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人中，杜甫无疑是被论述得最多的一位。“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国内国外，我敢说人们几乎从一切可以穷尽的方面研究了他（其实大部分研究是重复劳动）：他的诗艺，他的为人，他的世界观，他的饮食起居，甚至他的怪癖。“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及虚幻想象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有人从新批评，即语言学批评的实践解读杜甫，如高友工对杜甫《秋兴》的著名分析。甚至还有人说：“杜甫晚期诗作平衡感性与智性，以超现实意象以写现实，已逗出现代之先绪……”纵观当代，不仅有人论述杜甫诗歌现代性的问题，也有人论述其后现代性的问题，各种论述真是乱花迷人眼，在此不必一一举出。

现在，我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关杜甫，我们是否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可说？而本文所要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即杜甫研究中有一个从未被人谈论的形象或诗歌品质，那就是他有一种极乐的自我虐待倾向，并且他常常是十分忘我地陶醉于自身的苦难。

一种新的颤栗

如何界定极乐的自我虐待呢？让我们先来读一段T.S.艾略特在《波德莱尔》一文中所说的话：“他是这样的一群人之一，他们有伟大的力量，但那仅仅是受苦的力量。他不能逃脱苦难，也不能超越它，因此他就把痛苦吸引到自己身上。他所能做的，就是运用痛苦所无法削弱的那种巨大、被动的力量和感受性，来研习他的苦难。在这一局限内，他根本不像但丁，甚至也不像但丁地狱中的任何人物。但另一方面，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暗示了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的可能性。”波德莱尔用如此巨大的力量及感受性来拥抱苦难并以此达到一种积极的极乐（beatitude）状态（这一状态是许多诗人都曾经历过的写作状态），这是对波德莱尔其人其诗最精准的阐释。有关这种自虐式的极乐状态，这种因苦难而勃发的一种极乐状态，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可谓随手拈来：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告读者》）

感谢你，上帝，是你把痛苦

当做了圣药治疗我们的罪污，

当做了最精美最纯粹的甘露，

让修炼者去享受那神圣的极乐！

（《祝福》）

——哦痛苦！哦痛苦！时间吃掉生命，

而噬咬我们心的阴险敌人

靠我们失去的血生长并强盛！

（《仇敌》）

啊危险的女人，啊诱人的地方，

我可会也爱你的白雪与浓霜？

我可会从严寒的冬天里获得

那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乌云密布的天空》）

从以上所引波德莱尔四首诗歌的片段可见，他是怎样沉醉于这种至苦的极乐状态的，并赋予这种极乐状态以积极性，那正是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极乐。在此，我们感到的是一种灿烂亡命的颓废激情，一种冒着烈火出入地狱的英勇决心，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冲动（见后文），一种争分夺秒的残酷燃烧，但那正是对苦难的极乐燃烧。为此，他的诗歌才得以如此白得炫目、令人震惊，犹如雨果所说，“波德莱尔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颤栗！”为此，他诗歌中的陌生化、张力、爆发力以及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指反社会范畴的现代性）才由此而生。

波德莱尔代表了某一类诗人的精神病症候：对于苦难的偏执和陶醉以及死本能冲动。如疯狂的炼金术士兰波，如“我享受这残忍的伤害”的曼德尔施塔姆，如“我将创造一个紧迫的狄兰”的狄兰·托马斯，如“我吃男人如吃空气”的西尔维亚·普拉斯，如“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的海子……我们诗人中这些可泣的极乐亡魂的名单，我已不忍继续开列了，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唐朝吧，且看另一个诗人就要出场。

积极的极乐状态

现在，杜甫正带着他的极乐—— 一种自虐式极乐——向我们走来了。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杜位宅守岁》）

