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传才先生关门弟子纳秀艳:追忆恩师教诲,缅怀大师风范
来源:2020年第4期【精神肖像】       作者:纳秀艳   时间:2020-04-12

 

仰止昆山望明月 愁添西海念师恩
——怀念恩师夏传才先生

文/纳秀艳

年光逝去无留意,人世沧桑总有情。转眼间,恩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这三年来,时常怀念先生,也想把从师学习的点滴写下来,但每每捉笔陈情,往事历历,感念恩师,悲从中来,难以自已,只好辍笔。在这个春风轻扬的季节里,追忆恩师教诲,缅怀大师风范,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悼念和怀思。  

 知道夏传才先生是通过他的学术著作和媒体报道。夏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专家,尤其在《诗经》与《诗经》学研究领域内成就斐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认真研读了先生的《思无邪斋诗经论稿》《二十世纪诗经学》《诗经研究史概要》《诗经语言艺术》等著作,对先生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也萌生了跟从先生学习《诗经》的愿望。我深知从师仅是梦想而已,先生不仅是当代《诗经》学的奠基人和学界泰斗,也是著名的诗人。先生如昆山巍巍,我辈只可仰望!

有幸师从先生,源自我的读博经历。2010 年 9 月,我以一名大龄博士生的身份再次回到了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激动之余,细思量,唯有岁月所赐,学业并无所长,这使我紧张又惶恐。博一第二学期末开题,我初选以“清代《诗经》文学阐释”为研究对象,纵然我勤勉学习,因无扎实的《诗经》学基础,面对浩若烟海的文献资料,不知从何读起。时光飞逝,盘点学习成果,知识零碎松散,认识浅薄如初,顿然间,茫然不知所措。

在我最迷茫之时,经刘生良教授推荐,我加入了中国《诗经》学会,不久收到了第十届《诗经》年会的通知,那一刻,突然觉得一束光照亮了我的世界。我怀着真挚的心情给先生接连写了两封诚恳的求学信,信发出去以后,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与先生素昧平生,先生是学界德高望重的名师大家,我不过是一名蜗居西陲的小女子。

然而,幸运却来得那么突然,至今想来都觉得有点不真实。2012 年 4 月 11 日,我收到了学会秘书曹建芬老师的邮件,信中说:“先生读你的信,已同意研修申请。”记得是五月份的一天上午,我接到了曹老师的电话,她说:“先生要对你说几句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忐忑中拨通了先生家里的座机,电话里传来了先生和蔼的声音:“我收到你写的信了,也知道了你求学的愿望,你是个好学的孩子。说说你的学习经历和家庭情况吧……”我语无伦次地回答了问题,先生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后,传来了一阵忙音。

我在惶恐中等待了两个多月,6 月 6 日,打开电脑,收到了曹老师的邮件:“夏先生毅然决定收您为关门弟子!”年近 89 岁高龄的夏先生不弃我人卑言轻,特例打开了师门,使我有幸忝列门墙,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感受大师风范,高谊厚爱,铭感不已。后来才得知,先生是想通过电话听声音来识人、知人,由此决定是否收我为学生。经风历雨的先生有着大智慧,透过片言只语即可洞察人心,辨明巧拙,断定取舍。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阳光洒满大地,和风轻拂脸颊,天空湛蓝,山川清明。

2012 年 10 月 8 日,我乘上了去石家庄的火车,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曹老师接我到了夏先生家。先生住在一楼,一进门就看到他站在客厅朝我微笑,待我行过礼后,先生和蔼地说:“千里迢迢,来了就好。”先生坐在椅子上,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大致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说:“让你也了解一下你的老师吧!”一缕阳光照在先生的脸上,那一瞬间,光影中慈爱温厚的笑容,将我心中所预设的严肃气氛消融,紧张局促的心情也随之消失。先生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由香港学者蔡若莲编著的《夏传才·诗声画影》,指着一幅幅图文并茂的书页,讲述一生中最重要的几段经历。

