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 | 张大千缘何拜访毕加索
来源:《名作欣赏(上旬刊)》2017年第4期       作者:李兆忠   时间:2018-01-24

   1956年7月底的一个中午,中国画家张大千偕年轻貌美的四太太徐雯波,在翻译陪同下来到法国南部戛纳“加里富尼”别墅,拜访艺术大师毕加索。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错位发生,给后人留下迷惑和悬案。张大千拜访毕加索,便是其中之一。

  一说起张大千,人们脑海中浮出的,是一个道袍修长、美髯飘胸的风流道士,与矮小精悍、目光如鹰、喜好斗牛的西班牙人毕加索很难扯到一起。这两位,一个是中国画界顶尖级的临摹高手,一个是西方画坛首屈一指的创新狂,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会见,目前唯一可资证明的史料,是张大千晚年以“摆龙门阵”方式自述而成的《张大千的世界》(台湾《征信新闻报》出版),而在毕加索那一方,迄今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张大千摆这场龙门阵时,已是古稀之年,距离那次会见已有十二年。事实证明,老人的回忆往往不可靠,其误差不仅来自记忆,更来自心理,乃至人格精神。张大千的自述告诉我们:会见毕加索之前,他与这位举世闻名的绘画同行素昧平生,会见之后,也没有增加兴趣和探究的欲望。张大千的知识背景、艺术趣味无不显示: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者,对西方绘画尤其西方现代绘画殊无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甚了了”(李永翘:《张大千年谱》,以下张大千的话语均出自此书)。

  张大千(中)夫妇拜访毕加索(左),戴上面具合影

  据张大千自己叙述,他会见毕加索,起因是《大公报》上的一篇名为《代表毕加索致东方某画家》的文章,该文章以毕加索的口气,骂他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而他的习惯是“凡对我捧场奖饰的文章我可以不看,凡对我批评、挖苦、骂我的文章我倒要仔细看,看人家骂得对不对”,看了这篇文章,他不仅不生气,反而产生了“见见毕加索”的念头。然而,笔者仔细检索了当时的《大公报》,并没有发现此文。

  在笔者看来,促使张大千拜访毕加索的,另有他因:张大千本是一个喜欢热闹、名利心旺盛的人,并且深谙通达之道,一生结交达官贵人无数;更何况,此时他已积累了相当的艺术资本,尤其是那次史无前例的敦煌探险,使他名声大噪,在某些西方艺术评论家的眼中,俨然就是东方画坛的代表。1956年夏,张大千应邀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法国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特别是后一个展览,为吸引观众的眼球,主办方特意将张大千的展览放在卢浮宫东画廊,同时在西画廊举办“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的遗作展。此举的客观效果,是将张大千与马蒂斯置于东西方绘画双星并列的位置,使他更加踌躇满志、自信堂堂优游于巴黎世界艺术之都。不像徐悲鸿将西方现代绘画视若洪水猛兽,不遗余力抨击,张大千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大中华心态对待之,一切复杂的文化问题由此消弥于无形。张大千有一段自己的画论:“在我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是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起了分别。”此论貌似公允,实际暗含玄机。在卢浮宫西画廊参观马蒂斯的作品时,张大千就认定:“马蒂斯是学敦煌的,尤其是人物素描的线条。”这套“西学中源”的逻辑,是张大千的画论核心。

  令张大千最为得意的是,他是在没有任何人引荐、周围朋友认定不可能的情况下,自报家门会见毕加索的。作为世界级艺术大师,当时的毕加索声誉之隆,脾气之怪,架子之大,确是事实。难怪当张大千表示要“会会毕加索”时,周围的朋友都面露难色,不仅赵无极——那位已在法国画坛小有名气的中国画家不赞同,怕他丢了面子,就连替他筹办展览的卢浮宫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也不敢受这个托,怕吃力不讨好。对此,张大千颇不以为然,自信堂堂地说:“艺术家只要互相尊重,有什么不能见面的?毕加索架子大,我张大千去拜访他,他就有面子了,万一他谢绝我的约会,他总要说个理由。”于是,张大千找了一个姓赵的中国翻译,电话直接打到毕加索府上。事情顺利得出人意料,毕加索约他第二天上午就见面,地点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的陶器开幕式会场上。然而好事多磨,第二天上午,陶器开幕式会场上人头济济,在众人的簇拥包围之下,张大千根本没机会接近毕加索,二人差点失之交臂。幸亏赵翻译身高马大,冲上去拉住毕加索责问,毕加索做了解释,约他明天中午到自己的别墅会面。

