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6期全文转载我刊2020年第3期王家新教授《“新的转机”——1970年代前后“创造之手的传递”和新诗潮的兴起》一文。今天我们转发全文，供读者参考。

“新的转机”

——1970年代前后“创造之手的传递”和新诗潮的兴起

文/王家新

1968 年12 月，一个叫郭路生（笔名“食指”）的下乡知青，在告别北京之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便是在1970 年代前后的那些年月，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到处传诵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的头两节。在那一刻，不是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在“抖动”，是年轻诗人的心在抖动。而现在看来，在那一刻，不仅是命运的列车驶出，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在经过多年的荒芜后又开始了“新的转机”的时刻……

2010 年，也就是在食指写出这首诗四十多年后，另一位他同时代的诗人多多在美国接受纽斯塔特文学奖的受奖辞（《边缘，靠近家园——2010 年纽斯塔特文学奖受奖辞》，《名作欣赏》2011年第13 期）中这样宣称：

当初次听到波德莱尔、洛尔迦、茨维塔耶娃……的音节，一代中国诗人已经在感谢——这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词语，已在接受者手中直接成为命运。

这里，多多首先提到了（或在感谢）波德莱尔、洛尔迦、茨维塔耶娃这三位诗人，提到了“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也许，这就是他在那个年代不仅成为一个诗人，而且最终选择了现代主义这个艺术方向的秘密。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洛尔迦——戴望舒翻译的西班牙杰出诗人洛尔迦。美国诗人W.S.默温在谈到洛尔迦时曾说：“对我而言，现代诗不是从英语开始，而是从西班牙语开始的。”对于多多、北岛这一代人来说，情形可能正相同。

早在1933 年，戴望舒就开始译介洛尔迦。洛尔迦于1936 年被法西斯势力杀害后，戴望舒更真切地听到了从他诗中传来的爱与死的声音，并决定更系统地翻译这位悲剧性的天才诗人的诗，这就是北岛、多多他们有机会看到的在戴望舒先生逝世后经施蛰存整理出版的《洛尔迦诗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的洛尔迦，还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洛尔迦：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这是《梦游人谣》的开头。这样的诗一读就会令人战栗，这样的声音在那个荒凉年代对心灵的开启、唤醒和慰藉，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比拟的。这就是为什么多多在受奖辞中会这样说：“诗，以其瞬间就能击中的力量袭击我们。”

戴望舒先生的翻译，以他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敏感和生命体认，致力于传达洛尔迦的声音，他也以此为汉语中的洛尔迦“定了调”。像《梦游人谣》开头的这个主题句“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译得多好！既饱含感情，又使全诗获得了它动人的音调。这是对声音奥秘的进入，是用洛尔迦西班牙谣曲的神秘韵律来重新发明汉语。当然，这也是相互发明，如“在远方/大海笑盈盈/浪是牙齿/天是嘴唇”（《海水谣》），多么神异的画面，多么奇妙的韵律！一个来自汉语的“笑盈盈”，顿时赋予了一切以生命！

当然，不仅是音乐性，洛尔迦诗中那些奇异的意象和超现实主义式的隐喻，也令人迷恋，它打开了中国年轻一代对诗的感知和想象力，如“繁星似的霜花/和那打开黎明之路的/黑暗的鱼一同来到/……山像野猫似的耸起了/它的激怒了的龙舌兰”“千百个水晶的手鼓，/在伤害黎明”（《梦游人谣》），等等。这一切，同样有赖于一位译者精确的把握和翻译，像“无花果用砂皮似的树叶/磨擦着风”，多么富有语言的质感！

北岛多次提到洛尔迦这样的诗句“黑橡胶似的寂静”“细沙似的恐怖”（《西班牙宪警谣》）。即使是叙述性的诗，那语言的力量也令人战栗：“她的浆过的短裙/在我耳朵里猎猎有声”（《不贞之妇》）。从此，这样的诗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耳朵里“猎猎有声”了——它不仅在当时的“地下文学圈”和知青中到处流传，在北岛、芒克、多多、方含、顾城等人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分明听到了洛尔迦的回声。

这就是戴望舒所译的洛尔迦。这样优异的翻译，使洛尔迦诗歌的魅力和汉语的神奇同时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它成为唤醒中国年轻一代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也使他们如梦初醒般地体会到了什么才是诗。我们知道，北岛、多多、芒克并非生来就是“现代派”诗人。他们的创作大都经历了从旧体诗、时代的主流诗歌和革命诗歌模式，到受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下的青春抒情，到最后转向现代主义这样一个历程。他们在戴望舒译洛尔迦诗歌中接受的，正是一种现代性的艺术洗礼。

至于多多在受奖辞中首先提到的波德莱尔，对他们可能产生了更为深刻也更为重要的影响。

多多所说的波德莱尔，毫无疑问，是女诗人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虽然一些中国现代诗人和译者早就开始译介波德莱尔，但是陈敬容的翻译，包括刊登陈敬容译文的《译文》1957 年“波特莱尔专辑”（今通译波德莱尔），对多多、北岛他们那一代所起到的“开天眼”般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此前一切的翻译。

为纪念波德莱尔《恶之花》初版一百周年，《译文》1957 年第7 期以专辑形式刊出陈敬容选译的九首波德莱尔的诗，还刊登有苏联评论家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法国著名诗人阿拉贡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年纪念》（该文由沈宝基译）。在该文中，阿拉贡像当年的雨果那样，极力为波德莱尔辩护并高度称赞其诗：“只有波特莱尔能给我们这样的东西：‘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

