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洱

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多次在阅览室捧读《名作欣赏》。“捧读”二字，说的倒是实情：座位都占满了，只能站着。这是一份令人敬重的刊物。以当代文学论，所刊发的文章，不论名人与否，只论作品好坏，所以上面常能看到陌生的作者。就我记忆所及，那些陌生的作家或学者，后来成大名者，竟不在少数。《名作欣赏》的编辑，实在是有眼力的。

这份刊物，常让我想起山崖上的荆棘花，是淡紫色的，似有草药的味道；酿成了蜜，是琥珀色的，可以清热去燥，止咳解痛。

“名作”，当然是用来“欣赏”的。这“欣赏”二字，近于陶潜所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是“表扬”，而是分析得失。对“欣赏者”来说，是有“信”有“疑”，并且各说出其理由。说出理由，还能服读者，服作者，就是好文章。

近年与朋友聊天，常困惑于有的刊物，有的人，拿起一本书，还没有看呢，就捋胳膊卷袖，声称一定要骂，还要串联起一批人，约好了一起骂，并且有分工的：谁去找例句，谁去拉大旗，谁去找语录，谁去做虎皮，谁去上豆瓣，谁去请编辑，谁去写状纸，谁去上密折。不久，那文章就见报刊、见微博、见朋友圈了。

关于引经据典的“上密折”，鲁迅说过的，那是因为要告得“像个文学家”的缘故。

在鲁迅看来，这其实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的“通虏”，清初又有所谓的“通海”，民国先前说的“康党”，后来说“革命党”，以后又说是“乱党”，再晚就是“共党”，乃至“学棍”“学匪”了。里面皆“含着杀机”，因为这些名目、诨号中，是藏着“可死之道”的。

这种现象，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颇能引起掌声，其中必伴有“喊杀”之声。

别说，这样弄出来的文字，还真是“奇文”，很值得“共欣赏”的。他们的本事很大，不仅鸡蛋里挑骨头，而且还要执意挑出反骨，编者和作者还要为此得意非凡。有些文章，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看来，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哪里写得出来？

而且，还常常宣称，那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孰不知，不诚于前而诫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

突然想到了与上面这句话（出自《资治通鉴》）有关的一个公案，说的是“信”与“疑”的问题。当年徐复观在熊十力面前批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正说得兴起，被熊十力打断了。熊十力说，任何一本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为何不先看出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又有何益？这样读书，太没出息了。

这师徒二人，一个是“信”在“疑”先，一个是“疑”在“信”先。只是“疑”在“信”先，就遭此责骂，徐复观若是感到委屈，也在情理之中。但徐复观后来说，熊十力先生这一骂，让他“起死回生”了。

“信”与“疑”的结合，自然会产生“同情性理解”。其实，这不仅涉及文学批评的基本态度，也涉及文学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的基本态度。对于人与事，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若没有“同情性理解”，能写出好作品吗？我以为很难。不说写小说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还要“同情性理解”呢。

任何一部书，只要下了功夫了，尽心尽力了，对作者来说，就没有多大遗憾了。面对一部沉痛之书，虽然作者写得沉痛，也写得辛苦，但若能让一些人看得快乐，作者应该向他们表示祝贺；若是让他们也看得辛苦，作者难免心中不忍，要说一声抱歉。

对作者而言，所谓的理想读者，首先是那些有“信”有“疑”的人。“信”与“疑”，无论谁先谁后，只要诚恳地说出道理，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好文章了。

好文章是什么？我又想起了山崖上的荆棘花，还有清热去燥的荆花蜜。

2020 年 7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