先生毕业于南方大学中文系。14 岁参加革命,组织地下工作,集战士、诗人、记者于一身,发表长诗《麦丛里的人群》《孤岛夜曲》《在北方》,曾担任第十一战区《中原日报》特派记者。22 岁始投身于解放战争,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历任民政处、军区民运部干事。1949 年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后来,先生因受胡风案牵连,开始了长达 23 年的监禁和流放,直至 55 岁重返河北师范学院工作,任《河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先生的一生,坎坷曲折,磨难重重,却始终与国家命运相随相伴。他三陷囹圄,历经二十三年的流放,不改其志。先生说:“我平生所追求的是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祖国富强,民生康乐。建设一个博爱、平等、自由的新世界,是我的理想。”先生人格高尚,学术精纯,口不绝圣贤,心不离家国。纷纭多变的时代蹉跎了先生的英壮年华,但是“崇高的理想和紧迫的使命感在夏传才先生生涯中一以贯之,体现在为人处世方面则是热忱而务实” (郭全芝语) 。先生一生致力于《诗经》研究,肩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他说:“我们有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它是我们伟大民族延续、自强、凝聚的力量源泉。”我以为历经磨难的先生,看惯了风云变幻,该是心如止水,飞鸿踏雪泥,那复计东西呢?未曾料到,先生终究是心怀国家,热肠挂住呐!

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历史风云,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述中,化作一段青烟般的往事,却令我唏嘘不已。我后来才明白,大痛苦,浅浅说;最深情,轻轻说。时间已将所有的记忆沉淀为陈年的酒,启封只为一嗅馥郁的芬芳。他淡然地说:“我感谢那些岁月,它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也磨炼了我的意志。那些不幸的日子,使我有时间阅读马列文集等经典著作,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但是,人生中能有几个 23 年!我很好奇先生是如何走过那段苦难的岁月,他说:“支撑我的有古今中外往圣先贤们的思想和精神,我常默诵孟子的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此来鼓励自己。我也常朗诵普希金的诗,譬如《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作为精神的支撑。”谈起诗歌,先生顿时兴致勃勃,他低声吟咏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节选):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无形的纪念碑
人民通向它的道路永不荒芜
它将倔强的头颅高高扬起
高过亚历山大石柱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遗骸可腐
精神永存,存于心爱的诗歌之中——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就会千古垂青?

我从先生微微发颤的声音中,听出了他内心些许的不平静,那毕竟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啊。我深知先生是被压制的一代人,但他并没有因此沉默,更没有沉沦。在艰难的日子里,先生以国士之风凛然独立,选择了读书与著述。先生说东大荒的 23 年恰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因少了外界的干扰,才能潜心阅读那个时代能读到的珍贵书籍——马列文集以及拜伦、普希金的诗,关于《诗经》和《诗经》学的思考,也始于那时。

如果说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是先生的一大精神支柱,那么,来自亲人的关爱则是支撑先生走下去的最大动力。在他最灰暗的人生中,师母不惜放弃大都市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条件,顶着各种压力,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远赴内蒙古草原劳改农场,陪伴他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我不知道先生心里究竟埋着多少悲伤,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学生讲述生命中的过往。他一心埋头做学问,家里的事全凭师母一人操持,积劳成疾,师母樊素华先生于 2002 年病逝。后来,我在先生的《思无邪斋诗抄全编》中读到了他哀悼师母的一幅“悼亡联”:“风雨同舟五十年相依相伴情深似海,患难与共半世纪不弃不离义重如山。”区区三十个字,饱含着先生对师母深挚的思念和感恩。

罗曼·罗兰曾说:“宿命论是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向命运低头。所谓“天欲丧斯文,斯文不灭;穷欲夺士节,士节益坚”,此先生之谓也。89 岁高龄的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耳聪目明,很难看出岁月留下的沧桑与伤痛。先生指着墙上一幅内容为“望崦嵫而勿迫”的书法作品说:“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要分秒必争地把浪费掉的时光夺回来。我已经丧失了二十三年时间,白发斑斑的我,再不出成果,不多做工作,就来不及了。”后来,我每次到先生家去上课,常见他伏案工作,或校对,或写作,书桌上堆满了厚厚的书稿,总有做不完的工作。听夏凤师姐讲,先生很勤奋,从来不午睡,经常工作到深夜。王京州教授在《“望崦嵫而勿迫”——夏传才先生晚年的时间观念和生命意识》一文中说:“对时间的忧患意识,让夏传才焚膏继晷,像一个永动机一样地扑在学术研究上。”是啊!在先生眼里,时间就是一切。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先生在病榻上戴着氧气罩仍然笔耕不辍。这些年来,先生争分夺秒,以坚韧的毅力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尤其在《诗经》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果,学界有目共睹。