  其实,毕加索如此爽快地与张大千见面不是没有原因的。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一切与齐白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过毕加索,代表团中的画家张仃,将一套荣宝斋的本版水印《齐白石画册》送给了毕加索,毕加索对之产生极大的兴趣,之后一直都在临摹这套画册。因此,正如张大千叙述的那样:落座甫定,毕加索就捧出五大本学习中国画的习作,全是学齐白石的,请他指正,他没想到,这位名扬世界的西画大师竟是中国画的爱好者,于是就向他讲了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用笔技巧,毛笔的工具性能,不求形似重写意,听得毕加索频频点头。接下来,轮到毕加索说话了,这位西班牙老头很不客气地问张大千:“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见张大千惊讶的样子,他解释道:“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只好说你太客气了,毕加索进一步强调:“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仔细琢磨这番话,颇有令人生疑之处:毕加索尽可以赞美中国的艺术、日本的艺术、黑人的艺术,不见得非要妄自菲薄,宣布“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何况,毕加索自己就是白种人。这不禁使人疑问:毕加索的原话果真是这么说的吗?时过境迁,一切已无从证实,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推理:作为一个个性强烈、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批判精神的艺术家,毕加索发出偏激之论并不奇怪,但说“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种话则不大可能,问题也许出在赵翻译,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不经意间将毕加索的话做了曲译;而更大的可能是,张大千自己引申和发挥,于是,毕加索对西方艺术的批判性话语,就变成了“白种人根本无艺术”,因为它非常符合张大千“万物皆备于我”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中源”的逻辑。

  在张大千的叙述中,有一个花絮也值得一提:毕加索陪同张大千夫妇参观自己的古堡庄园时,一位画商在一旁恭候,带着几幅要求鉴别真伪的毕加索作品,毕加索随手递给张大千,请他代为鉴定,张大千经过一番辨认,立即分出真伪,令毕加索大为高兴,在一旁的画商更是惊得目瞪口呆。这个讲述同样值得质疑,张大千虽是中国古画鉴定高手,但对毕加索的创作素无研究,对他的立体主义和魔术般的变形更是不得要领,这从毕加索赠《西班牙牧神像》给张大千夫妇一事就可看出。此画变形剧烈,方形人头,大嘴嘻开,眼睛一大一小,鼻子歪在一边,满头蝌蚪似的须发。张大千这样讲述赠画的过程:“我们看毕加索的画册这段时间里……翻到这幅画时,我当时无以名之,只觉得是鬼脸壳子,足见画得很怪,我太太忍不住要问:‘这张画是啥子哟?’毕加索说:‘画的是西班牙牧神。’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女士们,他见我太太发问,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毕加索反问了一句:‘画得好不好?’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结果嘛,他认为我们最欣赏这幅画,就把这幅画送给我们了。我太太还懊悔呢,她说早知道这样,我该挑一看来顺眼的再表示兴趣……”这证明,张大千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艺术手法完全不得要领,既然不懂,何以鉴定真伪?

  从张大千的“龙门阵”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张大千的四太太徐雯波在这次会见中起了重要的润滑作用。不妨设想:当一位道袍修长、美髯飘胸的东方奇人偕一位年轻貌美的东方佳人出现在毕加索眼前,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刺激!西方本来有“女士优先”的风气,何况毕加索是一个浪漫成性的男人。或许这个原因,平时不轻易赠人画作的毕加索此时一反常态。留客人共进午餐后,毕加索还亲自带领他们参观他的古堡庄园,那天张太太带着照相机,一向不喜欢别人给自己拍照的毕加索,这次应徐雯波的请求,爽快地答应了。毕加索还带他们到花园,与他们合影,他让张大千戴上一个马戏团小丑用的大鼻子,让张夫人斜戴一顶船形小帽,自己则拿一张报纸剪三个孔后蒙在脸上做面具,在众人的大笑声中,三人合拍了一张“化装照”。其时,花园中有一位等待毕加索接见的意大利画家,见此情景,凑上来想与毕加索合影,却遭拒绝,这位画家转而请求张夫人,这才如愿以偿,看在这位东方佳人的面上,毕加索同意与该画家合影,当然是由佳人亲自拍摄。

