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窗》（《人民文学》2014年第5期）是刘心武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高级工程师薛去疾与高级保镖庞奇之间的关系，极易让人想起杨沫《青春之歌》（1958）中余永泽和林道静的故事，都是一种讲述者和倾听者的关系，都是讲述西方古典小说的浪漫传奇，都让听者幡然醒悟并对现实处境深觉不满，并起意反叛。同样，结果也出奇地相似，林道静弃余永泽而去，庞奇则“用整个生命凝聚的怒吼”扬言着要先杀死自己的精神导师薛去疾。两部小说相隔半个世纪有余，这样一种隔代的相似是否意味着《青春之歌》中提出的命题又需重提？

在小说单行本（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的封面上，有一句形容这部长篇小说的话，说其是“二十年来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当然不是说刘心武二十年来就不关心现实生活，而是说在这部小说中集中了他二十年来对现实生活的系列思考。二十年来，刘心武的小说创作虽有过题材或形式上的改变，但自有其一以贯之的线索。而事实上，这二十年来他的中短篇小说并没有停止过对现实的观察、思考和探索。

自新时期以来，刘心武即以富有探索精神而蜚声文坛，但他的探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形式实验，虽然说他的小说也并不乏形式上的先锋性（如《五·一九长镜头》等）。他的探索有其始终明确的精神轨迹，如同他自己的话即“社会责任感”（刘心武、张颐武：《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谈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刘心武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的探索始终围绕这个意识展开，从其在《班主任》中所建构的“启蒙的思路”开始，一路向下，而至于《飘窗》，并无中断。这样来看，我们会发现，《飘窗》借薛去疾与庞奇之间关系的配置仍在重申启蒙的命题，只不过这时的启蒙，早已不再是当初所设想的知识者的启蒙，也不再仅仅朝向“社会启蒙的方向”，更非《青春之歌》中的革命启蒙，这里的“重申启蒙”毋宁说带有反思新时期以来的“新启蒙”乃至反思西方话语的倾向在内了。

启蒙的位置

小说取名“飘窗”，这当然与时下的新式建筑有关，但“飘窗”在这里更多是作为“启蒙”的“位置”而存在的。薛去疾透过这个窗户俯视众生，让他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感觉，而也正是这种优越感，让他飘飘然竟生出几许启蒙民智的冲动。他拉住庞奇向他讲解西方古典的浪漫传奇正是这一冲动下的产物。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也正是这一“飘窗”的“位置”决定了他的最终结局。“飘窗”虽能提供一种俯视众生的视角，但其实是与众生隔着一层玻璃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介入的、旁观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换言之，如果他能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姿态而并不介入具体而微的现实生活中去，他的这一启蒙“位置”或许并不会受到致命的摧折，但问题是，他并不是一个能与世隔绝的高人，他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优游自如。那么，一旦他进入现实中，并以一个俗世的俗人存在时，这一启蒙的形象如何保持？飘窗的位置是否还能帮助他建构启蒙的想象？

作为启蒙者的薛去疾，当然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可对于被启蒙者的庞奇，当他被启蒙后而对现实有所不满时，看到自己的精神导师最终也不免被现实淹没甚至沆瀣一气时，又会如何？这就涉及一个悖论。启蒙者虽能“启”他人蒙昧，却不能启迪自身。这样的启蒙，是否是真的启蒙？这是其一。其二，薛去疾的例子告诉我们，“启蒙”的价值正在于其不介入，在于高高在上的审视旁观。但如果启蒙仅止于此，是否意味着“启蒙”与生活存在距离和隔膜，或者说“启蒙”本身存在缺陷和不足呢？

另外，我们还要看看薛去疾和庞奇的身份。薛去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非《班主任》中张俊石式的班主任，他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那么，他又是如何成为启蒙者的呢？而且，庞奇也并非谢惠敏或宋宝琦式的“问题青少年”形象，庞奇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保镖。小说中，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于这样的启蒙对象，是否虚妄、可笑而不自量力？对他这样一介武夫，启蒙的意义何在？

庞奇以一介武夫表达的“杀人”恶誓，虽有指向社会问题的深刻内涵的一面，但在法治社会的今天，这与堂吉诃德式冲向风车的荒唐行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显然，社会问题的解决既不可能依靠某个个人，更不可能是武力或拳头所能奏效的，如果这时连启蒙都无能为力的话。

走出19世纪

小说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薛去疾用以启蒙庞奇的知识工具——书本。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本，因为首先，庞奇不是林道静式的知识青年，他只是一介武夫。因而对他的启蒙仅止于小说的故事讲述，而不可能把他引向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这里可以列一下书单：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孤星血泪》、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杰克·伦敦的《海狼》、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夏洛蒂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等等。