夏传才先生与纳秀艳老师合照

 初识先生,在思无邪斋中,我坐在他的身边,静听历史的声音和一个人的过往。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先生不提学问,也不问我的论文情况。临结束时,他微笑着对我说:“给你说这些事情,除了让你了解我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你明白,个体的生命必然和民族命运密切相关,但是,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你必须要坚强,要乐观。我的秘诀就是心常愉快,时露笑容。不论遇到任何困难,均将处之泰然。”初次见面,先生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人活着的意义和真谛。先生馈赠于我的不止是经风历雨后的轻盈潇洒,更多的是沁骨的心香和醍醐灌顶。

按照先生的培养方案,每周一、三、五上午到先生家里听课,其余时间读先生布置的书籍,写读书报告,每两周汇报一次读书心得。根据我的研究方向和选题范围,先生给我开列了书单,他让我从书架上拿出必读的书籍,带回宿舍阅读。

第一堂课,先生讲授治学思想与原则。先生以孔子和孟子思想为切入点,指出治学要以“人文情怀”为根柢,眼光开阔,胸怀博大。他说:“研究文学的人,若有人文情怀于心,他的研究会着眼于时代和社会,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成果会给人以启发,也会广泛流传。相反,如果为了一己之私利,写论文,出成果,其研究于人类社会毫无意义。”先生举例说,曾有一研究汪精卫诗文的博士生来找他,请先生谈谈对汪精卫诗文的评价。先生听其选题,怒斥他枉为博士生。先生以此为例,指出当今很多博士生为了毕业,选题连基本的原则都不遵守。他说:“选题,一定要选在文化史上有积极贡献的人。选题对象的大小,决定了文章的高度与学术价值,也决定了研究意义的大小,甚至决定了论文可以传世或者进入垃圾桶的命运。”先生强调人文科学研究要有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他以《毛诗传笺》《诗集传》为例,指出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时代特点,评价古人,不能看他的思想是否适合今天的社会思潮,而是看他的成果是否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高度,研究者不能以现代的观点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至于学术研究的宗旨,先生总结了八个字:“人文情怀”与“社会伦理”。先生一生秉承此宗旨,取得的硕果与确立的思想高度,几乎达到了鲜有人能超越的境地。我以一代大师船山《诗经》学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与先生的教诲密切相关。

随后,先生归纳出三方面的原则:一是坚持唯物主义史学观,尤其在《诗经》研究中,因历史久远,资料缺乏,更要坚持科学立场,要讲求证据,不可随意推测。他的《诗经研究史概要》是一部较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诗经》论著,直到今天仍然是《诗经》研究线索梳理得最清晰、最具有逻辑发展脉络的《诗经》学史著作。二是“专”“博”结合,一以贯之。对此,先生说:“只专不博,等于不专;博而不专,一事无成。”在先生的眼里,一个学者如果治学太专,很难做到融会贯通,也难以取得好成绩。他所倡导的“专”“博”结合,是读书、治学的基本方法,先生的研究中,以《诗经》研究为主,兼有《论语》、诗词、文论等研究,成绩斐然。三是为学要勤勉。先生每天坚持十个小时的读书、写作,从未间断,耄耋之年他主持完成了《诗经要籍》和《诗经学大词典》。

原始儒学思想、唯物主义史学观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集于一身,成就了先生的大师风范与人格魅力。他不仅强调治学的要义,也教导我学会做人,宽容处也,与人为善,要做到“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种乐观练达的人生态度,既是先生遵守的人生准则,也是朴素的处世哲学,更是他长寿的秘诀,亦是我值得一生去学习和践行的思想。先生苦口婆心,谆谆教导,希望这第一堂课真正成为我为学、为人的起点。

