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辑，有一项比约稿、组稿难度更大的工作——拒稿，以及给出一个不伤人、站得住的理由。这可能因人而异，但在我的确为难。去年，微信公号上开过一个栏目，意在为达不到刊物发表要求但潜力很大的稿件提供展示平台和机会，很多年轻学人投来稿件。其中一位多次来稿，因为她的确写得不错且勤奋，因此就给她多次刊登。有次，她写来诚恳的信件，希望这次有机会见刊，我答应先看看稿件再说。打开看过，我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回复她，大意是你的评论写得不错，但你评论的对象(文学文本)不好，它配不上你的赞美。我给她这样的拒稿理由，并不仅仅是为了拒稿，而且也想提醒她，不要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这样的评论对象上。这样的情况，前段时间又遇到过一次。

　　这两次相似的拒稿后，我就在想我的这个理由是不是站不住脚，只是投稿人出于礼貌或在不对称的编辑作者关系中没有反抗罢了。今天读到郜元宝老师的一段话，让我不再“自责”或“怀疑自我”了。郜老师在他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时文琐谈》中说： “中国文学批评也喜欢‘寻章摘句’，也喜欢‘披文入情’，所谓‘寻枝振叶，沿波讨源’，强调从字里行间悟入，文本分析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直都很自觉。别的不说，古人在语言文字上几乎都有洁癖，像今天许多批评界同行捂着鼻子，对许多语文基本功都没过关的恶劣文本分析来分析去，力图越过语言文字，发掘背后的微言大义，这在古人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恶趣味吧。”郜老师批评的被批评文本是“语文基本功都没过关的恶劣文本”，而我拒绝的这些评论中的被批评文本，至少“语言基本功”是过关的(从转述或直接引用中可以看出)，但从其他方面看，它们都不是值得“分析来分析去”的文本，何况当前的批评风气是只说好不说坏(即使说坏，也是在文末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因此这样的分析文本或批评文本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于是，我进一步想，那些普通的或处于成长中的文本难道就没有被批评或分析研究的必要吗?当然有，但如果是文学批评，那就是：“说坏”为主，“说好”为辅。如果你把一个普通的文学文本夸得像传世经典一样优秀，那这个作者还能成长?

　　而在我，如果以后再遇上这样的来稿，就不用做心理斗争了，因为我已把自己说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