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青年说:古典的回响与未来的文学”栏目 特邀主持:刘大先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里第一个故事,《春秋》经文里这干巴巴的六个字,被《左传》用七百余字详加讲述,可谓跌宕起伏,饱满盈实。而我则进而以为,“郑伯克段于鄢”甚至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故事。
这当然是说讲述故事的时间,而非故事讲述的时间。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诚然早在洪荒时代,但盘古见于记载,最早已经在三国时了;女娲在《山海经》里就有,但《山海经》可以看作是地理书,记事很简略,只讲了女娲是什么样子,事迹却没有,造人、补天也都是后来才有的记载。而且大家普遍认为,《山海经》成书最早也在战国中后期,本来也比《左传》要晚。《左传》之前的文献,传到今天的本来就不多:《论语》是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但主要是讲道理,很多条目相当有场面感,但还谈不上是讲故事;《尚书》是历史文献汇编,偶有记事,都非常简略,也算不上故事;《诗经》是抒情诗;《周易》是占卜书;真正记录历史的,大概就只有《春秋》。但如前所述,《春秋》经文的记事也太简略,重点在微言大义的褒贬,而不在故事的曲折婉转。只有《左传》,故事讲得详尽:有开头,有结尾,有细节。因而说《左传》里这第一个故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故事,大概不算太过荒谬。
那么中国历史上这第一个故事讲了什么呢?讲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讲的是一个家庭内部母亲与儿子、兄长与幼弟之间的矛盾纠葛,却同时也是政治秩序的混乱,是“春秋”这个乱世的开端。中国的历史讲述从这里开端是很有意思的,似乎盛世是无事值得一说的,而有了混乱,才有了历史。
“郑伯克段于鄢”的郑伯,指的是郑庄公。郑国是西周末年周宣王时代建立的一个国家,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郑国是伯爵国,因此郑国的君主称为郑伯。郑庄公的父亲是郑武公,曾经参与护送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因为这个功劳,郑武公作为郑国第二任君主的地位被周王室承认,还被赏了很多土地。他自己也争气,又从周边的小国夺得了不少地盘,为后来郑庄公时代小霸诸侯奠定了基础。不过郑国政治混乱的隐患,也从郑武公时代埋下了。——不是说郑武公有什么政治上的失误,而是因为他娶了一个老婆。
郑武公的嫡夫人是从申国娶的,申国的国君姓姜,因此《左传》里面称郑武公的夫人叫“武姜”。“姜”是她的姓,“武”是郑武公的谥号,古代的贵族女子嫁人之后就不再用自己的名字了,而只用姓氏,前面再加上另外一个字表示区别。这位武姜为郑武公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郑庄公。但是武姜生郑庄公的时候非常不愉快,是“寤生”。什么叫“寤生”?古人有很多讨论,有人说是生下来眼睛就睁得圆圆的,很吓人;有人说是当妈的睡着觉,孩子就生出来了,这听上去其实挺美好,但细想想,当妈的一觉醒来,多了个娃,确实也很容易受惊。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所谓“寤生”就是生产的时候孩子的脚先出来,这即便在今天产妇生产时,似乎也是很麻烦的情况。而两千多年前的郑国,医疗卫生条件和今天没法比,这种难产是很容易把妈妈害死的。所以可想而知,武姜第一次生产的经历是极为痛苦,也极为恐惧的。如果武姜是个普通的农妇,或许也不至于太矫情;可她是贵族啊!我猜她大概从小到大也没受过这么大委屈,所以她对于自己这个大儿子,从一开始就非常讨厌。讨厌到什么地步呢?给他取了个名字,就叫“寤生”。对于一个人来讲,这真是可怕的经验:我们想想,一个小孩取名叫“难产”,得有多难听?