是应该做的。当然东坡做得很好，连新党执政的朝廷都颁发了表彰令。但东坡的过人之处在于第二年春天，洪水已经退了，他马上动员人力、物力在城外兴修水利，加固堤防，预防下一场洪水。我们刚才说过地方官任期最多三年，而且北宋黄河泛滥的周期是五十至六十年。也就是说，在东坡的任期内徐州不可能有第二场洪水，但是东坡为了地方上的长治久安，竟然刻不容缓地加固堤防。这样的政绩与现在某些地方官的首长工程、面子工程，追求任期内的短期效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浙江杭州。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距离第一次时隔十五年。他很喜欢杭州，特别喜欢西湖。但是他第二次到杭州一看，西湖的面积萎缩了。原来杭州这个地方气候温暖，西湖水很浅，所以靠湖岸边的地方水草疯长。水草长起来以后，草根容易堆积淤泥，淤泥加上水草，形成了一种江南人叫作“葑”的东西，这个葑就把湖面堵塞了，西湖萎缩了三分之一。东坡很急，因为西湖当时不但是游览景点，而且是杭州唯一的淡水源，所以他上任伊始，就开始整治西湖。我手头有一个数字，就是西湖被葑遮掉的面积，达到二十五万平方丈。东坡就动员人力物力割水草、挖淤泥。水草、淤泥堆积如山，这么多废物堆到哪里去？当时西湖里只有一条堤，是东西方向的，是唐代传下来的，叫作白堤，湖的南北方向没有堤。东坡整治西湖，弄了这么多水草、淤泥出来，没有地方堆，他就想不如在西湖里再修一条南北方向的堤，倒可以变废为宝。几个月后，一条新的长堤修成了，为了让湖水流动，堤上建有六座桥，桥下有孔，湖水可以流动。东坡离任以后，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堤称为“苏公堤”，后来简称“苏堤”。

两年半以后，东坡被调回朝廷去了。临走之前他又想，现在暂时把西湖整治好了，湖水清澈了，但是气候没变，湖里的水草还会长，不久后水草又长起来，淤泥又堆积起来，该怎么办呢？他要想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他向当地人请教以后，就找到了一个办法，原来当地的农民喜欢种菱角，种菱角的人下种以前一定要先除草，否则水草长得太快，菱角就无法生长。于是东坡规定了一个地方法规，刻成石碑竖在杭州官衙里面，规定每年用很低的租金把沿岸的湖面出租给农民种菱角。农民为了种菱角，就会每年除一次水草。他又担心万一农民种菱角觉得收成不错，逐步扩大种植面，最后一直种到湖心，菱角把整个湖面都盖住了，东坡就规定只许在沿岸的水面种植，靠湖心的地方不许种。问题是水面上怎么标界限？他就请人用石头凿了几十个小宝塔，竖在湖里，两个宝塔之间的连线就是界标，靠岸的湖面可以种菱，靠湖心的湖面不准种。时隔九百多年以后，还有三个小宝塔遗留在西湖里，就是现在的三潭映月。那三座小宝塔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当时东坡用来标界线的。

杭州西湖现在是世界闻名的游览景点，我一直想，假如杭州的旅游部门要想为西湖写一首旅游广告词的话，他们不用写，只要到苏东坡的诗词中去找一首就行了。东坡有一首七言绝句描写西湖：“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西湖最好的广告词。但是东坡对西湖的贡献不仅是写了这么优美的广告词，而在于西湖有今天这样的面貌，是跟东坡分不开的。苏堤是他建的，西湖的湖水这么清澈，是东坡给后人留下的。

总之，东坡在地方官任上的政绩，都是为地方上做长远考虑，都是为了当地百姓的长远利益。他得到百姓的衷心爱戴，不是无缘无故的。

一个勤奋的天才

东坡肯定是天才。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人，一般不大说“天才”这个词，但是我必须承认苏东坡是天才，要不是天才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许多方面都做出登峰造极的成就。北宋有这样的传说，说他诞生的那一天夜晚，他家乡附近有座山叫彭老山，山上的草木一夜之间全部枯死。为什么他一生下来，彭老山上的草木会枯死？古人相信凡是特别灵秀的人物，天地山川的灵气都凝聚在他身上，山川的灵气被他吸取了，草木就会枯死。朋友们不要批评苏东坡破坏环保，这不是他主动造成的。而且北宋还有第二个传说，六十六年以后，苏东坡在我们江苏常州去世，那天彭老山上的草木一夜之间全部返青了，他的灵气又还给山川大地了。