这是杜甫写于长安十年那段时期的一首诗。杜甫当时在他那颇为发迹的族弟杜位家中过年。他看到的是椒盘颂花的过年仪式，以及前来族弟家中过年的其他宾客的热闹场面。一些人骑马而来，另一些坐车而来，马槽边一片喧腾，点燃的火炬吓得林中雀鸟四散飞去。这四句书写景致，文笔和平、规矩，速度平缓。接下来四句，杜甫突然翻转一笔，犹如川剧变脸，从实景写到自己的命运。五、六句是蓄势，七、八句简直是晴天霹雳，速度似疾风野火，铿锵刮过，读来给人无半点思考与喘气的时间。这种前后迅速的风格转换正是杜甫艺术的特征（借自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论杜甫的一个观点）。诗歌中的快慢节奏，情景张力，在此，杜甫真是拿捏得稳当。顺便指出一点：第五句颇具现代感，如同T.S.艾略特在《叶芝》一文中所说：“其中有这样伟大的诗句（指叶芝写的《责任》一诗）：‘饶恕吧为了贫瘠的热情/我已快满四十九岁了。’在诗中说出自己的年龄是有意义的。将近用了半生时间才达到词语的随意性，这是一个胜利。”唐代的杜甫早已达到了这词语的随意性，这种口语的胜利他早已驾轻就熟了。

让我们再回到议论的中心。如前所述，艾略特在谈论波德莱尔时使用了一个词“极乐”，这个词用在杜甫此诗的末二句上真是十分恰当、绝不突兀，这二句诗是一种典型的自虐式死本能冲动，自然也是一种积极的写作时的极乐状态。这种对于痛苦的极乐状态并非波德莱尔独有，前面已说过，一切有死本能冲动的诗人都有。杜甫四十岁时决定烂醉度一生，从此不拘束，同样是对“极乐”一词最好的中国注释。正因为是中国注释，我们从杜甫这首诗中看到的是一种从慢到快的极乐，一种汉人的极乐，而不像波德莱尔等西方诗人一上来就是狂飙突进，义无反顾。

为了获得极乐状态，众所周知，波德莱尔用酒精和大麻杀伤自己。杜甫何尝不是如此，仅仅是他没有大麻而已，但用酒精使其达至自虐式的极乐状态可以说与波德莱尔不相上下，同样达到了登峰造极之程度。联系到杜甫写酒之诗极多更能说明问题。这里要区分的是李白，李白的诗也几乎是篇篇沾酒，但李白是欢乐英雄，并不以酒来拥抱苦难，因此不像杜甫，只能以酒进入极乐的自我虐待状态。至于整个从古至今的中国诗人与酒之关系，在此就不做过多的议论了。

下面让我们再来读杜甫的《曲江二首》：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杜甫这两首诗均是写在曲江畔赏花吃酒、感物抒怀、沉湎颓唐之事。只是前一首着意在花，顺带出酒；后一首却着意在酒，并顺带出花来。

且看他前一首诗。开篇便用曲笔，倒追至一片初飞说起，而“减却春”又透出春天寸寸退去的消息。落红万点齐飘，正逗出“正愁人”。物候惊心，杜甫面对“风飘万点”的“经眼”之花，只得以酒挽留光阴。金圣叹评这起头三句说：“第一句是初飞，第二句是乱飞，第三句是飞将尽，裁诗从未有如此奇事。”如此剪裁翻飞的春花，又可见杜甫之笔力。既然花欲尽、春要去，就得不停地喝下去，因此才有酒虽“伤多”，但切“莫厌”，终于杜甫喝酒喝垮了身体，他后来这样说过：“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对这几句诗有一个解释：“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都不断地缠绕着他，最后牙齿落了一半，耳也聋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老人。

后四句，杜甫又往深处流连一番人世，更发奇想惊人。春光易逝，其实正是生命易朽。那小堂翡翠，不过一小鸟，而如今现存却金碧可喜。高冢麒麟，虽是达官贵人，而今日不在，早已没入黄土。“巢”字甚妙，写出加一倍生意；“卧”字亦妙，写出透一步荒凉。 “江上”二字，于生趣旁边写得逝波不停，最宜及时行乐；“苑边”二字，又于死人傍写出后人行乐，便悟到绝不能强行追陪也。这二句，杜甫托出了无数生命苦难之感悟。接着，他用“细推物理”的慢工细活，缠绵地研究着痛苦或生与死这个问题，从而得出“须行乐”的结论。杜甫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再不用那无聊的浮名绊住自己，他要放开一喝，喝到死。这时的杜甫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看得清楚：“沉湎饮酒之中，杜甫诗作中最颓唐的作品，就是此时写的。”