从小到大他一直被人这么喊,每喊一次,都会让这孩子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同时不断唤起母亲的痛苦回忆,这母子俩的关系怎么可能好呢?更何况,武姜不止生了这一个儿子,三年之后她又为郑庄公生了个弟弟,取名叫“段”,也就是“郑伯克段于鄢”的另一位主角。《左传》后面还有个故事,叫“触龙说赵太后”,其中赵太后就承认,女人是非常容易偏爱小儿子的,更何况大儿子还那么讨厌呢!所以武姜就很喜欢段,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居然向郑武公请求,要废黜大儿子寤生的合法继承人地位,让小儿子段继位。
这是个非常要命的请求,甚至我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请求,开启了春秋战国的乱世。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它动摇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就是说父亲的一切政治地位和财产,只能由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来继承,其他儿子没份。没份,你也不要争,不要想,这就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尽管可能小儿子比大儿子贤能,但是出生次序决定了你和国君之位没关系,你没有合法性。我们今天的人看这制度,大概觉得不合理:凭什么不让有本事的人来干?但是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本事,那就会胡思乱想,就会争,一争就会乱。一个家族乱,财散人亡;一个国家乱,政局摇荡,血流成河。所以这个制度尽管也许不利于发展,但是有利于稳定。只要人人安于自己的身份,天下就太平;后来春秋战国纷争不断,就是因为人人不安于自己的身份,周天子管不了诸侯,诸侯管不了大夫,大夫管不了家臣,于是天下大乱,孔老夫子对这事痛心疾首。而这天下大乱的肇始,就在这今天所见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故事里,就是因这位武姜生孩子时候的不开心导致的。
不过郑武公还是个明白人,不同意换储,武姜没有得逞。所以我们上文说这个故事讲的是“父不父,子不子”,那是冤枉郑武公了,其实是“母不母,子不子”。后来寤生终究还是即了位,变成郑庄公。但是郑武公死了,武姜这个当娘的最大,更不会消停了,开始折腾郑庄公。她去找郑庄公,说,把制这个地方给你弟弟好不好哇?郑庄公为难,说制这个地方啊,太险要啦,虢叔当年就是死在这儿的,要不咱换个地方好不好?制在哪儿呢?一般都认为就是虎牢关,但也有学者说并不是,不过相距不远,和虎牢关共同构成军事要塞。无论如何,这地方确实太要害了,南边是嵩岳的崇山峻岭,北边是黄河的天险鸿沟,东边是广阔平坦的黄河中下游平原——郑国就在这里——而西边则连通着东周都城洛阳,所以制这个地方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武姜这个要求的目的太过赤裸,有点过分了。因此郑庄公的为难非常正常,武姜倒也没有坚持,说行吧,那要不你把京这个地方给你弟弟?京在哪儿呢?在制和郑国首都新郑之间,其实规模更大,郑武公的时候就借助商人的力量把它建成了一座宏伟的城池,而且城里还有郑国开国君主,也就是郑庄公的爷爷郑桓公的祖庙,所以按道理说地位更高。但是我们翻看地图就知道,京这座城市建在平原上,附近只有一座孤山,离首都也很近,还被几座城池包围着,比起制来,就没那么险要了。所以郑庄公这次一点没犹豫就答应了武姜。段到了京,被称为“京城太叔”。叔是段的排行,太是第一的意思,据说管段叫“太叔”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因为他是郑庄公的第一个弟弟。但这个字冠在一个非国君亦非储君者的称号里,总归是叫人不舒服吧。