这里当然可以说是在讲述19世纪的故事，但薛去疾身处的是21世纪的今天，两个世纪的交汇，让人想起理查德·卡尼的话：“某人某地某时突然想到要说‘很久很久以前’，说出这样的话来，就是在听众的想象中点燃了篝火。故事来自经验的点点滴滴，将过去发生的事与现在的事联系起来，将它们撒入一系列可能性之中。”（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换句话说，这是试图以19世纪的经验和解释模式阐释21世纪的现实的潜在努力。

但我们也知道，庞奇终究是一介保镖，对他的启蒙，只能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展开，庞奇不可能做到启蒙所包含的反思与反省。对庞奇的启蒙只能是单向度的宣谕。薛去疾的做法是，动之以情，然后晓之以理。在听了《悲惨世界》后，庞奇的反应是：“对书里穷人遭罪的同情，咬牙捏拳，对书里男主角冉阿让的崇敬，击掌抱拳，他的感动，从眼睛的反应来说，没有阳光，只是喷火。”见到这种反应后，薛去疾“就跟他讲到平等、公正、尊严、自由、正义、人道……一直分析到谅解与宽恕”。我们再来看看，被启蒙后，庞奇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是用他听来的西洋古典小说，征服了女大学生努努。第二件事，是在和努努恋爱以后，立意要结束保镖生涯，离开老板麻爷，过正常人的生活。第三件事，是解救他弟弟和他家乡来的进京上访者，并扬言要杀人。

对于前面提到的这些古典小说，我们应该看到，其作者如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总体上构成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革命的年代”中“将自古典思想传统推向反对资产阶级结论的那些人”（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资本主义物欲膨胀的批判，以及对物质追求之上的精神追求的肯定。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框架是这些小说的核心所在。从薛去疾对庞奇启蒙的方向来看，他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的。所谓“平等、公正、尊严、自由、正义、人道”以及“谅解与宽恕”等，都是在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批判的基础上的某种精神提升。换言之，所谓“平等、正义”之类的“普世价值”是有其所指的。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革命的年代”，其实也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资本主义最蓬勃发展，但也最为罪恶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既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也是其与当前现实中国具有对接和耦合的地方。当前中国社会生机勃勃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发现，刘心武借古典主义所启蒙庞奇的，正是对现实的批判。

显然，这与刘心武在新时期之初的启蒙诉求明显不同。新时期之初，刘心武在《班主任》中所建构的启蒙，来自对“四人帮”及“文革”的批判，与对知识的启蒙主体的充分肯定。具体而微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个人私生活的问题，诸如“爱情问题”“个人定位的问题”“个人财产的问题”（刘心武、张颐武：《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谈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常常是启蒙思潮所欲揭发并力图改造的；相对而言，《飘窗》中的启蒙针对的却是整个“后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整体乱象。这是没有现实针对性的。这样也就能理解，庞奇在离开打卤面街一年后扬言要杀人时，这里的“人”却是模棱两可没有具体所指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如二锋、糖姐、薇阿、麻爷等都是庞奇所可能报复的对象，但又都不是的原因。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说《飘窗》中的批判式启蒙所针对的是社会整体乱象（就像小说中打卤面街的麻爷、顺顺、二磙子、赵聪发、夏家骏等芸芸众生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混乱），那么庞奇的个人英雄主义就显得荒诞而荒谬了。显然，从这个角度看，薛去疾似乎并没有错，错只错在庞奇以个人英雄主义对抗整个社会的堂吉诃德式的时空错位。此外，问题还在于薛去疾的启蒙，是一种故事的讲述方式。故事的启蒙方式，终究只是一种隐喻方式，其起承转合与现实并不等同。庞奇看不到这点，而把现实的隐喻同现实等同起来，其错位自然不可避免。但这仅仅是庞奇个人的过错吗？

小说中其实还另有一个关于“启蒙”的故事，那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夏家骏对青年女性钟力力的“启蒙”。只不过夏家骏不同于薛去疾的地方在于，他的启蒙目的明确而实际，不像薛去疾那样务虚。夏家骏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钟力力的身体、她母亲的钱，以及通过她而搭上某位要人，故而他的启蒙方式也就不难理解。其中诸如现代派、后现代派、荒诞、魔幻、解构平面化和无意义，等等，这些所谓反现代性或“后学”资源，其目的正在于撕毁古典主义的表面（或可以说是虚伪）的面纱，而为其实际的目的服务：一切既然都是“无意义”，目标之后的现实本身也即实际上的物欲、享乐、当下云云就似乎顺其自然了。