朋友们都知道东坡在古文、五七言诗、词，以及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北宋的最高成就。此外，他在评论方面也是天才。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山水诗写得很好，山水画也很有名。是谁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苏东坡说的。东坡说了这八个字以后，就成为对王维的定评了。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曾对年轻人说，你们写的作品要想送给苏东坡看，不要有心理障碍，只管给他看就对了，因为他不会耽误多少时间。黄山谷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你把一首作品送给东坡，他拿起来用鼻子一嗅，就知道好坏了。因为他太敏锐了，他的判断太准确了。

天才需不需要勤奋？当然需要。苏东坡的成功一半在于天才，还有一半就是勤奋，他有过人的勤奋。他晚年对弟子晁补之说，我年轻时读书，每读一部经典，一定从头抄到尾。贬到黄州以后，东坡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闻名天下了，但是有人去看他，发现他在家里抄《汉书》，他自己说是第三遍抄《汉书》了。他抄书时第一遍用楷书抄，第二遍用行书抄，一边抄一边练字。东坡一生都在学习，一生都在思考，所以他的创造也是贯彻终身的。而且东坡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个大家，他的学问、他的兴趣，实际上是遍布其他学科的，甚至连理工科他也关注。

我们江苏徐州有一所大学叫作中国矿业大学，是全国研究采煤最好的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前年成立了一个苏轼文化研究中心，请我当他们的兼职教授。我说你们矿业大学怎么会成立苏轼文化研究中心？他说你不知道，苏轼就是中国采煤事业的先驱。徐州的煤矿就是东坡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发现的。

东坡跟广州也有一点关系。东坡五十九岁那年被贬到广东惠州，到惠州之前先路过广州。广州当时的地方长官叫王古，是东坡的熟人，东坡在广州停留了几天，王古不改旧态，热情地接待东坡。东坡到惠州后，曾给王古写过好多封信，其中有两封的内容是建议在广州安装自来水。原来广州自来水的最早设计者就是苏东坡！东坡两封信的原文都在《苏轼文集》中，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文集第五十六卷中的《与王敏仲》十八首中的第十一封和第十五封。敏仲是王古的字。

信的内容说广州的老百姓都喝珠江水，因为南海涨潮的时候海水倒灌，珠江水又苦又咸。在广州城外不到二十里的地方，半山腰里有一个流量很大的泉水，东坡建议用粗大的毛竹管一根一根地接起来，把泉水引到广州城里来，给老百姓做饮用水。这就是现代的自来水，不过是用竹管代替铁管而已！把毛竹管接起来引泉水，这个技术不是苏东坡发明的，我们在杜甫的诗里就读到了。杜甫在夔州曾看到当地老百姓用竹管把山上的泉水引到山脚下来。问题是苏东坡在这两封信里面提供了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他说毛竹管一根根地接起来，不管你插得多么紧，衔接的地方一定会有渗漏。东坡指点王古怎么解决渗漏问题，他说要在前面一根竹管较细的一头先缠上一层麻丝，再涂一层漆。20世纪70年代我当知青的时候，曾帮我们公社安装过自来水，我到县城自来水厂学基本技术，老师傅教我说主要是防渗漏，两根水管接头的地方，虽然有螺纹，也会漏水，怎么解决漏水问题呢？老师傅说先在上面缠一层麻丝，再涂上一层漆。我后来到南大读研究生，看到九百多年前这个技术已经被写在东坡的文集里面了。东坡的另一封信告诉王古，说用竹管引水，时间长了总会有沙泥堵塞。怎么检查堵塞在哪根竹管？东坡说要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一个绿豆大小的小眼子，再用竹钉把它销住。出现堵塞后，只要逐一拔掉竹钉，就可以断定在什么地方堵塞了。这个例子说明东坡一辈子都在思考，都在学习，真正地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东坡在信里说了，他是从惠州的一位道士那里学到竹管引水的技术的。他那时候已经六十岁了。所以说，苏东坡是在天才的基础上加上勤奋，才成就了他一代伟人的地位。

作者：莫砺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

来源：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17年第11期，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