再看杜甫后一首诗。劈头一句“朝回日日典春衣”点出了一番杜甫的人生观。后一句又将人生的怠惰与无赖写得透入骨髓，仿佛杜甫成了本雅明笔下那个游手好闲的波德莱尔。前者在曲江吃酒、乱走，后者正醉意阑珊地游荡在巴黎的拱廊街头。

杜甫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既想用世又要懒朝，由于情结太重，他只能以酒解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杜甫恨上班，那么他爱什么呢？专爱在曲江畔积极地大醉。为“尽醉归”这门功课，诗人开始疯了似的四处欠酒债。反正春将尽，人要死，不如醉死算了。金圣叹评这四句尤好：“一日醉，一日债，一日无债，一日不醉。然而日日典春衣，一年哪有三百六十春衣。每日尽醉归，三百六十日又哪可一日不醉而归。如是而又毕竟以酒债为寻常者，细思人望七十不大寻常。然酒债乃真是寻常。真惊心骇魄之论也。

后四句杜甫从周遭的景色与生物中体会到一种唯美的颓废，所以他要“且尽芳樽恋物华”。老人岂有多时，不过暂且相赏，千万莫相违于这转瞬即逝的春光。

读这首诗，我读到的是杜甫在这千金一刻的春景中，那一点又一点极乐之血泪也。

最后，我们再读一首杜甫的《狂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杜甫这首诗在技艺上与《杜位宅守岁》近同，前四句慢，五、六句蓄势，七、八句发力。前六句与狂夫毫无关系，后二句陡转过来，真是不狂也狂矣，若一太极高手，最后一掌致人死命。杜甫这一作诗惯例与技巧并非本文要讨论的，只是顺带指点便罢。下面我们还是来看其自我虐待的肖像。

从文字的表面上看，这是关于杜甫在蜀地生活后期的一则写照。我们知道，在成都时期，杜甫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幼时的好友严武，在四川任节度使，一直对他颇多照顾，不断地分赠禄米给他。但后来严武死了，杜甫一家难免又要忍饥挨饿，只有“色凄凉”这一途可走。世态炎凉，人心轻薄，但杜甫并不就此罢休。往深一步想，他是要顶着苦难扑向极乐。末二句虽有“疏放”、“自笑”这等胸次，但我们感受到的不正是波德莱尔“那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吗？那是一种苦难的放歌，苦难的欢乐。纵便一家人快要饿死了，诗人还只是享受“疏放”，享受“老更狂”。这又使人想到庄子，太太死了，他要鼓盆而歌；想到阮籍，他背着酒壶和铁铲四处狂奔，随意醉死并随意埋葬。这里的杜甫、庄子或阮籍，他们都证明了艾略特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那句话：“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暗示了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的可能性。”又犹如罗伯特·佩恩所说：“像波德莱尔一样,杜甫也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特别是对苦难的敏感性。

烂醉是生涯

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清楚见出，杜甫如波德莱尔一样，是通过一种自虐式的冲力达到一种拥抱苦难的极乐状态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是一种死本能冲动。说到死本能，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日日被死亡缠绕的人。四十岁后，他便几乎天天想到死。按弗洛伊德的一般之表述，人对于死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面对死亡这个母题，才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倾诉这些话语的最佳去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因此，呕心沥血演唱苦难与死亡之歌的诗人不在少数。

死本能是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一开始都是朝向自身的。与这个冲动相对的是生本能（life instinct），那是一种建设性的，并带有创造性的力量。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就是要驱策一个人直奔死亡，因为死才能使他真正平静。只有死亡，这个最后的休息地，才能使他完全解除紧张和焦虑。这种自毁冲动有时受生本能的压抑而减弱，或改变了方向。不过有时候生本能会失去这种力量，这时死本能就可能借着自毁或“自杀”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诗人就是这样表现的。“烂醉是生涯”便是杜甫自毁或“自杀”的咒语或决心。