为了让我走上《诗经》研究的正道,先生要求从读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开始,两周内读完,写出五千字的读书报告。我天资愚笨,读书比较慢,《西周史》读了近一个月,写了一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我把笔记呈于先生后,不到一周时间,先生就批阅完毕。他读得很仔细,对心得体会逐一批注,甚至连错误的标点都予以纠正。我对许先生关于周人与商人的天命观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不乏浅陋,先生说:“有质疑,说明你有思考,有思考,就有观点;敢质疑许先生的观点,说明不迷信权威,这是很难得的品质。”在学习中,但凡有一点进步,先生总会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这使我对学习充满信心。

先生对上课要求很严,从八点半到十二点半,很少有课间休息。有时候,我不忍心先生太劳累,主动要求下课,但这个难得的课间又成了谈博士论文选题的时间。在前三个月,先生从来不让我提论文。随着学习内容的加深,先生在课间时常提及。先生分析我最初的选题说:“选题面太广,难以深入下去;文献太多,难免有疏漏;不能揭橥经学研究的本质问题。”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又选了“清初三大家《诗经》学研究”,先生说,三先生在《诗经》学方面的成果的量和质并不一致,放在一起研究难免轻重不一。先生指导学生总是循序渐进,他从来不直接给出选题范围,直到我选出“王夫之《诗经》学研究”后,才得到先生的认可。课间虽短,但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

先生的教学没有课内与课外之分,为了在短时间内强化我的《诗经》学基础,先生让我参加了《诗经学大辞典》的校对工作。在我从师学习的第二周,先生就把校对的活儿派给我了。“历代诗经学史”是《诗经学大辞典》中分量最重、内容最多的一部分,大多出自学界老先生之手,很多论述读起来深奥难解,加上涉及范围之广、使用文献之多,让我手足无措。我提出想和校对“现代《诗经》学”的老师调换,先生却笑了笑说:“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任务,相信你能行的,只要认真去查阅资料,就能校对好。”我只好悻悻地收起资料,硬着头皮把活儿接了下来,心里却叫苦不迭。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辛苦。每天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外,校稿是压在肩上的重担。从先生家带来的书籍满足不了需求,我到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料室去查找文献,好在有曹老师和资料室寇淑慧老师的帮助,能找到一部分资料,另一部分资料是向母校的师弟师妹们求助所得的电子书。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书稿校对任务,也终于体会到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如果不是先生坚持,我差点放弃。如果没有这次校对,我对《诗经》学史的了解仍是一知半解。一次难忘的学习经历,不仅夯实了我的《诗经》学史基础,也磨炼了我的意志。虽然,我努力认真校对,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以及资料不全,校对稿中难免有未校出的错误。《诗经学大辞典》出版后,我在阅读中发现了好几处问题,实在愧对先生,也愧对学者们。我小心翼翼地把发现的问题指给先生看,等着挨批评,我真希望被先生狠狠地说我一顿,也略减愧疚。他却安慰道:“一本书中有几个错别字,在所难免,只要你用心了,就不要过多去计较,吸取教训就行。”我深知,耄耋之年的先生在这部书上花了太多的功夫,它不仅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也凝聚着《诗经》学界诸多先生的心血。可是,因我之故,使这本原本很完满的巨著有了瑕疵。先生说:“你以后要记住,文章或者书,一旦发表或出版,错误抠也抠不了。”这件事使我终身受益,从此,我做事一改以往的粗疏和马虎,凡事尽量做得完善,少留遗憾。