所以郑庄公的臣子们都很不高兴。有位叫祭仲的重臣就跟郑庄公说:一座城池规模太大,对国家可是个危害。一般来说,大的城市,规模不能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城市不能超过九分之一。你弟弟这京城,可有点不合规矩啊,恐怕是个麻烦。郑庄公听了,表示很无奈,他说:我老妈非要让我把他封那儿,我有啥办法?自己老大表现得这么窝囊,祭仲估计也很无语,继续劝说:你老妈贪心不足的呀!你还是早点想想办法吧!郑庄公这时候大概觉得再继续表演窝囊,人心会散的,所以正色说:没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
祭仲的预计当然没错,段在京城果然开始搞事情,让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同时既向郑庄公称臣,也向自己称臣;当然,赋税肯定也要双份。这就有点过分了。所以又有臣子坐不住,跟郑庄公把话说得比较狠了,公子吕就说:我的王啊,一个国家可不能有两个主子。您要是想把国家送给你弟弟,那我干脆去他那儿干算啦;要是您没这个打算,还是早点除掉他吧。郑庄公还是很淡定,说:没事,他自己就把自己玩死啦。于是段继续扩大势力,臣子继续劝,但是郑庄公也还是继续淡定,或表演淡定。直到终于有一天,太叔段控制了郑国领土的几乎一半了,修筑好了自己的城池,囤积了大量的粮食,积累了足够多的武器装备,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计划要袭击郑的首都了。同时当然也联系了武姜:准备兵临城下的时候,让武姜打开城门呼应他。郑庄公收到消息之后,终于一拍桌子:差不多啦!——派兵平定他亲弟弟的叛乱。形势果然如他所说,京城的老百姓并不亲附段,段后院失火,战场又失利,一路败退,逃到鄢这个地方。郑庄公又去攻打鄢,把自己弟弟赶出了郑国,段无奈躲在卫国的共。大概正是因为后来段一直待在共,所以史书上把他称作共叔段。
这个故事为汉语提供了一个成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而这个故事似乎也成为这个成语的最好注脚。多行不义而最终自毙的人,当然就是段;而郑庄公,则似乎一直用一种兄长的温情忍耐着自己的弟弟,直到忍无可忍。郑庄公的形象是如此宽宏,如此高大,而段和武姜的形象是那么骄横,所以这看上去是一个好人和两个坏人的故事。杜预、孔颖达、苏轼,以及今天的不少学者、读者,就都觉得郑庄公这人还不错。对历史故事与人物的理解当然可以推陈出新,见仁见智,但我更愿意努力去体贴《春秋》的微言大义。传到今天的《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但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删改,孔子删改它干吗呢?是为了让每一个字都蕴含褒贬。也就是说,大家普遍相信《春秋》经文里每个字都是有讲究的,这些字聚集在一起是记录了历史,但单独琢磨,还包含着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判断。我们管这个就叫作“春秋笔法”。理解春秋笔法并不容易,所以《谷梁传》《公羊传》《左传》都会去解释本经里用字的褒贬意思。而我们看这“三传”对“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的解释,几乎无一例外,没有认为郑伯是好人的。《左传》说,段是郑伯的弟弟,按照惯例,同一个母亲的弟弟是要说明的,也就是说至少要写成“郑伯克弟段于鄢”,但《春秋》没这么写,这是因为段的行径,根本不像个弟弟,不配做弟弟。那么哥哥就配当哥哥了吗?为什么称呼郑庄公为“郑伯”呢?这也是在贬低郑庄公。根据《谷梁传》的说法,只有杀了世子或者同母亲弟弟的国君,《春秋》记录的时候才不写正式的谥号,只称作某国君。而且《春秋》没写段的结局是出奔国外,因为“出奔”这个词,是用在有罪的人身上的,但是《春秋》的改定者认为,段固然有罪,可是郑庄公就没有罪吗?所以干脆不写。
