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人物的情感态度。对《万卡》中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和《瞌睡》里的十三岁小保姆瓦丽卡，他充满了温柔的爱意；对《苦恼》中的车夫姚纳、《歌女》中的帕莎和《风波》中的家庭教师玛申卡，他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同情。在《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查问》等作品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契诃夫对权力的腐败、对权力导致的精神扭曲和内心恐惧

的批判态度。在《套中人》《变色龙》和《普里希别耶夫军士》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病态的奴隶人格的尖锐嘲讽；在《第六病室》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愤怒抗议的契诃夫，他不满、控诉、诅咒，显示出对令人窒息的专制和黑暗的彻底而决绝的批判精神和挑战姿态——他在用尖锐的形式揭露俄罗斯可怕的现实，预言它不祥的未来；在《站长》《丈夫》《磨房外》和《冷血》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契诃夫对无耻的贪欲和可怕的冷漠的斥责。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作者一方面嘲笑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虚荣心和小市民习气，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照赞美了平凡而伟大的奥西卡·德莫夫——科罗斯捷列夫，评价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这是一个善良、纯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其实，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作家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即使在《吻》《宝贝儿》和《薇罗奇卡》这样的作者态度看上去似乎很淡漠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作者对人物惆怅、伤感心情的深刻理解，对他们无助、盲目生活的深切体察。他跟自己的人物一起痛苦，一起承受内心的希望和绝望所带来的欢乐和煎熬。例如，在《薇罗奇卡》中，当薇拉倾吐着她的爱情，当她向奥格涅夫诉说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契诃夫的心情与她一样难受。她说：“我受不了这种永远不变的安宁和没有目标的生活，受不了我们那些没有光彩的、苍白的人，他们彼此十分相像，就跟水滴一样。他们亲热，和善，那是因为他们都吃得很饱，没有受苦，没有斗争……我倒巴不得住到又大又潮的屋子里去，跟人们一起受苦，受工作和贫困的煎熬。”某种程度上讲，薇罗奇卡的话，就是契诃夫自己的话。他反对那种庸俗的、懒惰的、利己的、缺乏目标感的生活，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契诃夫曾在著名的《尼·米·普尔热瓦利斯基》一文中，以一种充满热情和力量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那种生活以及追求那种生活的人的赞美：“在我们这个病态的时代，在懒惰、生活的苦闷、信仰的缺乏正在侵袭欧洲社会的时候，在到处盛行对生活的厌恶和对死的恐惧这二者古怪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甚至最优秀的人也无所事事，借口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而为自己的懒惰和放荡辩护的时候，建功立业者就像太阳一样必要。他们是社会上最富有诗意和生活乐趣的中坚分子，他们鼓舞人们，安慰人们，使人们变得高尚。他们的人格乃是活的证据，向社会表明除了那些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进行争论的人，由于烦闷无聊而写些不高明的中篇小说、不必要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以否定生活的名义放荡堕落的人，为混一口饭吃而做假的人以外，除了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心理变态者，耶稣会教徒、哲学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外，还有另一种人，一种建立功勋、信心坚定、目标明确的人。如果文学工作者所创造的正面典型是有价值的、能教育人的资料，那么，生活本身所提供的同一种典型的价值就无从估计了。在这方面，像普尔热瓦利斯基这样的人就特别宝贵，因为他们的生活、业绩、目标、精神面貌的意义就连小孩都能理解。事情永远是这样：人站得离真理越近，就越是单纯，越是容易被人理解。普尔热瓦利斯基在中亚细亚度过自己的最好岁月究竟为的是什么，这是容易理解的；他甘于遭受种种危险和困苦的目的是容易理解的；他在远离故土的异乡去世的凄凉情景，以及他打算在死后继续自己的事业，用自己坟墓使得荒原充满生命的两种愿望也是容易理解的……读着他的生平事迹，谁也不会问：这为的是什么？这是什么缘故？有什么意义？大家只会说：他是对的。”

事实上，契诃夫就是文学领域的普尔热瓦利斯基。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次才是自由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追求正义、真理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医生、一个小说家。他声援为含冤负屈的德莱弗斯辩护的左拉，认为“左拉整整长高了三俄尺；从他那封抗议信上似乎吹出一股清新的风，每个法国人都体会到：谢天谢地，人间总算还有正义，如果人们判决无辜的人，就有人出头打抱不平” 。还在 1897 年 2 月6 日致苏沃林的信中说：“无论怎样判决，左拉在审判以后仍旧会感到生活的快乐。他的老年会是美好的老年，日后他死的时候良心会平静，至少也会轻松……不管左拉怎样冲动，他在法庭上却仍旧代表法国的健全思想：法国人因为这个缘故才爱他……”同样，正因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契诃夫才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到萨哈林岛考察流放犯的生活状况，写出了令人震惊的《萨哈林岛（旅行札记）》。

利哈乔夫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巨大意义的正是教养。一个人越是具有知识分子的本性，他就越是追求教养。”我们在契诃夫身上，在他的作品中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教养。我们应该了解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优雅教养。这是一种几乎较少被强调的伟大品质，而正是这一品质构成了他的作品的更为内在的价值。

写作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教养，就是清楚地知道写作是一种为人类生活的完美化和文明化服务的事业，因此，作家要自觉承担起启蒙者和领路人的责任；或者，用契诃夫1892年11月25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的话说，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共同的标志”：“凡是使我们陶醉而且被我们叫作永久不朽的、或者简单地称为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走；您呢，不是凭头脑，而是凭整个身心，感觉到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目标，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阴魂也自有他的目标，不是无故光临，来惊扰人的想象力一样……其中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像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就迷住您了。可是，我们呢？我们啊！我们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再往前一步也动不得了……”他反对萨左诺娃来信中所表达的轻视“高尚而遥远的目标”的“绝望的哲学”：“谁真心地认为高尚而遥远的目标对人如同对牛一样多余，认为‘我们的全部苦恼’就在于寻求那些目标，谁就只得吃喝睡觉，或者等到这些事干腻了，就索性跑过去，一头撞在箱子角上……”

现在，我们知道了，契诃夫的小说经验并不是几个简单的教条，并不是由“不偏不倚”的“客观”和无动于衷的“冷漠”构成，并不是只强调追求所谓的“艺术性”。从全面和完整的意义上讲，在契诃夫朴素、“客观”的形式下面，还有一个伟大的意义世界，还有一种伟大的心情态度，其中充满了一种生活启示录式的世界观和目标感。无论他的行为中，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引领人和净化人的巨大力量:不要自私，不要虚荣，不要贪婪，不要粗暴，不要贪图享乐，不要崇拜权力，而是，要尽一切力量过上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就像他自己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然后，“在一个美丽的早晨醒来，觉得自己的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人的血了”。

阅读他的作品，接近他的思想，我们也许仍然会遭遇他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也许还会面对曾经折磨过他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与生活的意义、目标相关的重要问题上，他的思考和回答，都是诚实的、可靠的，我们会说“他是对的”，就像他当年在纪念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文章中最后所说的那样。

作者：李建军，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本文节选自《“大家只会说：他是对的”——论契诃夫》一文，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