小说中出现19世纪的古典小说，并不是引导我们重新思考19世纪，而是以反思启蒙的形式提醒我们面对今天的现实如何发言（而不仅仅是阐释）。既然今天的现实已非19世纪的启蒙主义所能解决，启蒙主义之后的“后启蒙”，即所谓的“后学”等，是否有用而奏效呢？小说通过夏家骏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后启蒙”的目的只是为了实利或肉体欲望的满足，这样的“后启蒙”不论其标榜的所谓的颠覆、解构甚或无意义看似多么有力而有理，同样也是荒诞甚至可耻的。这样的标榜相比薛去疾那些大而无当的启蒙，又有何区别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夏家骏和薛去疾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两种“启蒙观”，更是两个世纪的重叠。两个启蒙故事呈现或指向的其实是两个时代，一个代表19世纪，一个代表21世纪（或20世纪末）。也就是说，小说中以两个启蒙故事的共存表明不同时空的现实重叠。面对今天的现实，薛去疾讲述中的那些19世纪的宏大命题虽显得可笑而天真，但是否意味着宏大命题本身就已经失效呢？就像韩毓海提醒我们的那样，之所以出现19世纪的幽灵是因为19世纪曾许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旧存在（参见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178页）。但这一问题是被并置于21世纪的中国现实当中的。这样一种并置和错综复杂，既非19世纪的启蒙主义所能解决，也非解构或无意义所能消弭。今天的中国现实，亟待新的理论阐释和解决方案。这就是这部小说所呈现出的内在焦虑及其给予我们思考的地方。而庞奇那一声倾其生命所发出的喊声，正是这样的困惑：我们究竟该怎么面对今天的现实？

面对现实提问的能力

事实上，在这部小说中，还有一种声音，那就是何海山所象征的激进思潮。何海山的形象，容易让人想起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中的精神病人大宝和余华《往事与刑罚》中的刑罚专家，这些形象作为现实的“冗余物”，时刻提醒着世人（读者）勿忘那段阴暗历史的存在。但刘心武似乎无意于在这部小说中反思历史，相反，刘心武倒显示出超越（当代）历史以进入文化的努力。小说中薛去疾通过一个碑文一出戏剧，想沟通或进入打卤面街远古历史——相对于“文革”史而言——的深处，即是这一努力的表征。反思历史并不是刘心武写作这部小说的本意，虽然反思“文革”前后的历史是刘心武自《班主任》《黑墙》《四牌楼》以来一直的诉求。在这里，何海山的形象，与其说是现实的“冗余物”，毋宁说是现实的“症候性”存在，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现实问题的峻急与严重。

面对薛去疾，何海山曾发出这样一连串的质问：

我把国有资产变个戏法就成了自己私人的吗？我一人得道，就鸡犬升天了吗？把儿子送到美国入美国国籍了吗？我包二奶、养小三了吗？我在外国银行里存钱了吗？我一顿饭就花他妈的三五万了吗？

何海山以他“文革”式思维发起的针对现实的激烈批判，虽说显得狂热而情绪化，但却并非没有道理。剥去何海山历史残余的一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何海山的意义（包括他的行为和质问）正在于以夸张的形式呈现现实中突出而不可忽视的问题本身。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身处混乱不堪的现实中，像这样的质问，除了何海山之外，又有谁能有呢？现在的人，如果连质问现实及其提出问题的能力都荡然无存，又如何改造现实？可见，启蒙如果不能面对真正的现实问题发言，这样的启蒙就像薛去疾所显示的那样，倚靠飘窗，冷眼旁观，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也不必要的。

但若以此认定刘心武是在批判现实，则又可能是对刘心武的误读。现实批判在最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余华的《第七天》（2013）、盛可以的《野蛮成长》（2014），乃至阎连科的《炸裂志》（2013）都属于这样的小说。就小说的写作及其技巧而言，要做到现实批判并不难，难就难在要在现实的批判当中融入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盛可以在《野蛮成长》中通过对几代人的成长叙述反思批判现实，但其总是随意或无缘无故地安排主人公们纷纷赴死，不免给人以日常生活被刻意戏剧化的感觉，似显夸张。余华的《第七天》虽于荒诞冷寂背后暗含批判，但这样的批判却也仅仅表现在技巧或机巧上，并没有多少深度可言。而阎连科的《炸裂志》则又因其寓言性预设，也同样缺少现实思考的深度。这些小说虽写得都很震撼，有很高的艺术品位，但却不能把现实批判再向前推进。相比之下，刘心武无心现实批判，反倒把对现实的批判推向深处。这是《飘窗》显得格外有力的地方。