这一期《译文》上陈敬容翻译的九首波德莱尔诗，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北京“地下文学圈”里流传。它也注定会在那个苦闷的年代激发起“新的战栗”（这是雨果对《恶之花》的盛赞，称它给法国诗歌带来了“新的战栗”）。在小说《波动》(1974)中，北岛就借主人公之口说：“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

显然，这来自于波德莱尔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语言刺激和震撼，搅动了那一批中国年轻诗人们的血液，引发和促成了他们更彻底的美学蜕变。

对此我们先来看多多的早期创作。在多多写于1972 年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中，就有“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这种强有力的隐喻（对照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秋》一诗：“爱情，在它的岗位上张着命运的弓”）；不止是意象创造上的启迪，在多多早年的一组情诗《蜜周》中，还有一种戏剧性对话体的插入：

你的眼睛在白天散光

像服过药一样

我，是不是太粗暴了？

“再野蛮些

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女人！”

走出树林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为情人了

再来看波德莱尔《秋》一诗的片段：

你水晶似的明眸向我说：

“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奇怪的爱人？”

——乖些，别作声；一切都使我的心

激怒，除了原始野兽的真诚

这不是一般手法上的借鉴，这是语言的亲密性的达成。至于多多《蜜周》最后那个惊世骇俗的结尾，也仿佛是出自波德莱尔的笔触：“不错，我们是混账的儿女/面对着没有太阳升起的东方/我们做起了早操——”这种叛逆性的自嘲和对社会审美趣味的冒犯，明显带着一种波德莱尔式的挑衅意味。

所以多多会这样坦承：“我很早就标榜我是象征主义诗人，因为我读了波德莱尔，没有波德莱尔我不会写作。”（凌越：《我的大学就是田野——多多访谈录》，《书城》2004 年第4 期）

波德莱尔之所以彻底唤醒了多多这样的年轻诗人，因为正如著名翻译家、诗人程抱一所指出的那样，在波德莱尔“颓废”的背后，是“懔然不可犯的决心：拒绝把生活空虚地理想化，拒绝浮面的欢愉与自足。他要返回到存在的本质层次，以艺术家的身份去面对真正的命运。如果生命包孕了那么多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那么，以强力挖掘进去，看个底细，尝个透彻。所以诗到了他手里，不再是浪漫似的幻想和怨叹，而是要把至深的经历、战栗、悔恨、共鸣，用凝聚的形式再造出来”（见《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除了陈敬容的译诗，《译文》上沈宝基翻译的阿拉贡的文章《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中，也有若干很精彩的波德莱尔诗歌片断：

我们在路上偷来暗藏的快乐，

把它用力压挤得像只干了的橙子……

啊，危险的女人，看，诱惑人的气候！

我是不是也爱你们的霜雪和浓雾？

我能不能从严寒的冬季里，

取得一些比冰和铁更刺人的快乐？

我独自一人锻炼奇异的剑术，

在各个角落里寻找偶然的韵脚，

王佐良在《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中，曾首先引征了王独清的名句“我从Café中出来/身上添了/中酒的疲倦”，但是多多他们对波德莱尔的感应，显然比20 世纪30 年代的诗人们要更深一层：“我们在路上偷来暗藏的快乐”，这似乎就是他们那时秘密接受到“创造之手的传递”时的一种写照，他们贪婪地榨取着读到的东西，“把它用力压挤得像只干了的橙子”；他们知道了还有一种“危险的美”，有一种“比冰和铁更刺人”的语言快乐；他们从波德莱尔那里感到的，不仅是一位“身上添了中酒的疲倦”的巴黎街头上的“游荡者”，更是一位集现代地狱的挖掘者和语言的炼金术者为一身的诗人形象——“我独自一人锻炼奇异的剑术”，不仅是多多独自一人，他和在同一个村子插队的芒克、根子（本名岳重）也一起锻炼着这诗艺的剑术！

而在这“白洋淀三剑客”中，芒克写现代诗较早，据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中回忆，在1971 年夏季芒克就写出了令岳重大吃一惊的诗句“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后来的一些诗，显然受到过波德莱尔的影响，如《天空》(1973)中的“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而他的《十月的献诗》（1974）中的“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像是献给波德莱尔的致辞。

当然，波德莱尔诗对根子和多多的影响要更深刻，他们也比芒克写得更“狠”。根子1971 年夏写下的名诗《三月与末日》的首句为“三月是末日”，人们惊叹一位中国年轻诗人在那时居然写出这样惊人的诗句，并由此联想到艾略特《荒原》一开头的名句“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但根子和同代人在那时都无缘读到《荒原》（赵罗蕤在20 世纪30 年代译有《荒原》，但印量极少，且由于历史原因，在50 年代后鲜有人能够读到）。显然，这与他读到的波德莱尔有关。我们来看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的《薄暮》的第一节：

迷人的黄昏到了，它是罪恶的帮凶；

像个同谋犯似的蹑足走来；天空

有如巨大的卧室慢慢合上，

人，心烦意乱，野兽般疯狂。

波德莱尔居然把“迷人的黄昏”与“罪恶的帮凶”联系起来，而根子的“三月是末日”同样是一种悖论修辞，并且通过这样的诗句，一下子在白洋淀春暖乍寒的三月打开了一个波德莱尔式的世界。

所以多多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中这样总结根子的诗人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这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的自画像。当然，对于波德莱尔，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多多一开始的诗就那么“神似”波德莱尔，我们只能说，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带着一个波德莱尔，而陈敬容的翻译唤醒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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