在多数时候，生本能会迫使死本能以各种形式伪装起来。除非真以肉躯赴死（如卧轨自杀的海子及上吊自杀的顾城），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往往会将死本能冲动移置到另一种形式中，如自我虐待，如成为一个享受自己身心痛苦的人等。杜甫是这样，波德莱尔也是这样，他们通过自我虐待抵达了一种极乐状态。他们在极乐中并非当场而是日益紧迫地“杀死”了自己，而不像一般的具有死本能的人那样，把“毁灭能”的方向转向外界，成为侵略性的人、虐待狂的人，甚至成为谋杀者。诗人杜甫仅仅是把死亡之刀对准了自己。他那悲惨的一生应验了荣格的一句话：“一个艺术家为自己创作力的神圣火焰将付出惨重代价，这似乎是一条牢不可破的规律。杜甫在“烂醉是生涯”中，如同“醉了的野火”（“Life whirls past like drunken wildfire”，这是美国诗人Kenneth Rexroth所译的“烂醉是生涯”这一句，译成中文便是：生命飞逝如同醉了的野火。译得真是璀璨传神，惊心动魄，此人不愧为我一直乐道的杜甫之美国传人）享受着他的自虐，享受着他的苦难。终于，杜甫为我们完成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他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在自虐式的极乐中获得了永生。

它是一副面孔吗

最后说一点，我当然知道评论界早已对杜甫做过如下定评：他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他忠君爱国、关心民生疾苦，他的性情与诗情乃是沉郁、苍凉、和平、恬淡等等之类（太多，恕不一一列举了）。但作为一个有“真气”，有“真情”的诗人，（借自张岱论人一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杜甫的内心很自然地具有极为复杂、丰富、敏感的一面，甚至可以是无法穷究的许多面。又正如宇文所安所说：“文学史的功用之一是指出诗人的特性，但杜甫的诗歌拒绝了这种评价，他的作品只有一个方面可以从整体强调而不致被曲解，这就是他的复杂多样。”

杜甫的确是复杂的，比如说他在自虐式极乐中的疯狂，就很突出。现举一例来说，且看他如何在自虐中发疯：杜甫于774年初夏的一天，第一次与比他大十一岁的李白在洛阳相遇时，他就被李白游仙、吃药（服丹砂一类）这件事搞得疯癫起来，还曾狂热地追随李白去求过一阵仙道。后因现实生活所累而放弃。天宝四年秋，杜甫在兖州又与李白重逢并写下《赠李白》一诗。在诗中，他一边说自己以飘零之身于这个秋天“相顾”李白，一边又感叹自己没有学李白去当道仙，诗中的“愧葛洪”（葛洪著《抱朴子》，为晋代道仙），其实就是愧对李白。此时的杜甫虽没有当初见到李白的那股疯劲了，但内心却还是有许多撕裂的难过与挣扎，面对“飞扬跋扈”的李白，他只能为自己的穷愁而羞愧。作为诗人，有什么可羞愧的呢？看来还是杜甫内心的情结或自虐倾向在作怪。总之，这时的杜甫是外面不疯，内心疯。他对李白的过度爱慕，本身就是一种疯的症候。兖州一别后，二人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这之后，杜甫为李白写了大量的诗歌（李白却把他忘了），用情之专注，几达极乐状态。而这极乐似乎也透出某种更为复杂的自我虐待倾向。《赠李白》中一个“愧”字便是证据，颇令人细细玩味。

到此，我为杜甫画的这副新面孔总算画完了。但它是一副面孔吗？我的担心如同马泰·卡林内斯库在描绘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时所担心的那样：“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一副面孔都没有。那么杜甫呢？或许有我画的这副面孔，或许有无穷的面孔，或许真是一副面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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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柏桦，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表达》《往事》、长篇随笔《去见梁宗岱》、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等，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  源：原文标题：《杜甫：在极乐中自我虐待》，原刊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