  在艺术史家的期待中,张大千一定会以这次拜访为契机,与毕加索建立长久的友谊,以此作为通向西方现代艺术的桥梁。遗憾的是,张大千并没有这样做。拜访过毕加索之后,张大千回到巴黎,作一幅《双竹图》作为回礼寄给毕加索,在画上张大千这样题款:“毕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张大千这样解释送这幅画的原因:“因为我们在阅画谈画的时候,毕加索特别提出来问我,中国画的竹子怎么画?我想他对我国画竹的笔法一定很有兴趣,所以我画了一幅竹子送他。”而“外国人学我们中国画不易学的,就是在下笔后墨分五色,互见层次的功夫。我绘赠毕加索的《双竹图》,右方一株竹,浓墨凸现,竹叶都是向上伸张的姿态,左方一竿竹,则是淡墨衬影,竹叶都是向下垂布的姿态,双竹之间不仅显出了距离,也更见了浓淡的层次。”与这幅画一起,张大千还送给毕加索一套中国汉代画像石拓片和几支精制的毛笔。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交往就此画上句号。此后毕加索的艺术动向与生活情况,均不在张大千的关注中,以至于十二年后张大千向记者“摆龙门阵”时,并不知道毕加索当年的情人杰克琳已成为毕加索夫人(杰克琳是毕加索的最后一位夫人,与毕加索同居数年后于1961年正式结婚)。可见他对毕加索的了解,始终停留在那次拜访所获得的印象上。

  尽管如此,张大千从不怀疑毕加索的艺术才能与艺术功力。六年以后,张大千重游巴黎,在义妹费曼尔经营的“大观园”餐馆里,见到了毕加索画的中国画《草上刀螂》。据说是毕加索光顾这家餐馆时因主人的热情款待及其与张大千的“义妹”关系而赠送的。张大千这样叙述:“这次我看到这幅画,我不敢说,比起六年前在毕加索家里看到他学的中国画进步,我却感觉到已经更加有中国画的神韵。我一向说我不懂西画,但我认为画无论中西,都是点、线构成的,不要说毕加索乱画,我们学画的人,由他几笔线条,就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尽管有人批评毕加索标新立异,但艺术贵创造,他要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创新!”这是比较中肯的评判。

  张大千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数得上的大玩家,一方印章“游戏人生”,一副对联“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概括了他的一生。张大千一辈子游戏人生,游戏艺术,游戏爱情,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甚至连他的爱国,都含游戏的成分。20世纪50年代初,张大千将三幅中国古代名画(其中有顾闳中的《韩煕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低价卖给大陆,以此表明自己爱国。而据可靠的证据,张大千是在美国卖画到处碰壁之后,才将这几幅画卖给大陆的,那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中美关系紧张,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博物馆收藏中国的文物,而日本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可能出高价收藏中国古代名画。张大千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委托香港中间人将画卖给大陆。令人齿寒的是,其中的《潇湘图》竟是假画,张大千临死前两个月在给友人谢稚柳的信中承认这是赝品,明知其假还卖,他的爱国实在爱得可以。后来美国限制中国的政策解禁,张大千收藏的中国名画源源不断地卖给美国各大博物馆。自那以后,再也没见他将收藏品低价卖给过大陆(参阅陈传席的《张大千卖画报国内幕》,《陈传席文集》4卷)。

  平心而论,像张大千这样聪明绝顶的玩世者、社交家,是不可能将全部生命交付给艺术寂寞之道的,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大师。当年傅雷凭犀利而纯正的眼光,一眼识破张大千的庐山真面目,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级的第一流高手。他自己创作充其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尤其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与他同辈的溥心畬,山水画虽然单薄,松散,荒率,花鸟的taste(趣味)却高出大千多多!一般修养亦非大千可比……”(《傅雷书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32页)。可谓一针见血。联系以上这一切,再来解读张大千关于会见毕加索的“龙门阵”,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张大千来说,毕加索终不过是他人生游戏的一个筹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17年元宵节改定 

  作者:李兆忠,艺术评论家

  编辑:张玲玲,sdz110803@163.com

联系我们
热线电话

名作欣赏:
     0351-5256557

评论版:
     0351-5256560

学术版:
     0351-5256558

邮购:
     0351-5256556
     0351-5256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