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为谢冕画像

谢冕教授家的书迅猛地膨胀。当我来到他那显得窒息的书房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向来号称整饬的谢冕连过道里都摞着高及胸口的杂志。而他那书房则成了书堆的峡谷，我只能像海底的鱼一样侧着身子进去。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他宣布拒绝买书了。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愤激，我没有细想。

倒是想起来他在香港报纸上的文章，说是他需要一个书斋。当时我正在香港。觉得很是奇怪。内地的教授固然比较贫寒，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多多少少有一点例外。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地可以轮流到日本或者中国香港、澳门大学讲学。只要去一两年，就有足够的钱买下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又听说，有一次，北大中文系已经安排他去澳门大学中文系当系主任了。可是人们说，谢冕觉得这么长的时间，离开内地的诗坛，是不负责任的。那时，正好他的弟子张颐武先生在我那里。我就对他说，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一边叫着要一个书斋，一边又不肯出访。张颐武先生说：“为这个事，谢老师还认真考虑了两天两夜。”我说：“活该，谁让他傻乎乎！”

这次到北京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的答辩会，顺便就去谢冕家里玩玩。看到他那越发变得狭小的书房，不由得嘲笑他的糊涂。既然要书房，就该去日本或者中国澳门一行，考虑什么在国内的影响。

2019年冬天在福州，左一刘登翰，左二张炯，左四孙绍振

他哈哈大笑，说：“谢冕真是太重要了，中国简直一天都离不开他。”听这口气我才感到传言有误。便把张颐武先生如何说的，告诉了他。他更是大笑不已，说：“这简直是一个童话，绝妙的童话”。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不说，就是年轻的副教授已经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去过日本、中国澳门等地，有的已经去了两次。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和他商量过出访。谢冕夫人是我们当年的同学，她也笑着说，前几天倒是有一个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向系里领导打了个电话，说是除了他和谢冕以外大都出去当过教授了。我听了不由得愤慨起来，谢冕却哈哈大笑。对于这件谁也说不清的事，当中的阴差阳错，他显得相当超然。看他的神态，好像说的完全不是他的事，而是别人的事。

他似乎并不为空间的狭窄而过分烦恼，也许那些书们，都是他亲密的朋友或者臣民，早已和他一样乐天知命了。这使他引以为自豪，但是他最为自豪的倒并不是他相依为命的书，而是他养在三只笼子中的六只小鸟。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每一只小鸟都有一个“故事”。我知道他不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永远都是兴致勃勃，永远着迷。完全不像个六十多岁的权威教授。我顾不上去听他的“鸟故事”。那些被他当作珍禽的鸟们，虽然羽毛上有颇为可观的花纹，我却一眼看出来，不过是花鸟市场上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只的虎皮鹦鹉。其叫声以粗厉为特点，却一个个不识相，聒噪不已。我故意扫他的兴，说，这些虽然好看的鸟说起话来，老是像你一样兴奋，令我想起来阁下年轻时那个雅号鸭子。他就跑到鸟笼面前大声呵斥：“你看看，客人都怪罪了，你们还吵个没完！”说着把其中吵得最凶的一只轻轻地捉起来，抚弄一番。还一定要我也摸摸它的头。我不好扫他的兴，只好照他的吩咐敷衍一番。

他越发兴奋地说起鸟的故事来：其中一只是个花花公子，硬是把一只路过的妙龄小鸟勾引了进来。他说了那只鸟的样子和颜色，我只好装着记住了的样子。另一只鸟的传奇是，有一点特异功能，能把门栅用嘴巴提起来。有一次就这么自由散漫地溜掉了，停在门前的树上，他用笼子去引，它却岿然不动。等到他靠近一点时，它就飞得更高。这时，黄昏降临，谢冕的心都碎了，这只负心的鸟却绝情地飞走了。谢冕知道，它这一飞，就意味着死亡。因为家养的鸟是没有觅食能力的。用不了多久，它就会被饿死。望着那消失的鸟影，谢冕体验到了一场真正的生离死别。当夜风雨大作，为失去的鸟的忧伤之情，使得他和夫人一夜无话可说。第二天，夫人仍然不死心，说是出去看看，谢冕反正不抱希望，也就由她去了。

没想到，不久以后，夫人惊喜地大叫而回。手中捧着的正是那只丢失的小冤家。原来夫人走出去以后不久就听到一声熟悉的鸟叫。循声找寻了一番，在一株小树底下，正是他们家丢失的那个顽皮鬼。

我说这是因为它的羽毛淋湿了，不能飞了，而谢冕却说，鸟的羽毛是不会淋湿的，是它调皮地在等待夫人去找它。

这可真是童话了。

谢冕又一次把鸟拿出来让我抚摸的时候，显然进入了童话的境界。现实世界的住房的狭窄，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是他的感觉，什么是童话的幻想，早已分不清楚了。

我想起了已故的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鲍昌先生的一句话：“谢冕永远是个儿童团长。”

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他又怀着深深的忧思。他为新诗当前陷入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派的幼稚模仿而感到十分忧虑。他告诉我，他已经写了一篇《新诗已经离我们远去》，表达他对新诗失去了使命感而感到忧虑。这一段文字将在《诗刊》上发表出来。我说，我早有这种感觉了。我也为《星星》诗刊写了意思差不多同样的一段话。临别时，我们紧紧地握手。

这时，我第一次非常明晰地感到，在他的心灵中跳动着两根弦：一根弹奏着充满了孩子气的童话色彩的变奏，而另一根上奏响的是充满了使命感的、成熟的学者的深思熟虑的主题。

后记

此文写于2002 年，谢冕不能出国的事，一直留在我的心头。直到2019 年，我们在一个会上又见面了。陪同他的老同学告诉我，当年不是日本方面没有邀请，日本教授拿着邀请函给他看，不知为何，却被否决了。那否决的人，有签名，却是我和谢冕的很好的朋友。我惊诧不已，谢冕却哈哈大笑说，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是一个心胸宽广到我辈无法想象的人，他的精神境界，也是我望尘莫及的。他从来口不言人过，只有一次讲到一个朋友的缺点。我说，你从来不在背后讲人的坏话，今天破例了。他听了，严肃地说，这是最后一次。二十多年，他以实践坚守了他的人生准则。正是因为如此，我一直奉他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作 者：孙绍振，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 源 ：《名作欣赏》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