但郑庄公到底有什么罪呢?他不是一直“温良恭俭让”吗?《左传》说,称呼他为“郑伯”,是“讥其失教”。也就是说,他的罪责在于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弟弟。现代人看了这个见解,恐怕也会不以为然:段固然是寤生的弟弟,但是弟弟要学坏,哥哥有什么办法?何况不是还有武姜在?寤生想要教段学好,估计也不可能吧。但寤生毕竟是一国国君和家族族长啊,而且做没做是一回事,有没有想过去做,又是另一回事。而如果对照《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我们就会赫然发现,《左传》所说的失教,也还是太客气了,另外两传的评价直接就说,寤生是故意失教,是处心积虑要杀掉自己的弟弟段,所以放纵他,让他势力壮大,同时让他的恶也壮大,从而一举歼灭,不留后患。这样说,就太惊悚了,寤生这个人就太坏了。
有没有道理呢?其实从《左传》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看出蛛丝马迹。譬如武姜向郑庄公请求要制这个地方,郑庄公特别说,虢叔可是死在那里的哦!虢叔是东虢的君主,他其实没死多久,正是寤生和段的父亲郑武公杀死了虢叔,并兼并了制这个地方。所以郑庄公提起这件事,也可以看作是威胁:不要以为占据了制就可以怎么样,我的父亲可以杀了虢叔,我也可以杀了段。而面对臣子的一再劝谏,郑庄公的淡定是对世间公道和子民忠心的信任吗?还是早有筹谋?需要注意的是,被编排整齐的文字,有时候会欺骗我们。“郑伯克段于鄢”在《左传》里是作为一个完整封闭的故事被集中讲述的,但实际上,郑庄公即位是公元前743年,段叛乱是在前722年。也就是说,郑庄公和臣子的几番对话,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郑庄公东伐西讨,岂是只窝在宫里和臣子对话,毫无作为?这期间他对于京,对于他的弟弟段,岂会毫无安排?作为春秋第一个臣服邻国,被称为春秋“小霸”的君主,他真的就相信公义胜过实力?这显然很难让人信服。只需要看一个细节:段打算袭击郑国首都,并与武姜相约里应外合,这理当是机密的事情,而郑庄公立刻便能知道他们约定的日期,可想而知,郑庄公在段和自己母亲身边,安插了多少眼线。段刚刚显露出骄纵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幼子受到了过分的宠爱,自出生就被亲生母亲冷眼相待的寤生当然不免怀恨——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这样长大的孩子心理会多么扭曲——但是这时候段的恶行还不足一死,杀之则郑庄公将陷自己于不义。于是他把段放在离自己不远,而且易攻难守的京,让他更加放肆。直到有一天,恶政已久而叛军出城,全天下都知道了他的恶,郑庄公再杀自己的弟弟,便有了合法性。《谷梁传》指出,有一个细节足以看出郑庄公想要杀自己弟弟的心情是何等迫切:如果郑庄公真是一个宽仁的哥哥,把段赶到鄢也就算了,鄢是郑国的边陲,已经很远了,寤生却还要追过去杀掉他,这就显然是有意要谋害弟弟了。
如果认识到了郑庄公的扭曲、阴险与城府,再看这故事的结局,或许会有另外一种感受。这故事有个著名的结尾:郑庄公把弟弟赶出了国,把自己母亲也关起来,并且发誓不到黄泉不见面,但是很快就后悔了。他的一个臣子颍考叔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要见你妈也很简单,你挖个地道,一直挖出地下河,这不就是黄泉吗?你在这地道里和你妈见面,不就没有违背你的誓言吗?于是就见了面,《左传》上说,“遂为母子如初”。这听上去非常温馨:妈妈和儿子吵了架,搞冷战,最终冰释前嫌,母慈子孝。可是细想想郑庄公的为人,想想他扭曲的成长历程,也想想他的母亲武姜几十年来如何对待他,就会发现,“如初”两个字实在太扎眼了:郑庄公从出生就被他妈讨厌,这母子俩的“初”,能好到哪里去呢?这“遂为母子如初”,不也就是回到过去郑庄公和武姜同住在王宫里,却各怀鬼胎、相互算计、面和心不和的状态吗?所以郑庄公的后悔,真的是因为思念自己的母亲吗?还是作为一国之君,感到驱赶弟弟、囚禁母亲名声太坏,不得不做一个样子呢?
作者:丛治辰,文学博士,执教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当代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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