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莫砺锋：《卖瓜者言》(2019年第6期)

精彩摘要：关于这个文集的其他话题我就不说了，文字都在这里，是好是坏，请各位来批评。还记得我考上南大研究生以后，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兴冲冲地拿到外婆家去给外婆看。我的小姨妈在旁边说，发表文章太可怕，你的缺点错误人家都看到了，大家一起来批评你，这多可怕！我想确实如此，出一套文集更是这样。晋朝有一个人叫钟会，钟会当年写成了《四本论》，想送到嵇康那里去请教。门开以后，他从门外把书稿远远地扔过去，然后转身就逃，因为他怕听到嵇康当面批评他！今天我也有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但是台下正坐着几十位嵇康，我无路可逃。况且这些嵇康们是文学院专门请来的，我要逃走了也不像话，所以我决定老老实实地坐到台下去，倾听各位嵇康对我的批评。

十，罗振亚：《是“死亡”还是“新生”：我看二十一世纪新诗》(2019年第9期)

精彩摘要：如此肯定21 世纪诗歌的“亮点”，并非是对它的完全认可。由于诗人们重建诗歌形象的方法还说不上十分得当，当下生活尚未给诗歌生长提供更多生长的可能，21 世纪诗歌没有在短期内进入人们希望的那种境地，其存在的负面价值和诸多“盲区”不容忽视。如今的诗坛看似热闹而有生气，甚至在地震事件中还有一线“辉煌”的霞光闪过，但所谓的“升温”与创作本身的质的飞跃构不成必然关联，实际上它的命运远未彻底走出低谷和边缘，还透着一股内在的悲凉。

十一，傅道彬：《<左传>的政治流亡者形象》(2019年第10期)

精彩摘要：血腥与动荡间的非凡经历，让流亡者与众不同，产生了与一般循规蹈矩的士大夫迥然有别的思想锋芒和精神性格。流亡当然是苦难，但《左传》并不简单描写流亡者的不幸，而是通过流亡写出公子贵族的成长、成熟，这使得中国文学史有了一批在苦难中进取的贵族形象。春秋时期最著名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都有长时间的流亡历史，齐桓、晋文之所以在春秋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和他们流亡中丰富而坎坷的人生历练密不可分。《左传》对齐桓公三年流亡经历虽然只是轻轻带过，却也为齐桓公后来的政治作为做了铺垫。而对晋公子重耳的十九年流亡历史则浓墨重彩地描写出来，勾勒了晋文公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到大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成长历程。晋公子重耳流亡之初，他在狄盘桓十二年，沉醉于与季隗的爱恋之中。到齐国则安于舒适的生活，不肯离开，还是深明大义的齐姜与子犯“醉而遣之”。一路的波折坎坷渐渐让重耳成熟起来，回国之后迅速让晋国安定下来，城濮之战，一战而霸；践土之盟，威风天下，决定了整个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重耳成为政治流亡者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人物。春秋时期群星闪耀，英雄辈出，而政治流亡者的陈公子完知礼好古、文质彬彬，晋士会的智慧从容、大略雄才，鲁昭公的任性固执、诚恳仁慈，以及伍子胥的刚直不阿、急切狂狷等，活跃在充满新人文精神的历史舞台上，是春秋时期最有影响、最具光彩的形象。

十二，黄子平：《苦心经营的随便——汪曾祺、林斤澜论小说》(2019年第11期) 

精彩摘要：20 世纪80 年代，两位“老”作家都是以花甲之年重新写小说，汪曾祺自喻为“枇杷晚翠”，林斤澜则感叹道：“腰腿手脚都还灵便，还觉悟着心灵的自由。说是觉悟，可见先前的懵懂……现在我有心灵的自由吗？反正现在显出来是一生最自由的时候了。”三十年后重温，汪曾祺和林斤澜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小说，提供了亲历者的经验和反思，佐以他们自己的小说实践，是一笔值得重视的文论遗产。即使在这个狭小的领域，其实当代的遗忘机制一直在运作。——此时正是重提他们的反思的必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