从夏师学习的日子里,有许多快乐与幸福相随。坐在先生的身旁,听他讲课,娓娓道来,如沐春风。先生授课,从来不看准备好的讲稿,讲起《诗经》与《诗经》学史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他讲《诗经》以作品带史,通过文本分析,探究蕴含在其中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先生善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譬如对一首诗中某一个字的含义,先生会列举很多学者的解释义,几乎每一家的注解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我从书架上取下某书,一一核对,丝毫不差。他从不囿于一隅,也不泥于古。先生的书房名为“思无邪斋”,出自《诗经·鲁颂·駉》。有一次我问先生该做何解,他先让我查看原诗,然后阅读《郑笺》《正义》中的解释。《駉》是一首赞颂鲁僖公马政的诗,共四章,每章最后两句分别是:“思无疆,思马斯臧。”“思无期,思马斯才。”“思无斁,思马斯作。”“思无邪,思马斯徂。”先生说:“若贯通诗意,‘思无邪’应与‘无疆’‘无期’‘无斁’相呼应,不能简单理解为‘思虑纯正’。孔子赋予诗教内涵,另当别论。”先生又讲了于省吾《诗经新证》中对“邪”的解释:“应读作圄,圄通圉。……然则无邪即无圉,无圉犹言无边,无边指牧马之繁多言之。” 这一观点与郑笺、孔疏之解释相去甚远,令我茅塞顿开。先生又说:“认真研读原诗发现,从第四章所押的‘鱼’部韵可以判断出‘邪’的读音应为‘xu’,于先生用音转法来解释。”先生又让我读《诗经·邶风·北风》,每章末两句为“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其中的“邪”,《郑笺》云:“邪,读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仪虚徐宽仁者,今皆以为急刻之行矣,所以当去以此也。”参验二者,其意自明。先生从不急于给出答案,指导我自己查阅资料,抽丝剥茧后得出结论,这种学习过程有收获,亦很享受。

先生每每讲到动情处,会哦吟诗篇。印象最深的是讲到《秦风·蒹葭》时,先生说年轻的时候曾到过甘肃、陕西,目睹过《蒹葭》所描写的苍茫萧瑟的情景,他拖腔哦吟,顿然间,古韵在书房里弥散开来,第一次感受到吟诵的美好,沉浸其中。先生讲授《诗经》的方法十分灵活,他往往融史学、地理学、文化学、诗学为一体,讲起《诗》来视野开阔。先生讲《诗经》学史,从《诗经》学的概念和学术意义入手,以诗教传统作为立足点,从经学与文学两条线开展,探本溯源,选取经典著作,择其精要,旁征博引,将历代《诗经》学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脉络清晰地展示出来,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诗经》学史因所涉历史漫长,学术思想繁复,成果众多,讲授起来颇有难度。先生之所以选择每一时代的代表性著作,意在以重点著作为统摄,用先生的话说,这是“擒贼先擒王”的战术。这一“战术”也体现出先生的学术思想,他主张要研究大家的大著作,才能有大成就与大贡献。

先生讲课既细致入微,又高屋建瓴,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他不仅有深厚的学养,而且有敏锐的学术目光,更有深沉的情怀。他对当代的《诗经》研究,既有充分肯定,也有些许担忧。他认为,当代《诗经》研究虽然呈繁荣之象,但缺少有分量的著作和总结性的成果,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是需要有一本集大成的《诗经》注本,其目的在于将从古至今的每一种注释,用现代的科学观予以校验,汰劣存优,便于人们学习;二是需要一部广采博纳的《诗经》学史著作,在吸纳百家学说的基础上,厘清各个历史阶段《诗经》学的发展情况,梳理重点作品,提取重要观点,在较宏大的学术视野中,构建完整的《诗经》学风貌和《诗经》学史的历程,该著作应具备资料长编的性质,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正是这样的宏愿促使先生孜孜不倦,不辞辛劳,先生主持完成的《诗经要籍集成》(初版与修订版,42 册)皇皇巨著是先生信念和理想的见证。年近 90 高龄的先生又率领学界专家撰写了《诗经学大辞典》(上下册),堪为当代《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先生不仅是学界大师,而且是著名的诗人,他对诗歌创作与欣赏见解独到,我有幸课余偶有耳闻,增益颇多。1940 年 3 月 15 日,先生在《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生路》上发表记述徐州突围事件的 350 行长诗《麦丛里的人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及诗歌,先生兴致勃勃,从古体到格律诗到新体,从词语到声韵,从节奏到神韵,从文学到审美,撮要撷精,滔滔不绝。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对我的诗词作品的评价,他说:“你的作品写得很规范,有古雅之气,如果放到唐诗宋词里,很难区分。”我以为这是先生给予的褒奖,欣喜不已。然而,先生讲起江西诗派的点铁成金和脱胎换骨法,他说:“写诗化用古诗句、用古诗意境未尝不好,但要做到脱胎换骨,有风骨,有表现力,尤其有现代感。诗歌要反映时代,要写出现代人的情志。所谓‘诗言志’‘诗缘情’,就是每个诗人所处的时代,有该时代的思潮和文化,用传统诗歌的形式去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才是诗歌的意义。”先生一语中的地指出当代古体诗创作的弊端,也指出了我的问题。当然先生还是给我留了足够的面子。其实,他说“放在唐诗宋词里看不出来”一句评语,包含两层含义:肯定诗有古雅之风,但缺乏时代特色。有一次,我将自己未见先生前写的一首诗给他看,原诗如下:

