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上午，《中国文化报》记者赵凤兰老师从微信上发来她对许渊冲先生的访谈，访谈长达两万余字。收到稿子时，我心想许老年事已高，我们得尽快刊出。17日上午，就传来许老与世长辞的消息，朋友圈到处都是纪念，而我们杂志该如何纪念这位“新作者”(杂志第一次刊发许先生的文章)呢?我立刻建议编辑部本期把许先生的访谈“加急”刊出，编辑部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本期的这篇《许渊冲访谈：人生处处皆翻译》，这篇访谈因此也就成了许先生在我们杂志上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我们与先生，刚“见面”就 “告别”。

　　17日下午，我就开始一校。说是校对，更多的是阅读，是我认识先生的过程，毕竟之前只是通过网络知道先生的一点点生平信息，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当读到“我不仅学习钱先生的长处，还力求在翻译上超越他，像‘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钱先生就没有我翻译得好”这一句时，我停顿了几分钟，我仔细琢磨“钱先生就没有我翻译得好”应不应该这样表达，我作为编辑应不应该让许先生这句话表达得谦逊点。我当时就想和赵老师联系，问问这句话是否合适。但我没有自作主张修改，也没有联系赵老师，我想自己先得把文章读完，再做决定。当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后，我想通了，这句话不能动，因为这是许先生的自信，这应该就是他的真实想法和表达风格。接下来几天，一位许老当年的清华学妹、如今也是九旬老人的追忆文章，夯实了我对许先生风格的判断。那篇题为《追忆许渊冲学长》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从那次见证了许渊冲的翻译美学的一家之言和他的自信和气势。”

　　对，“一家之言”“自信”，还有“气势”，这也是许先生这篇访谈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果再加一个我自己的印象，那就是“真诚”。关于许先生的“真诚”，翻译家许钧老师如此说：“在翻译上，他是一个绝对的艺术家，坚信自己的原则，又在翻译中绝对贯彻了它。他把追求美当作一种责任，真诚地、绝对地去捍卫他的艺术……”在这篇访谈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许先生那种“绝对的艺术家”形象和他“真诚地、绝对地去捍卫他的艺术”的那种气势。

　　在编刊中，我们每期都希望遇到几篇“真诚”的文字，希望在每篇文章中看到作者的“真诚”。真诚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在智性生活中，也相当重要。美国著名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一书对真诚话题有深度的、经典的论述，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很受推崇，顺便推荐给还没注意到的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