刘心武的小说作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却并非现实批判：现实批判从来都不是刘心武小说的写作意图。他的很多小说，往往只能视为社会分析小说，而非现实批判之作。这部小说虽说是作者“二十年来首部现实主义长篇”，有接续《栖凤楼》和《四牌楼》等小说的传统，重回问题写作脉络的倾向，但这种重回却并非重复。刘心武自新时期以来即以问题式的小说写作著称，《爱情的位置》《这里有黄金》《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等，都是这样的作品。问题意识是刘心武小说的起点，他往往沿着这一思路往前回溯，力求探寻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历史背景，其长篇《四牌楼》和《钟鼓楼》最为典型。这一溯源，使得刘心武的小说具有了文化内涵，因而像《钟鼓楼》等小说一样也常常被视为市井小说或文学/文化寻根的代表被列举。这部小说却又不同于作者此前的问题式小说的写作。因为，在刘心武的问题式写作中，溯源到后来，常常止步于“人性”的反思批判、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人道主义等“人”的命题上，《四牌楼》《栖凤楼》即如此。《飘窗》中虽也提倡所谓健康“人性”，但此时的“人性”却不再仅仅是启蒙特别是西方19世纪古典小说的范畴。《飘窗》中的问题式回溯，显然并非重申启蒙，而毋宁说是展开对启蒙的反思。薛去疾反讽式的结局，即是明证。

虽然说，现实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其时代的症候，但此时的社会问题却非思想上的启蒙所能解决；同样，仅仅止于批判也似乎无济于事。在这部小说中，刘心武仍延续了其社会反思的思路，只不过这时他不再仅仅是反思历史或现实，而是在反思启蒙及其限度甚至出路问题。

知识分子与启蒙的限度

小说中还有尼罗和覃乘行的形象值得注意。一个是旅美回国的所谓“爱国”知识分子，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批判知识分子。小说中有过他们二人的争论和正面交锋。他们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当前语境下知识界的现状。反讽的是，覃乘行提倡回到古典，追求民主，但他自己却对反对他主张的人极其专制粗暴。而尼罗虽然大谈特谈“爱族主义”，其实却也只是个利己主义者，其“爱族主义”的倡导不过是为了博取象征资本的手段。这两个形象包括前面的夏家骏，让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界的虚妄和虚伪。

在小说中，薛去疾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充其量不过是专业知识分子，但作者/叙述者却把启蒙庞奇的重担——且不论这种启蒙多么的荒诞——赋予他这样一个非有机知识分子，说明了什么？事实上，小说中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夏家骏、覃乘行和尼罗等即是。小说舍彼而取此，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叙述者对知识界的普遍失望。在刘心武的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是其塑造的主体，但知识者的形象却屡有多变，其新时期早期的小说（典型即《班主任》《这里有黄金》等）中，知识者崇高的启蒙者的位置，随着作者社会分析和反思的深入，在《栖凤楼》《四牌楼》等小说中遭到严峻挑战，知识分子的软弱、伪善及其色厉内荏等性格特点逐渐彰显，至于《飘窗》中，这一启蒙者的身份虽有重建的倾向，但其实是从另一个层面思考知识者的现实出路及使命问题。如果说，刘心武在此前的多部小说如《风过耳》中，还是在精神的层面从社会分析和反思的角度探讨知识者的多面性的话，那么到了《飘窗》，对知识者的塑造则带有指向或面对现实问题发言的形而下的意义了。薛去疾不能面对现实发言多少还值得同情，毕竟他并非有机知识分子，而像夏家骏、覃乘行和尼罗等人，一个个看似高蹈，实则虚伪透顶，这样的知识界则真正让人感到绝望。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提问，更不能提供阐释现实的有效理论，其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何在？

虽然说薛去疾——其实也是作者刘心武——对庞奇这样一介武夫启蒙并寄希望于他多少显得荒唐而荒谬，但他比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却不知好过何止千倍。可以说，他（包括他的未婚妻努努，努努是他的陪衬）是这部小说中唯一可以算得上是作者肯定的正面人物。现实世界的混沌及问题重重与知识理论界的苍白无力间的鲜明反差，是这部小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和困惑。庞奇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固然如堂吉诃德般荒唐可笑，但总比一边空谈清谈，一边不影响其享受的那些知识分子有用得多。对于我们的时代，不是庞奇这样的人太多，而是太少。在没有更好解决之道的情况下，不切实际的行动者，总比虚伪的幻想者更有益于社会。

小说通过庞奇与薛去疾的对照，让我们重新思考启蒙及其限度问题。启蒙如果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仅仅是俯视而不介入，这样的启蒙有无意义？其对现实的总体上的批判，是否会与现实本身发生错位？此外，启蒙资源取自西方，这样的启蒙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是否具有阐释力和批判力？等等这些，都是这部小说所提醒我们思考的问题。现实以其驳杂、繁复和坚实且充满生机，显示出独特而诡异的面貌。面对这样一种现实，首先需要的并非批判或迎合这样的姿态，真正需要的，是建立阐释中国的有效理论，勇于且善于提出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其于现实，于崛起的中国，终究两隔，反而可能不若一介武夫！

作 者： 徐勇，1977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获得《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杂志发表文章200余篇，出版专著3部，编选作品1部。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工作。

来源：《名作欣赏》2019年第6期；原标题为：如何阐释中国现实，怎样反思启蒙——刘心武长篇小说《飘窗》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