早知燕赵有奇人,传布诗经四海闻。
仰止高山望明月,泽彼泉水润苦心。
十年追梦金诚至,千里求学情最真。
化雨春风沐新树,夏师懿范大雅存。

先生给了一句评语:“似出他人手。”这“他人手”意味着这首诗缺乏个性。先生倡导诗歌要有个性——有个体精神,有时代感,他的《思无邪斋诗抄全编》即是先生一生的经历与生命体验的结晶。

先生视我如己出,舐犊之情终生难忘。每次上完课,先生总会留我吃饭,夏凤姐姐每天中午换着花样做饭。古人言:“一饭之恩,千金以报。”先生对我的深恩大德,今生难以报答。先生期望我学业有成,奖掖批评,多有提携之恩。但凡有学者来拜访或逢学术盛会,先生会特意把我介绍给学者们,珍爱鞭策之情溢于言表。河间是《诗经》的故乡,是我神往的地方。那一年因雾霾严重,未能成行,先生却时常念叨。2013 年 11 月中旬,先生因病住院,我去探望,先生和田国福兄长取得联系,安排曹老师陪我去河间,参观“诗经斋”,拜谒毛苌墓,探访诗经村。2013 年初,待我确定论文选题后,在一个寒冷的雾霾天,先生带我去师大文学院资料室。先生坐在椅子上,对寇淑慧老师说,某本书在某书架的第几排,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刊物到大陆资料,如数至宝,丝毫不差,我惊讶地看着先生,寇老师说:“这些是夏先生以前读了很多遍的书,几乎都印在先生的脑子里了。”先生不仅教我读书学习,也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事无巨细,反复叮嘱。跟从先生受业的日子,是我今生少有的幸福时光。

时光匆匆,转眼间告别在即。临走前,先生把他珍藏的许多著作赠送给我,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用心签字署名,不同的书上签上不同的赠言,字里行间写满关爱与鼓励。如今每每翻阅先生的赠书,目光总会停留在这些温暖的赠言上,看着先生写的字,音容笑貌如在目前,令我感伤不已。我从师先生,没交一分学费,没买一件礼物,却得到了恩师如父般的厚爱,在先生生前却未能报答恩师,成终身遗憾。


夏传才先生与纳秀艳老师合照

临别那天,天气寒冷。曹老师一大早来到了先生家,吃完午饭,姐姐帮我收拾行李,先生喊我到书房,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人活着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跟先生相处久了,他知道我性格内向懦弱,临别赠言中有先生对我的不舍和不放心。我不能在先生面前哭,不想让年迈的先生伤心。但是,终究没有忍得住。临走时,我跪在先生面前磕头行礼,感谢先生之大恩。先生抚摸着我的头说:“自古国士多离别,回去抓紧写论文,早日毕业,相夫教子。记住,在石家庄有你的家!”到这里,我实在写不下去了。与先生的离别,成了我今生不愿多去回忆的时刻,我无法忘记先生忧伤的眼神和满目的苍凉以及无限的期望。

辞别后,和先生的联系从未间断过。在写论文的那段时间,但凡遇到问题,辄请教于先生,总能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当先生收到我寄送的论文后,细心审阅,多次给我打电话,多有褒奖,也指出了存在的很多问题,言语间流露出恩师的殷切希望和鼓励。先生为了激励我早日将论文出版,提前写好序言,惠赐于我,序中多有肯定,更有期待,希望我写一本别具一格的船山评传。这些年来,惰性日盛,加之生活工作等原因,先生的心愿并未能完成,愧疚不已。

先生治学勤勉,孜孜不倦,成果频出。每次去看望先生,他都会送我新著,《诗经学大辞典》、《诗经要籍》(修订版)、 《不学诗,何以言》 (2015 年 10 月版) 《诗经一瓣留余香》 (2016 年 4 月版) 等。恩师年事已高,几十年弦歌不辍,覃思精研,笔耕不已,日夜伏案,积劳成疾,尤其眼疾愈甚。真难想象他老人家克服了多少困难,以何等之毅力完成每一部著作,他以身作则,而我却乏善可陈,这使我愧疚、羞赧。

2015 年 11 月 16 日,我借出差之机去石家庄看望恩师,听先生教诲,也有畅谈。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紧迫感和时代感外,是对我的敦促和鼓励。不曾料到,那次竟然是我与先生的最后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听恩师教导。

2017 年 2 月 5 日,接到姐姐的电话,告知我先生病危。6 日晨,坐高铁至兰州转乘飞机赶往石家庄。虽然兼程辗转,无奈山高路远,仅差三个半小时,我未能赶上见恩师最后一面。我在正定机场的廊桥上失声痛哭,纵然长歌当哭,从此何处寻我如父恩师!那一天,13 时零 6 分,世界上最疼我的恩师走了。

自古经师易得,而人师难求。先生为一代学人之楷模,他为人治学的精神、博大深厚的情怀,值得我们追思学习。学生时代的先生,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不负青春韶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辛苦耕耘,成绩斐然,桃李满天下。先生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紧迫的使命感,他热忱真挚,严谨扎实,在治学和为人方面均受人敬重。  

先生致力于《诗经》研究,敢于担当,肩负使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夏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以《诗经》研究见称于世,夏先生创建并领导中国《诗经》学会,为中国《诗经》学的发展鞠躬尽瘁,如果没有先生,近 30 年的《诗经》学史肯定需要改写。”这是学界对先生的准肯评价。先生目光敏锐,视野开阔,著作等身,富有开创性和典范意义,他的《诗经语言艺术》是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的代表作,《二十世纪诗经学》则是以全新的、开阔的视野对当代中国《诗经》学研究的概括和总结,既体现出先生对《诗经》研究传统的继承,“又启示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即“多元的、多学科和跨文化的、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多模式的研究”(夏先生语) 。他主编的《诗经要籍》和《诗经学大辞典》更是集大成之作。

学界有大师方有大学问,有道夫先路者方有踵武之后学,方能共襄一代学术之盛举。先生曾说衡量大师的标准是要学贯中西,贯通古今,要建立一种学术体系,能够提出新思想,先生一生即以此标准为人、治学。夏先生为《诗经》学之大师,耄耋之年肩负责任,不计个人得失,成就卓然,懿德赫赫,泽惠学林,为人誉传。2018 年 1 月 28 日,在由中国《诗经》学会主办、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夏传才先生追思会上,刘毓庆教授说:“夏先生不仅有远大的学术眼光,而且有一般学人所不具备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因而使中国《诗经》学在近 30 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 先生的弟子,现任中国《诗经》学会会长王长华教授说:“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奖掖后学的事迹,是后学学习榜样。而先生为人、做事、做学问都具有典范意义。”

岁月悠悠,往事如昨。回忆跟随先生学习《诗经》的点滴,翻看恩师赠书、签字、听课笔记,睹物伤情,不禁泪眼迷蒙。叹我恩师大半生遭遇坎坷,英壮之年流落蹉跎,受尽磨难,令人扼腕。念我恩师一生光明磊落,勤勉自学,淡泊名利,泽惠学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使人敬仰。遂集万千情思,学填《蝶恋花》一阕,以寄思念:

虐雪终风寒彻遍。念我恩师,怅望无由见,人道蓬莱仙道远,烟霭袅袅神难辨。著述一生写夙愿。思量几番,自是功名浅。耿耿银河萦夜眠,星残月冷水幽怨。

今生能有幸跟从夏师学习,领略大师风范,愿与同仁续焰传灯!“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悲恸之情难抑,深情难表!

燕赵初春风满地,摧煞嘉木万树悲。
潇潇易水寒波起,荡荡长空云暗飞。
一代尊师驾鹤去,三千桃李染寒霏。
伤怀纵使无人诉,心愿莫将变烬灰

作 者:纳秀艳,文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理事,青海省全民阅读推广人。著有《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来 源:《名作欣赏》2020年第4期【精神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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